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是一个民族成分多元的国家，56个民族用异彩纷呈的文化装点着祖国大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既包括了汉族文化，也含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少数民族独特的创造和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就不会发展壮大。珞巴族生活的地区相对闭塞，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特征，虽然较为滞后，但对伟大祖国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珞巴族逐渐形成一种追求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边疆、大力推动祖国建设的美德。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南侧，有一片广袤的区域——珞渝地区。“珞渝”是藏语音译，意为西藏的“南方之地”，是珞巴族的故乡。珞渝地区总面积约4万平方千米，群山、河流星罗棋布。垂直气候带呈现出来的奇异的自然景观和地理环境，养育了这一方独特的人文景观。珞巴族用非常贴切的谚语来形容这种气候：“隔沟如隔世、一山有四季。”气候的多样性必然会孕育丰富的自然资源，珞渝及周边地区想当然地成为动植物繁衍生长的理想家园，因而这里成为富含资源的自然宝库。
珞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侧，雅鲁藏布江的珞渝地区及米林、隆子、墨脱、察隅等县，另有少数散居在拉萨、林芝、山南等地。由于我国的珞巴族绝大部分生活在被印度非法占领的广大地区，所以对其总人口尚不能进行精确统计，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境内的珞巴族共计3340人，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西藏自治区。
“珞巴”意为“南方人”，是藏族对居住在珞渝及附近广大地区的人们的惯称，因其居住的地域而得名。在珞巴族内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称谓，而是以不同的部落名称相称，如：博嘎尔、德根、米辛巴、米古巴、达额母、希蒙、坚波、崩尼、崩如等，由于大部分部落都生活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占领区），无法做全面调查。
珞巴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民族，由于珞巴族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几乎没有本民族的历史文献。据考古研究的资料判断，珞巴族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喜马拉雅山北侧逐步向南迁徙的，但是这些发现仍不足以勾勒出珞巴族族源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因此对其族源和历史的回溯目前只能从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中寻找线索。珞巴族各部落中都流传着其祖先由北向南迁徙的传说，综合珞巴族的神话传说、藏族的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珞巴族是珞渝地区古老的土著居民与西藏东南部数支古老群体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大概在青藏高原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之时，有若干以狩猎为生的部落群体，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向珞渝地区迁徙，融入了珞渝地区原有的土著群体，开始了南北群体的大融合，他们的后代子孙，可能就是珞巴族的祖先。
珞巴族聚集的地区虽然较为闭塞，但仍与周边其他民族，尤其是藏族有较多的往来。远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时期，珞渝地区就归吐蕃王朝管辖。到了15世纪，藏族人不断进入珞渝地区，两个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频繁，藏传佛教成为两个民族交流的重要纽带。明末清初，格鲁派势力在西藏兴起，五世达赖喇嘛受清王朝册封，逐渐掌握了西藏的地方政权，对珞渝、门隅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加强。约在18世纪，西藏地方政府将拉鲁庄园赐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父亲掌管，后来又将珞渝、米林一带赐给其家族，这种管理大约延续到了19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政府把珞渝地区封赐给波密土王作世袭领地。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约半个世纪内，波密土王管理广大下珞渝地区的门巴族、珞巴族两族的事务。1928年，西藏地方政府打败了波密土王的割据势力，把墨脱交由色拉寺管理，色拉寺决定撤销噶朗央宗，将其管辖范围划归地东宗，恢复达岗错建制。此后直至1959年前，西藏地方政府对珞渝地区的管理都由寺庙、官家、贵族代表组成的“聂卡松”代行。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张，殖民主义的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藏东南部的珞渝、门隅和察隅，是从印度进入藏区的必经之路，因而成为英国侵略者的目标。英国殖民者侵略本性暴露后，珞巴族人民开始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用弓箭、大刀对抗洋枪洋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20世纪40年代后，刚摆脱英国殖民的印度政府继承英国的殖民主义，趁中国内战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际，强行非法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含珞渝、门隅地区在内的广大中国领土，这些非法侵占行为激起了珞巴族各部落的愤慨，他们用原始的工具与侵略者殊死斗争，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珞巴族各部落与印度侵略者之间斗争的高峰期。
珞巴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目前中国境内使用范围最小，使用人数最少的语言。内部方言、土语复杂，无文字，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珞巴族各部落仍处于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阶段，数字观念也比较差。由于常年生活在深山峡谷中，交通不便，因此珞巴族与外部联系甚少，甚至在本民族内部的各部落之间联系也极为困难，这种封闭的环境，使得珞巴语内部也呈现多样性。珞巴族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语言：义都语，流行于察隅一带；崩尼—博嘎尔语（现改称博嘎尔语），流行于雅鲁藏布江与门隅之间的广大地区；苏龙语，流行于西巴霞曲以西至门隅一带。
珞巴族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之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由于珞巴族本身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由集体共同创造的民间文化只能靠口头和行为方式代代相传。作品内容广泛，包括神话、氏族传说、历史故事、谚语、谜语、祭祀祷词等内容，形式简洁明快，通俗易懂，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形式集中总结了珞巴族世世代代生产生活中的经验，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整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珞巴族生活的地方物产丰富，为其采集和狩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场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珞巴族的社会还停留在以刀耕火种为主的农业和以手工业、狩猎、采集、畜牧为辅的原始生产状态。至今在一些经济发展较滞后的部落中，采集和狩猎仍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珞巴族地区实现了社会改革，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
珞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孕育了其多样的原始宗教信仰。原始社会时期，珞巴族的生产力十分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自然的依赖和恐惧感。人们细致入微地观察大自然，并赋予它们以主观意识，从而产生了各种信仰形式以及相关的仪式活动和禁忌。珞巴族原始宗教信仰建立在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的基础上，因此便有了多种的崇拜形式，如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魂崇拜等，另外还出现了从事宗教仪式活动的巫师。珞巴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它反映了珞巴族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特点，反映了其居住的地域特征和生活方式。珞巴族的节日与其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有密切的联系。除了与藏族人杂居在一起的少部分珞巴族人与藏族人一道过藏历年外，各地的珞巴族人都有自己的年节。例如“旭独龙”节、“调更谷乳木”节等。
珞巴族的婚俗文化产生的年代久远，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珞巴族基本上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严禁姑表婚，盛行姨表婚，历史上曾盛行买卖婚，珞巴族的婚姻特点是氏族外婚和等级内婚相结合。珞巴族人地处偏远，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使得他们还保存着较为古老的丧葬习俗。珞巴族人的葬俗有土葬、水葬和树葬三种，土葬居多。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境内的珞巴族人民也得以翻身，拥有了和其他民族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196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珞巴族为我国单一的少数民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珞巴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珞巴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对其给予了特别的照顾，1988年分别在西藏林芝地区的墨脱县和米林县设立达木珞巴民族乡与南伊珞巴民族乡，又于2010年11月增设隆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改革开放以来，珞巴族社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珞巴族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弘扬珞巴族的民族文化，不仅是关系到珞巴族繁荣与进步的事业，更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本书秉承尊重历史的原则，广泛比较和借鉴国内关于珞巴族的各类历史典籍和著作，力求平等客观全面地还原珞巴族的民族文化。《中国56个民族文化丛书》之一的《中国·珞巴族》卷，以“文化生态学”的理念，力求充分展示珞巴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全面探寻珞巴族波澜起伏的历史轨迹，深刻解读珞巴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真切反映珞巴族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珞巴族走向未来的团结进步，着力加强珞巴族面向世界的交流沟通能力。
《中国·珞巴族》将思想性、民族性、科学性、时代性贯穿其中，尽可能做到既具权威性、知识性，又具趣味性、可读性；遵循丛书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编写理念，以新的视角有效发掘出珞巴族文化的深层题材，以此提炼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进一步增强珞巴族文化发展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中国珞巴族》卷的编写尽可能吸取了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民族概况、物质文化、民间文化、社会文化、信仰文化、文化传承、族际交往、文化人物、对祖国的贡献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珞巴族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展示珞巴族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