安然（Enron）和自私的基因

在一家嬉皮风的餐馆外，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偶像。我朋友们都说，这地方常有好莱坞明星出没。那天我们正在用晚餐，四周突然黑了，大家纷纷散到街上。我发现站在旁边抽烟的竟是一个著名的电影明星，我们东聊西扯，还说我们落在餐馆饭桌上的饭肯定都凉了。多亏了2000年那次加利福尼亚州大断电，我才有幸一睹明星风采。15分钟后，人们回到餐桌旁，一切看似恢复正常，但刚才发生的事真让人永生难忘。

别误会，我指的当然不是撞见明星，而是亲眼见证了贪婪的资本主义上演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戏。这都要感谢得克萨斯州的安然能源公司，它们发明了一种搅和市场的新方法，那就是人为制造能源短缺事件，好让市价飙升。那些连着呼吸机的人怎么办？困在电梯里的人怎么办？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社会责任”四个字根本不在安然公司的字典里。他们可是听从了弗里德曼的教导，同时别出心裁地借鉴了大自然的智慧，为计策锦上添花。该公司的前CEO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当然他现在正蹲在监狱里——是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的大粉丝，他曾特意效仿“自然的法则”，在公司内部煽动你死我活的竞争。

斯基林组织了一个同行评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项让人胆战心惊的工作——“评级与封杀”。委员会根据员工表现为他们评级，最好的为1，最差的为5。得5的就被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每年这样被裁掉的员工高达20%。不仅如此，这些人还不能悄没声儿地溜，在离开之前，他们的个人信息得被放在网站上示众，供他人嘲弄。示众期间他们将被流放到所谓“西伯利亚”，意思是说他们有两个星期时间在公司内寻找其他职位。如果没找到，那对不起，请自谋生路。斯基林的委员会遵循的理念是，人类这个物种只有两种基本的驱动力，那就是贪欲和恐惧。反复不停地说，人们就对这句话信以为真，觉得自己本心就是如此。为了在安然公司内安然生存，员工能毫不手软地对同伴使出必杀技，结果，整个公司内部尔虞我诈，对外贪婪剥削。这样的公司终究没法长久，2001年，公司走向了全面解体。

我们生存的大自然就像一本《圣经》，从宽容忍耐到党同伐异，从大公无私到贪得无厌，不同的人读它，总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却该意识到，生物学家讨论“竞争”，未必说明他们倡导竞争；说基因“自私”，并不意味着基因真有自私的性格。就像我们说“愤怒”的大河，“博爱”的阳光一样，一种比喻罢了。想想基因是什么，它们就是一小串DNA，最多可以说它们自己懂得给自己“促销”，促销成功的基因，能让携带者活得更爽，从而让自己更多地传递下去。

斯基林读了《自私的基因》，成了这个说法的虔诚信徒，可他却幼稚地以为，既然我们的基因都是自私的，那注定我们本人也是自私的。这样断章取义的人可不只他一个。“自私的基因”说法之父道金斯曾来到我工作的高塔。在这里，我们俯瞰我研究的黑猩猩。经过一番争论，他也同意他本意并非如此。

我可能需要先说明一下，道金斯和我已经通过写作互相质疑多年。他曾经批评我过分夸张动物的善意，我也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比喻太容易使人误解。你或许会说这都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不过在他来到耶斯基野外站之前，我心里还真打鼓，担心场面会很冷。道金斯是为了做一个英国系列电视节目而来，系列节目名叫“天才达尔文”。制片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先行抵达，好做准备拍出一种不期而遇的效果，安排道金斯回头要开车过来，走下面包车，朝我走，同我亲切握手问候，然后和我一起走去看我的黑猩猩。我们按照这一套表演了一番，尽管以前实际上见过面，还是非常配合地装作素未谋面的样子。为了打破冷场，我和他聊了几句佐治亚州的特大干旱，告诉他我们的政府官员刚带头举行了一个通宵祷告仪式，在州议会大厦门口的台阶上祈雨。听到这些，这位坚定的无神论者情绪明显高涨。我俩都感叹这真是绝妙的巧合，天气预报刚说要下雨，官员们就安排了这场仪式。

我们在基地站高塔上进行的那番讨论可真是千真万确的冷，不过不是我担心的那种冷，而是因为佐治亚州迎来了罕见的大降温。道金斯非常不“自私”地把水果抛给下边的猿。毕竟有相似的学术背景，我们也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只要不演绎到人和动物的实际行为动机，我可以坦然接受基因自私的说法；而道金斯也同意，包括真心的善意行为在内的所有动物行为，都有可能是基因决定的，这些基因能给其携带者带来好处，所以就顶住了选择压力，被保存下来。简而言之，我们的共识就是：演化的驱动力和实际行为的驱动力是有所区别的，就像教堂和政府的区别那么明显——除了滑稽的佐治亚州之外。

交谈愉快极了。我们还就两个角度分析动物行为的方法达成了共识。将之用在善意举动和利他行为之前，我先举个简单点的例子让你热热身。我们先来看色觉。科学家认为，灵长类祖先需要辨别果实是否成熟，因此演化出了分辨颜色的能力。之后，这个能力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我们能更好地读地图，看谁脸红了，或者为上衣选一双颜色相配的鞋。这些用处都已经和挑水果没关系了，但那些代表熟果子的红色和黄色仍然能够让我们兴奋起来，也正因为此，红绿灯、广告和艺术品都喜欢使用这类颜色。另外，我们默认绿色代表“自然”，因为这个颜色能令我们平静，甚至感到乏味。

动物有许多性状是由一个原因演化出来，而后被用在其他方面的。比如有蹄类动物的蹄子，生就为了在坚硬的地上奔跑，但也可以用来猛踢逼近的捕食者；灵长类动物的手，本来的作用是抓树枝，可婴儿也用它们攀住母亲；鱼长嘴是为了吃饭，但热带慈鲷鱼把鱼苗吞在嘴里保护起来。动物行为也是同样的道理：每天重复进行的行为，反映的未必是它原本的功能。可以说，行为的动机具有自主性。

最好的例子就是性行为。从生物学上来讲，我们的生殖系统和性冲动毋庸置疑是为了繁殖后代演化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做爱时都不会琢磨着这个“长远目标”。在我看来，性行为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快感。可在最近美国心理学家辛迪·麦斯顿和大卫·巴斯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人们竟提供了无数让人大开眼界的理由，比如“我想让男朋友高兴”、“我需要来点儿精神”，甚至还有人说“我们没别的事儿干了”，或者“我就是好奇她在床上是什么样儿的”。如果连人在做爱时都不想着繁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发明出事后避孕药这种东西），那动物就更没法想了，因为它们压根儿不知道性行为和生殖有什么关系。动物发生性行为是出于互相吸引，或是由于它们从哪儿得知了性的快感，绝不是因为想生下一代。因此，性的驱动力和性行为存在的根本原因之间，压根没有关系——这就是我前边为什么说行为的动机带有自主性。

另一个例子是“收养”。如果年幼的灵长类动物没了娘，其他雌性通常会承担起它的抚养责任，有时甚至会背着非亲非故的孤儿到处跑，时刻保护这个孩子，还允许它从自己手中抢走食物。在人类世界，领养也很常见，人们为了关爱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宁愿忍受官僚机构的烦琐手续。最奇怪的例子可以说是跨物种收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过这么一桩奇事：一只母狗曾经救起一个弃婴男孩，放在自己的小崽子旁边，就好像神话里母狼养大战神之子罗穆卢斯和瑞摩斯一样。动物园里此类收养行为就更多了，比如有只孟加拉母老虎曾经喂养了一只小猪仔。母性是多么无私啊。

有些生物学家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失误”，因为行为本来不该偏离本源的用途。我明白他们想说什么，尽管我不得不说这听起来就好像天主教堂告诫人们性的目的不是获得快感。照他们的意思，母老虎不该把自己的奶浪费在小猪仔身上，而该干脆点，把它当点心吃了。可是让我们暂时抛开生物学，从心理学的角度试试，我们的想法就会不一样了。哺乳动物看到无助的幼崽，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动，想去照顾它们，因此母老虎做的事是完全自然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肯定不能算“过错”。

以此类推，一对人类夫妇从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领养一个小孩，他们的关爱和担心都苍天可鉴，绝不亚于亲生父母。那些为了“改变话题”（这是调查中收到的真实答案之一）而做爱的人，他们也获得了货真价实的高潮和快感，同其他爱人并无二致。这些衍生出的倾向，都是我们避也避不开的心理需要。

好了，现在让我们用同样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善意的行为。我的核心观点是，哪怕一个行为是为了行使X功能演化出来，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行为也完全可能具有X,Y和Z等用途。就说“帮助他人”，演化最初是为了让自己获益，因为自己帮助的亲人和同族伙伴将来也会用同样的善意回报自己。自然选择就是这样发挥它的威力：一种行为，你一来我一往，平均来说或者长远来说，能给动作发出者带来好处，就被保留下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和动物永远都是出于私心才伸出援手。因为演化学意义不一定是日后实际行为的唯一原因。有时即使毫无所得，人或者动物也会简单地遵循这种业已存在的行为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跳到铁路上，冒着性命危险去保护素昧平生的路人；这就是为什么小狗不顾自己伤痕累累，也要同袭击孩子的响尾蛇搏斗；这也是为什么海豚将游泳者团团护在中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鲨鱼的袭击。人或动物的见义勇为，显然不是为了将来收取报答。就如同繁殖后代不是性行为的唯一目的，父母之爱并不只给予亲生孩子，同样道理，助人为乐的人和动物也不一定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将以什么方式从中受益，他们甚至不一定知道自己会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现在你明白“自私的基因”这个比喻为什么容易误导了吧。它相当于把心理学名词硬塞到基因演化的讨论中来，如此一来，本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生物学家费了半天劲想要拆开，结果愣是被搅和在一起。基因和动机一旦被混为一谈，就使人难免不用愤世嫉俗的眼光审视人和动物的行为。信不信由你，许多人都觉得共情作用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他们认为别提动物，连“高尚”的人也未必真能对他人感受产生共鸣。30年来，社会生物学领域一直广为流传着一句俏皮话：“划开利他主义者的皮，流出来的是伪君子的血。”说这话的人把人类都看成了老谋深算的吝啬鬼，这些人热情洋溢的说辞可特别有轰动作用。在《道德的动物》一书中，作者罗伯特·赖特也宣称：伪装成无私的模样是人类的本性，就好像无私根本不存在也是人类的本性一样。喜剧《巨蟒》中有一幕很有代表性地影射了人们对“人性善”的普遍怀疑，那段演的是孤儿院的人求家财万贯的银行家施舍点小钱，银行家根本没明白“礼物”的含义，掂量着：“我凭什么这么做？”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做事会不计回报——那些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都没有支持这些阴暗看法的证据。伸出援手是人与生俱来的习性。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人感受产生共鸣。或许你可以压抑这种感情、不让它产生，或者即使有也不表现出来，但是除了极少数精神病患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状况麻木不仁。最基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随之而来：自然选择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脑子塑造成这样，让我们对人类同伴的感觉感同身受，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如果说利用和剥削他人才是生存王道，那自然演化根本就不会给我们留下“共情”的能力。

必须说明，我对人类物种乃至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恶劣品行一点也不心存幻想。我敢说我比大多数人见证了更多的猿间的血腥厮杀。我目睹了太多的野蛮搏斗，看过不止一个小生命葬送在残忍的雄猴手中；有时候我还必须留下来为惨死的猴子检查伤口，判断下黑手的到底是雄是雌（雄性有尖利的犬齿，会留下切割和刺伤的痕迹；雌性牙齿较小，会造成瘀伤和撕裂）。实际上动物侵犯行为是我最初的工作方向，灵长类动物之间绝不乏挑衅和攻击，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

后来我才对平息冲突以及合作行为产生了兴趣。最终令我做出改变的是我最喜欢的黑猩猩的死，那次残酷的权力之争被记述在《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里。那是1980年我即将移民美国之际，在我就职的荷兰动物园，两只雄性黑猩猩袭击了第三只雄性鲁特（Luit），并把它活活阉了，鲁特不负重创撒手“猩”寰。人们对野外此类事件屡见不鲜。但请注意我指的不是一致对外的领土之争；我想强调的是，黑猩猩族群内部也会偶发血腥事件。

在此之前我就开始关注动物间解决冲突的行为，并对此愈发感兴趣。我知道干过架的黑猩猩会互相亲吻拥抱。但是那次，站在兽医那血淋淋的手术室里，一边给他递上手术工具，一边亲眼看他一针一针地缝，一直缝了好几百针，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解决冲突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弥补行为。它使冲突频发的群体维持和睦的关系。如果没有和解的动作，后果可想而知。鲁特的壮烈牺牲让我看到维持和平的价值，于是我做出决定，要全心研究社会为什么能够维系在一起。

有时候，人们用黑猩猩暴力的本性来论证它们根本就不具备共情能力。共情能力同善良的性格相关，“黑猩猩捕食猴子，甚至杀害同类，它们怎么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可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问题拷问一下自己呢。人类才真正欠缺共情的能力。事实上，共情和善良没有必然联系，如果动物时时刻刻都对其他个体善良至极，那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动物毕竟面临食物、配偶和领地之争。正如建立于真爱的婚姻也难免小打小闹——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社会，也不会是一个没有冲突的和平世界。

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个体间存在深度的合作，为了合作就要竭力克制私心，克制侵略的冲动；同时，人类也极其争强好胜，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会安然共处、互谅互让。这是社交的神奇之处，使它从一派竞争的大背景中凸显出来。在我看来，人类是最具有侵略性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但同时也最善于交流。种种社会关系限制了过分的竞争。我们绝不是彻头彻尾的寻衅滋事之徒。人类的状态就是一种平衡：纯粹而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合作是幼稚而无益的，然而没有约束的贪婪也只能换来一个自相残杀的世界；后者不乏先例，正如开篇提到的安然公司，托了斯基林的福，最终被自己的贪得无厌压垮。

生物学或许可以为社会和政府提供借鉴，于是更需要我们提供一幅全面的图景。让我们抛弃片面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仔细看看演化究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看看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自然选择赋予我们丰富而多样的性状，我们所具有的社会性倾向比我们想象的更趋完美。事实上，我得说生物学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谁要说人类社会的人道精神只是依仗了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奇思妙想，那才真让人担惊受怕呢。

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你方唱罢我登场，恒久不变的，只有人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