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补充“维生素”的十大经济学常识(3)

乍一看，市场经济的成功是一个谜。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一个人追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自由市场包括大量物品与劳务的许多买者与卖者，而所有人都主要关心自己的福利。尽管是千百万利己的决策者分散地决策，但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关于“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经济活动中的技巧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自发地调整时，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协调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能力。这个推论解释了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税收扭曲了价格，也因此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这个推论还解释了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伤害。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缚起来了。

亚当·斯密用这只“无形的手”介绍市场经济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通过分散的、无数的个人的决策在市场上进行相互交易，促进社会的利益。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便是竞争机制，竞争机制带来“优胜劣汰”，而优胜劣汰的压力驱使人人都会更加努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

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一个理想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一个健全、开放、有序的体系，在这样的市场里，“无形的手”将对市场起到根本的均衡作用，从而实现市场的高效率。

常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经济活动的状况

市场调节就是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指导企业生产；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利润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进行自我调节；市场通过竞争机制推动技术革新和结构调整；市场机制可以给予企业前进的动力，最终达到市场的自我完善。

虽然市场调节对于经济活动十分重要，但是市场也绝非万能，市场失灵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正说明市场调节本身不一定能有效配置资源。市场可以阻止造纸企业污染环境吗？能够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吗？答案是否定的。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对于社会经济而言十分重要。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经济主体均面临着优胜劣汰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效率，而消费者则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现实中的市场，往往受到众多复杂因素地作用。时至今日，在这个世界上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完全理想化的市场。有时候，人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崇尚效率的市场中，商品和劳务却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率地分配，单靠市场的力量，已经无法同时满足公共利益。这种情况就叫做“市场失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经将政府的职责描述成“守夜人”的角色。大概意思是如果市场一切运作正常，政府就不会也不应该对市场进行干预。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通常不能解决诸如外部性（如污染）、公共产品（如路灯）以及垄断等问题。有人将失灵的市场比喻成一个可怜的孩子，而政府在这个时候就应充当一个宽容的母亲的角色。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看不见的手”需要政府的保护。只有产权得到保障，市场才能运行。如果一个农民预见到他的谷物会被偷走，他就不会种庄稼，而且，除非假设顾客在离开前会付费，否则餐馆就不会提供服务。我们依靠政府提供的警察和法庭来保护我们对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力。一个典型的政府改变市场的例子就是美国联邦对于微软的制裁：

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垄断了桌面操作系统市场。几乎所有市场上出售的个人电脑都预装有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微软公司试图利用其在桌面操作系统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来扩大其在其他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例如，早期微软公司将网页浏览器与视窗操作系统捆绑销售，以排挤当时着名的网景公司的网景浏览器，最后微软公司在浏览器市场获得巨大份额。后来，美国联邦法庭裁定微软公司滥用其在操作系统市场的主导优势。

对于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还有另一种回答。尽管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有两类：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大多数政策的目标不是把经济蛋糕做大，就是改变蛋糕的分割方式。

尽管“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一旦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术语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例如，外部成本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市场势力是指一个人(或一小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例如，假设镇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所有者并不受残酷竞争的限制，而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正是以这种竞争来制约个人的私利。在存在外部性或市场势力的情况下，设计良好的公共政策可以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

“看不见的手”也不能确保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报酬。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赚的钱比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多，只是因为人们愿意付更多的钱看篮球比赛，“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品、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资源。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我们说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总能这样。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并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政策只是为了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所设计的，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一项政府政策适用于促进效率与公正，而什么时候不行。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政府调节这只“有形的手”，成功地配合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既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又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成果表明，要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就必须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在“统一”和“有序”上下足工夫，就能很好地把握“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就能求得稳步发展。

常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的生产能力

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在2000年，美国人均收入约为3.41万美元。同一年，墨西哥人均收入为8790美元，而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仅为8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电视机、更多汽车、更好的营养状况、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很大。在美国，从历史上看，年人均收入的增长每年为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比率，其年人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在过去一个世纪，其年人均收入增长为开始时的9倍左右。

当然，这并不是说低收入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很差，只是在两者比较中，高收入国家更有优势。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对生活费用进行调整后，实际年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为每年2%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其年人均收入将每35年翻一番，虽然我国的人均收入也在逐年上升，但是比起发达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国民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不同？为什么我国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很多，可还是不能赶上美国？

针对这些问题，曼昆将答案总结为：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变动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productivity)的差别——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的差别。曼昆引用着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例子来说明生产率的概念，如果克鲁索能够在固定的时间段里捕到更多的鱼，那么他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对于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只有在相同的时间里能生产更多的物品与劳务，它的成员才能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在那些单位时间内工人能生产大量物品与劳务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而在那些生产率水平较低的国家，大多数人却必须忍受贫困的生活。因此，一国生产率的增长率决定了它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率。

“生产率”和“生产力”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生产力不是生产率。生产力是指人类发现与创造物质形态（要素）的能力，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有生产率的实现。通俗地说，生产力是指一种生产的能力，而生产率则是生产力的量化概念。

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有高有低，是不相同的。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越强的竞争力，从而能够显着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同水平的生产率主要受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率及自然条件五方面因素影响。

在考虑生产率的提高时，必然要涉及影响生产率的诸要素。但是，生产率的提高，一定要在诸要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而不能仅仅偏重其中一项。以IT技术为例，在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念正在被广泛接受，IT技术的运用对于社会生产有着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起持续增长112个月，创造了第二次大战后经济史上的奇迹。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率先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但是在这之前的80年代，人们对于IT技术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别是1987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他提出了“生产率悖论”：“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

据麦肯锡公司对20世纪90年代10年间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发现，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尽管IT技术的应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竞争的不断加剧”才是“最关键的催化剂”。

生产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关系看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就应该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20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工会或最低工资法，但美国工人的真正英雄行为是他们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例子是，一些评论家声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收入增长放慢是由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日益激烈地竞争。但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