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革命史，乃革命运动发展史。以研究范围划分又可分为全国的革命史和地方区域的革命史。这部书当然属于后者。

革命史讲革命运动。“革命”一语本质上属于近代范畴。“革命”一词虽古已有之，如“汤武革命”“玄武门革命”云者，但“革命”成为专门的政治概念，特指反映新的经济关系要求而兴起的政治运动，却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的。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美国相继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一批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运动的著作中，使用“革命”概括其性质，“革命”遂成为流行的政治概念。马克思更将经济关系、阶级划分和政治革命相联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革命”的本质内涵。

中国人广泛使用“革命”一语，始自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宏大的现象，莫过于革命话语的兴起和泛滥。自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一词如烈火燎原，从此以后，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可以逃过革命的入侵。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经济革命、伦理革命、家庭革命、国民革命、“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没有一个国家如同中国那样，在20世纪经历了如此众多的革命。”20世纪之于中国，完全是革命的世纪。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也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革命不再是某一特定经济关系的要求，而是天道的启示；革命不仅是制度变革的追求，也是全新道德价值实现的道路。章太炎不是说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用之良药！”革命话语不再局限于政治精英，而成为普通百姓耳熟能详的流行概念。

然而，我们这样一个热衷革命的国家，对革命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科学地揭示革命的内容和革命在中国的演化形式尚未完成。这当然不是设立几个研究项目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从基础的工作做起。总结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历史事实和面貌，就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同时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经济、社会不平衡是基本国情。革命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开展，其具体的条件、内容和面貌不尽相同，需要分别研究。革命运动在各个地区的具体表现构成了全国革命的总体内容。不了解区域性革命运动的特殊内容，就不可能产生完整准确的中国革命史。

宁夏地区在近代以后，其社会特殊性日益突出。人们都熟知宁夏是少数民族区域，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是游牧经济，而宁夏自古农耕经济发展甚早。因此，宁夏是一个农耕型少数民族区域。从经济形态看，这里与中原有更大的同质关系，这是宁夏革命运动与全国形势同步发展的客观基础。民族性则主要体现在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和族群构成上，反映在政治上则与这个地区主导性民族的历史阶段有紧密联系。大体而言，西北回族社会在明、清有长足发展，表现在人口增长、经济实力提升、组织发展迅速等方面，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发展促成了政治要求的趋向。保守的清政府与西北回族社会的变化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从乾隆朝后期开始，西北回族不断兴起反清斗争，这场运动最终演化为回族军阀政治。宁夏自辛亥革命以后，马福祥家族确立了统治，这是清末至民国宁夏民族关系演化的线索。

民族关系在某些历史阶段可以主导社会政治，但它不可能永久地掩盖阶级关系。因此，随着马家军阀统治的持续，阶级关系日益暴露，包括回族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也逐渐表现。另一方面，宁夏社会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受到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宁夏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两种力量推动了宁夏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其典型者如“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的历史创举，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在宁夏的表现，同时又是宁夏回族社会革命意愿的表述，准确地反映了宁夏革命的特点。每一民族的政治追求，只有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相结合，才有广阔的前途，这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革命史往往能更集中地反映人们对社会前景的认知，通过革命史，我们能体会每个时代人们的集体追求。

从编写体例与内容看，革命史与地方史、中共党史等有交叉之处。地方史是一个区域社会变化和发展的记述；中共党史则是某区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历史。从内容的范围讲，地方史的主旨是研究社会变化，包含着革命史和党史的内容，但它更多的是研究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党史则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主线，更为专门。革命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在上述二者之间，它较党史为宽，既包括中共党史，但也记载其他的革命运动以及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记载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这场新时期的革命历程。所以，《宁夏革命与建设史》是和宁夏地方史、中共宁夏党史一起，充分展现宁夏地区的历史社会面貌，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霍维洮

2013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