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沙里亚蒂思想的时代背景

第一节 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变迁

1805年，伊朗王储阿巴斯·米尔扎与法国拿破仑派来的秘密特使、法国骑士勋章获得者、东方学家约伯特在大不里士的行宫中会谈。这位王储正为伊朗1803至1805年期间对俄战争的一连串失败感到极大痛苦。他完全知道这些失败只是更大问题的表象。这位王储迫不及待地凑到法国特使面前，一口气问了一大串问题，让法国特使感到窘迫：“什么历史使你们（欧洲人）超过我们？你们进步、我们贫弱的原因是什么？你们有管理手腕、征服手腕，把所有人的智力用于行动，而我们在耻辱的无知状态中过着单调的生活？”……这位王储曾在里海前线战场指挥过伊朗军队对俄作战。他亲眼目睹了伊朗军队失败之惨状……于是，阿巴斯·米尔扎成了第一个推动现代化的上层统治者。

伊朗近代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则是一部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史；如果按照汤因比的“文明刺激—反应论”，则是典型的“挑战—应战”史。可以说，整个近代史都是围绕着国家如何应对国外势力的挑战，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找准自己的位置以及如何追富赶强的一部变革史。1813年，伊朗与俄国签订的伊朗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古利斯坦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土库曼恰依条约》，标志着伊朗作为独立的政治经济统一体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伊朗自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帝国主义强行“打”开以后，与世界上大多数曾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受到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同时，它的现代化也以改革国家内部政治、经济以应对外部世界压力的方式启动了。

1804年阿巴斯·米尔扎被任命为阿塞拜疆总督，从此伊朗开始了以阿塞拜疆为基地，颁布改革计划，推动行政改革的现代化步伐。这就是伊朗早期的“尼扎米贾迪德”（新政）改革。这位王储的现代化首先从自己最有切肤之痛的“强兵”计划开始，聘请法国军官为伊朗军队的军事顾问来编练新军，在大不里士开办军工厂和军需厂，派伊朗贵族子弟到英国和俄国留学。1815年，第一批5名伊朗官派留学生前往英国留学，1819年学成回国。1819年，他在大不里士建立了伊朗第一座活字印刷厂。1824年，在德黑兰出版了第一套活字版书籍。

1848年，埃米尔·卡比尔出任伊朗首相，这位出使过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改革家，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政治上，主张建立高效的、分工明确的官僚机构，裁撤冗员，取消冗长乏味的官员称呼；经济上，设立专门的财政机构，重新厘定税收制度，促进国内贸易，鼓励民间从事工业；军事上，继续延请外国军事教官训练伊朗军队，按照欧洲军事建制组建国家正规军队，编练新军；教育上，大量派遣伊朗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创办新式学校。1851年，卡比尔出版了伊朗第一份官方报纸《事件报道》，专向中央和地方官员宣传国外时事要闻，让他们了解西方大势。

卡比尔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是1851年建立的伊朗第一个官办高等教育机构“德法隆”（“大学堂”）。“大学堂”的创办宗旨是为国家培养政府管理人才，同时也为国家培养精通与西方打交道的外交人才，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摆脱对外国教育的依赖性，防止留学生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和观念而“学坏”。“大学堂”是伊朗近代教育变迁的转折点，是引进欧洲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向西方学习的具体成果，标志着伊朗现代化已经开始超越“物器”层面，逐渐深入到教育和文化层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学堂”作为第一个官办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加速了伊朗引进欧洲教育制度的步伐，而且，国家作为教育改革的首倡者和推动者的地位从此确立下来。

然而，在当时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配套制度的情况下，即便由国家力量作为强制推动力，“大学堂”的生存和延续仍属困难重重。第一，作为官办机构，“大学堂”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其管理、经济来源、课程设置、招生对象一切都听命于国家，“大学堂”的校长都是由王室亲自任命。行政力量和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决定着“大学堂”的发展节奏，“大学堂”变成了国家力量在教育领域的一种延伸形式。第二，“大学堂”在整体上还存在着一个文化生存环境缺失的问题。置身于传统教育的汪洋大海，“大学堂”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不仅受到传统教育制度的孤立和歧视，甚至连“大学堂”师生的着装、举止都成了传统人士的攻击对象。纳赛尔丁国王在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下，甚至连学生的行为举止、衣着头型都要亲自过问一番。“大学堂”设置的西医专业，更变成了全社会保守人士的攻击对象和笑柄。就像当初的阿巴斯·米尔扎的“新政”遭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一样，“大学堂”也被保守的乌里玛认为是“不符合伊斯兰的”，“是欧洲政治和文化入侵的重灾区”。由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看不惯“大学堂”，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学习，其结果，连合格生源都成了问题。据说，当时在“大学堂”担任教习的外国教员不得不针对不同学生制订出一套特殊的教学方案，为此感到十分苦恼。第三，缺少基本教育立法的制度保障。“大学堂”的办学经费根本得不到有效保证，外国教师薪水无法准时足额发放，造成外国教师流失，师资力量得不到保证。毕业生在这里只有文凭，没有学位。那些学习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如果想拿到更高的学位，必须到国外大学继续深造才行。

“大学堂”的艰难处境集中体现了伊朗教育改革的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主要来自国家权力控制和保守势力的强大，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伊朗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把教育改革视为国家减小对欧洲教育依赖性的一种手段，进而减小国家对西方的全面依赖性。也就是说，国家把教育改革当成强化国家独立于西方的一种实用手段，教育改革的目的是服务国家权力本身，而不是培育现代社会的根基 ——公民社会。伊朗的高等教育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大学自治”，或者说独立于国家力量以外，而一直是作为国家自我振兴的工具和手段，这一传统从“大学堂”诞生的第一天就确立了下来。国家专制性质本身决定了这一困境难以克服，当保守势力强大到威胁当权者的地位和利益时，当权者便会以牺牲教育为代价来换取保守势力的支持，保守势力的强大与反对态度正是造成伊朗教育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最根本原因。

尽管“大学堂”举步维艰，但它毕竟是伊朗现代化，特别是教育现代化道路的里程碑，为伊朗培养了第一批受到西方观念熏陶的人才，为伊朗后来的改革和进步起到了关键作用。1858年，“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共85人毕业，到国家军队任职19人，留校11人，到国外深造10余人，其余人大多进了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同年，“大学堂”还在大不里士开办分校，第一批教员中大部分是“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这些人成为伊朗教育现代化历程中第一批出自本土的进步力量。

国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推动者，其作用最终能发挥到何种程度，这完全取决于专制权力本身的强弱程度。国家力量强大，就能做到政随令行，发挥的作用就大；相反，如果国家力量弱小，社会保守力量相对就大，国家就会屈服于保守势力的阻碍和反对而变得无所作为。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形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统治者，教育改革就能得到快速推进，否则，教育改革就会停滞不前。从纳赛尔丁国王迫于保守势力反对而抛弃了卡比尔首相开始，直到20世纪20年代军事强人礼萨汗上台之前，国家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推动者，其实际发挥的作用已经降低为零。但是，这并不是说，伊朗教育现代化过程就停止了脚步，实际上，随着西方经济势力的侵入，西方教育也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伊朗。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西方教会学校在伊朗的开办和发展。

1830年，德国传教士在大不里士开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英国传教士在伊朗开办教会学校。同年，法国传教士也在大不里士开办教会学校，招生人数为14人。到1848年，法国传教士在尤鲁米亚地区总共开办了26所男子教会学校和6所女子教会学校。1836年1月，美国传教士也在尤鲁米亚开办了美国在伊朗的第一所男子教会学校，共招收7名学生，到1848年，该校学生数增加到50人。截至1879年，从这所男子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数达122人。1838年，美国传教士在尤鲁米亚开办了美国在伊朗的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首批招收学生仅4人，到1847年，从这所女子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总数达到530人。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加速了在伊朗的大规模传教活动，各国传教士纷纷建立自己的教区，由教区直接负责传教事务的地域管理，有组织地进行传教，开办学校是其中一项主要内容。187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大不里士建立伊朗第一个教区，同年又在大不里士开办了两所女子教会学校。到1883年，在校学生数增加到42人。

除了教会学校之外，西方人还在伊朗各地举办语言学校，如法国的“联合法语学校”和英国清教徒开办的语言学校等。

总之，这些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和办学的同时，也在传播西方的文化和观念。尽管从地域上来讲，西方传教活动主要局限在伊朗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但是相对于整个国家传统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无疑是带来了一阵清风。所以，后来伊朗宪政革命的进步力量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伊朗大量留学生日益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伊朗的文化教育活动日臻频繁，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民主观念在伊朗获得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如何从西方文明中汲取进步因素以有利于改变国家落后的社会面貌等一系列攸关国家民族存亡的问题，促使伊朗国内最早觉悟的人开始思考现代出路。因此，从19世纪下半叶始，一股强调西方先进、向西方学习的民主自由思潮在伊朗开始涌动；与此同时，另一股试图在摆脱落后现实的同时，又能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也在伊朗悄然兴起。无论哪一种思潮，相对于传统的保守思想而言，都是伊朗的早期启蒙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它为20世纪初爆发的宪政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前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姆汗、塔来布夫，后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则是阿富汗尼和克尔曼尼，而且克尔曼尼更加复杂，他除了抨击伊斯兰中的落后因素外，还宣扬了一套基于种族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观念。

马尔库姆汗是19世纪末伊朗著名的改革活动家和宣传家。他生于亚美尼亚，在法国巴黎大学接受西方教育，1852年回国，到新办的“大学堂”担任教员和翻译。1857年，他负责建设了从“大学堂”到德黑兰王宫的伊朗第一条电话线路。他还组织了一个类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遗忘物”，成员大多数为社会上层人士。他还撰写了大量鼓吹改革、宣传君主立宪、保障私有财产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文章，引起了纳赛尔丁国王的怀疑。1861年国王下令取缔马尔库姆汗的“遗忘物”组织，查办了参与该组织的官员，马尔库姆汗被迫流亡到土耳其。流亡期间，马尔库姆汗与伊朗驻土耳其公使过从甚密。经过这位公使的保举，马尔库姆汗又被纳赛尔丁国王任命为驻英国公使。1889年，纳赛尔丁一路巡游欧洲。国王在英国期间，马尔库姆汗陪同，并赠送国王一份厚礼，作为回报，国王允许马尔库姆汗在伊朗发行彩票。彩票动议遭到伊朗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认为彩票是一种赌博行为，是《古兰经》和其他伊斯兰经典所明令禁止的行为。于是，纳赛尔丁国王又一次妥协，下令取消彩票特许经营权。马尔库姆汗利用外界不知情的机会把彩票经营权转让给一家英国公司。纳赛尔丁大怒，撤销了马尔库姆汗的公使职务。从此，马尔库姆汗一直留居伦敦，并于1900年创办了波斯文报纸《法律报》（又译《法言报》），宣传君主立宪和召开国会，限制王权，抨击伊朗的政治专制和腐败。马尔库姆汗还写了大量讽刺文章，揭露首相和大臣违法乱纪、腐败卖国，以及宫廷中的种种可笑制度。《法律报》遭到国王查禁，传阅该报的人被逮捕。但是，这份报纸仍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伊朗，并为知识分子广为传阅。马尔库姆汗对西方民主主义和宪政思想的宣传，以及对伊朗时弊的揭露，对立宪革命的爆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塔莱布夫出身于阿塞拜疆首府大不里士的一个普通工匠家庭。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塔莱布夫年轻时就外出经商，后来成为高加索地区一位富有的商人。大概也是因为家庭的影响，他对外界事物和西方文化表现出非常开放的态度，很少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保守性。16岁时，他到北高加索地区的文化中心第比利斯（今格鲁吉亚东部最大城市）求学，在当地的新式学校接受教育。55岁后，他把主要精力从生意上转到著述上，写下了大量著作。他的思想学说对伊朗的宪政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1906年，作为故乡大不里士的地方代表，他被推举为伊朗议会（Majils）的第一届议员。

塔莱布夫的思想充满了批判意识，但与马尔库姆汗着眼于现实批判所不同的是，他所从事的是思想批判和哲学启蒙，更具思辨性。他在三卷本著作《艾哈迈德书》（Ketab A hamad）中，首先强调，人类开始对自然之谜产生疑问、并追寻自然存在的本性之时，便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动物分离之始。当人类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动物种类与其他动物不同时，则意味着人类从纯动物界中分离出来了，从此，人类开始具有人性（humanity），或者说人的基本属性。人类对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存在，产生了对象意识，或者“他者”（The other）意识，这表明人类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和产生。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塔莱布夫在传播西方权利观念的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自由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人类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与我们的其他言论和行为所不同的是，自由并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比如说，行走是为了旅行 ——我们所放眼所见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手段，但自由就是为了自由，因此，自由是一个抽象的词汇。但是，这个抽象概念的内涵在“权利”这个词中表现出来，而“权利”是每个人天生便具有的，与他的生命相伴始终。既然“自由”与“权利”是无法分开的，那么，“权利”又是什么呢？由于现代波斯文中没有这样的词汇，塔莱布夫用波斯文“自我”（mani ——波斯文的拉丁音读）一词取代波斯文中的阿拉伯词“ananiyat”（意思为“利己意识”）。就像英语中“egoism”一般都是作为贬义词来使用一样，这两个词的传统用法都是贬义的。但塔莱布夫在使用“mani”一词时，则完全是肯定和褒义的用法。他说，人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我”的意识出现和确立，然后才有与“自我”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权利”只有一个来源，构成“权利”的内容就是我的“自我”、你的“自我”和他（她）的“自我”。有了这样的来源，我们才能借助语言表达“权利”的确切含义。塔莱布夫不仅在理论上对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进行论证，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由层次说”。他认为“自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自由”，即“生命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从“基本自由”中，可以进一步派生出“选举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等第二个层次的“自由”，从第二层次的“自由”中，又可以派生出“结社自由”、“婚姻自由”等第三个层次的自由。

与“权利”观念密切相关的“法律”，同样是塔莱布夫最为关注的内容。在近代西方法制文明传入之前，伊朗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是君主有效地实现专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是君主完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官僚制度法典化（the bu-reaucratic codification of despotism）。这与西方意义上的法制文明相去甚远。因此，塔莱布夫在阐述“自由”、“权利”时，必须把“自由”和“权利”的保证 ——“法律”问题说清楚。他说，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这样，彼此之间不免会产生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当彼此矛盾不可克服的时候，他们必须找到“第三方”作为中间利益调解人。双方都相信“第三方”是公正的、无私的，决不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因此“第三方”就有一定的权威性，具有超越彼此双方权利之上的最终裁决权。对于“第三方”的任何裁决，矛盾双方则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个“第三方”就是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本国家每个国民把自己的权利“有条件地”对国家进行“有限让渡”。这个“条件”便是国家解决其国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必须是公正的、无私的，并能有效地保护国民的利益，提供真正的安全。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能使国家意志能够充分体现出对每个国民意志的尊重呢？办法只有一条，即国家唯有通过实施对所有国民都普遍存在约束力的法律，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和解决国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每个国民的意志，从法理上讲，都有可能成为国家意志（Will of State）的一部分，法律越是能更多地反映国民的个人意志，国家意志越是能体现出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因此，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威”对保证国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是个体、集体的民事和政治权利的系统表达，通过它，每个人的生活和财产获得安全，每个人对自己的不合法行为同样地承担责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塔莱布夫的自由观、权利观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思想传承。

除了马尔库姆汗和塔莱布夫等一些开明人士的理论鼓噪和宣传外，旅居海外的伊朗知识分子还在伊斯坦布尔创办《星报》，在印度创办《团结报》，在叙利亚创办《叙利亚报》等，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鼓吹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这些报纸和文章传入伊朗后，对宣传西方民主思想、制造政治改革舆论和推动立宪革命起到了相当大的启蒙与动员作用。

当民主主义思想、宪政思想在伊朗传播的同时，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也在伊朗的宗教人士和小资产阶级中传播，这一思潮在立宪革命期间的代表人物是阿富汗尼和克尔曼尼。

阿富汗尼，1838年生于伊朗的阿萨达巴德。他是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倡导伊斯兰宗教改革，号召全体穆斯林团结起来反抗西方（尤其是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阿富汗尼在伊斯兰世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不仅在19世纪90年代伊朗反烟草专卖中发挥过重要的领袖作用，而且对20世纪初的立宪改革也产生过直接影响。阿富汗尼认为，伊斯兰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既是伦理道德，也是社会组织；它不仅仅是高悬在空中的有神论观念，而且同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就具备团结穆斯林民族、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能力。他说，伊斯兰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种文明或文化；只有依靠道德条件，文明之花才能开放；只要道德能鼓舞人民的积极性和斗志，增强人民的团结精神，就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他认为，伊斯兰世界曾经取得的辉煌文明与物质成就，本身就足以说明早期的伊斯兰教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力，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的异端邪说渗入了伊斯兰教，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以致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和国力衰弱。“正是因为穆斯林丧失了道德上的持久力和耐力，因而变得十分脆弱，以至于少数欧洲人只要闯进来就能在他们的身边建立一个稳固基地并能维持二百多年之久。”他反对穆斯林落后是由于宗教上落后这一观点，坚决主张改革时弊，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文化，使伊斯兰教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复兴伊斯兰教。

他主张，要恢复古代阿拉伯和伊斯兰成就的真正荣光，必须改革现存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必须变成有科学和技术能力的人民，只有如此才是伊斯兰国家振兴、强大的根本保证；《古兰经》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它曾经是一种有力量的信仰，可以对当今的事务和世界做出积极的反应，可以进行可靠的、积极的探索；在原本的伊斯兰教中，没有“消极”和“屈从”，其真谛是“理性”、“科学”、“积极进取”和“爱国主义”，它们是伊斯兰世界独立和抵抗外部侵略和渗透的力量源泉，但那只是过去，今天的伊斯兰教必须改革。

阿富汗尼的思想在当时便受到伊斯兰世界的欢迎和追捧，成为伊斯兰世界共同的“精神领袖”。在他旅居土耳其期间，其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信徒。其伊朗的信徒中，就有伊朗各阶层人士，如富豪阿明扎尔布、邮政大臣米尔扎·阿里汗、改革派人士纳杰马巴迪，以及平民学生克尔曼尼等。克尔曼尼即是后来受阿富汗尼的指派，潜回伊朗国内刺杀纳赛尔丁国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也就是下文所要介绍的著名启蒙思想家。

1891年，伊朗把烟草专卖权转让给英国后，阿富汗尼极力反对国王的卖国行径，号召人民推翻纳赛尔丁国王的腐败统治，并得到了伊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892年，国王被迫取消了烟草专卖权，这是伊朗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对外国的胜利，是宗教界人士、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爱国商人和市民反对外国的第一次胜利，标志着“伊朗民族主义的全面觉醒。”而领导这次斗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主要领袖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这位富有改革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伊斯兰复兴主义理论先驱 ——阿富汗尼。近代以来，伊朗的宗教知识分子在社会动员、政治参与等方面，其影响力总是显得比纯粹的世俗知识分子要大得多、强得多。其肇始事件应该从这次反烟草运动算起。

克尔曼尼出身于伊朗中部克尔曼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双亲都来自于苏非派世家。母亲的祖父早期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克尔曼尼本人的一个直系祖辈因为异端信仰曾被宗教领袖发布“法特瓦”处以死刑。信仰十分复杂的家庭出身对克尔曼尼早年产生了直接影响，造就了他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基础。克尔曼尼早年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他又学习法语、英语以及古波斯语。30岁的时候，他与克尔曼省总督发生严重争执后，被迫离开家乡到邻国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避难，过着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广泛地接触了包括阿富汗尼在内的各种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和政治主张。他和他的密友爱哈迈德·鲁希（Ahmad Ruhi）分别娶了著名的巴布教领袖苏布赫·阿扎尔（Subh Azal）的两个女儿为妻。1896年，两人均因被指控参与谋杀纳赛尔丁国王被引渡回伊朗，不久双双被吊死示众。

克尔曼尼是伊朗近代史上最早用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阐释伊朗本土文化的思想家，最早关注西方现代性所蕴涵的一系列哲学和认识论问题，也是伊朗近代以来第一个极力突出前伊斯兰的古波斯文明、淡化伊斯兰文明在波斯文明中的影响和地位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后来的伊朗民族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对巴列维王朝强调、突出和美化前伊斯兰的古代波斯文明的做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克尔曼尼认为，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是一种崇高而普世之学，它的目的是根据本原和自然秩序，以认识事物和存在的真相；是为了根除源于愚昧、无知和黑暗的种种混乱心智，以获得理性的秩序和真理的光明。因此，哲学对他而言，是一种思想运动，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更是促使一个民族从野蛮的原始状态向文明和礼仪之邦逐渐进化的原始动因。他说，苏格拉底把“智慧之学”从天空带回大地，但是，苏格拉底的知识事业的中心是人而不是物质，因而他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者。他还指出，尽管人的主体地位处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地位，但是，人这种“两脚动物”又与其他动物一样，必须遵守物质规律和自然法则。人体是由各种各样的化合物组成的。在理性基础上建立的人类社会制度经常与物质规律和自然法则不能相容，因为人类理性的实现靠的是经验，而经验常常受到各样的局限，比如认识局限、环境局限。人的意识仅仅是大脑的一种生理机能而已，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在彻底、全面的经验基础上，按照自然法则和物质规律而生活的人。

在《真主之愿》、《天堂》等著作中，他还从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这一角度解释了伊朗专制君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他说，波斯自古以来处在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世界互相征讨和争夺的战略要地。由于长期遭受外族的征服和蹂躏，古代波斯人为了能够在残暴的外来征服下保全自己的性命，渐渐养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培养了一套完整、成熟的生存之道（Survival Politics）。他们抛弃了人应有的意志力量，把变化无常、无法掌握的命运寄托在形而上的解释和神佑上。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积极作为”的态度，而是消极地听任真主意愿的安排，或者悲观地听从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哈里发）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总之，古代波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逆来顺受”的民族性格是专制君主制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

但是，克尔曼尼又指出，至高无上的真主从来为他的信徒留下各种的行为方式让他们自己来选择，把个人的福祉留给他们自己来争取。克尔曼尼说：“人的本质永远向进步和无限完美（Progres-sion and Perfection）敞开大门，以获得真主的尊重和赦免，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本质是进步还是退步则完全取决于个人和自身的努力。”他反对人们一味地服从尘世的掌权者：“我们波斯人总是宿命地把自己的荣辱归因于沙赫（国王）的个人意志，看不到自己在生活变化过程中能发挥作用。”进而他又指出：波斯民族在各个领域都没有进步的原因正在于这种错误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源于自身的软弱无力和怠惰，其结果是波斯人认为自己与这个民族的各种权利没有什么关系。

在对伊朗相对于西方所表现出全面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哲学反思的同时，为了唤醒伊朗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克尔曼尼逐渐超越了对波斯民族性格的批判，走向了以前伊斯兰的波斯古代文明为核心的新的民族认同感构建道路。他提出，波斯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自愿地接受以血腥、残暴和高压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人及其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全面入侵打断了高度发达的波斯文明发展进程，使波斯文明丧失活力。阿拉伯人全面的高压统治和压迫性的文化不仅能够腐蚀他们自身，而且还能腐蚀被阿拉伯文化征服的其他文明，当然也包括波斯文明在内。他说，一个生活在他族高压和恐怖统治之下的民族必定会失去勇敢、坚贞的美德，而养成“恐惧”、“怯弱”、“欺骗”、“虚伪”和“阿谀奉承”的性格。波斯人之所以变成“今天的德性”，完全是因为阿拉伯这个“光着脚丫的”、“原始的”、“骑着骆驼的民族”对波斯文化的恶劣影响造成的。阿拉伯民族是一群“落后的”、“愚昧的”、“野蛮的”、“嗜血成性的”“食蚁兽”，他们对波斯民族长达千余年的野蛮统治使高度优越、气度恢弘和血统高贵的波斯民族的进取精神消灭殆尽，波斯民族从被“落后的”阿拉伯人征服的那天起，就注定要陷入悲惨的历史命运。为了证明自己言论的正确性，他甚至用当时很流行的骨相术来说明属于闪米特种族的阿拉伯人与属于雅利安种族的波斯人在生理和智力上存在着先天差别。

在贬低前伊斯兰阿拉伯民族和现存伊斯兰教中的落后和愚昧的同时，克尔曼尼有意识地抬高古代波斯民族的古老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在这种宗教培育下所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他说，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前6世纪被大流士一世定为国教，它同时成为古代波斯国王和普通百姓的精神支柱。他们在遭遇外来入侵时，全部聚集在国王周围，共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支柱；假若没有这样的宗教来维系，波斯民族或许已经早在动荡的岁月中湮灭无存了。值得注意的是，克尔曼尼在美化琐罗亚斯德教的同时，也特别突出了其中的异端派别 ——马兹达克派对波斯民族精神形成的意义。他说，波斯民族敢于反抗任何内外强权压迫，追求人人平等的精神源泉主要来自这个异端。除此之外，他对8世纪产生的伊斯兰教异端派别“穆尔太齐赖派”十分赞赏。“穆尔太齐赖派”主张理性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并以理性作为阐释基本教义的准则和根据。“穆尔太齐赖派”没有彻底否定“启示”的作用，并认为“启示”是《古兰经》的基础，但理性与“启示”相比则居于更重要的地位，它摆脱了把“启示”作为知识唯一来源的正统思想。克尔曼尼说，“穆尔太齐赖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敢对任何信仰和教义持怀疑态度，敢于对信仰和教义提出自己的理性解释、看法和主张，而敢于怀疑一般人不敢怀疑的信仰和教义，正是人类得以进步的最根本原因。人类靠理性进步，理性始于怀疑。如果说人类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独立意识来掌握自己的生活，能够发明数千种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独立地制定人类自身的法则和实践伦理来规范和管理社会本身。所有人民有权共同分享本民族的各种权利，涉及每个国民切身权利的法律理应由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和制定，而不是由当权者个人来制定。在《论七十二个民族》一书中，他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只强调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排斥和践踏那些不信教的或异端的人。他说，任何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社会都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

克尔曼尼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后来的巴列维时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巴列维时代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除了继续介绍和传播西方思想外，还积极地挖掘前伊斯兰时代的传统文化，旨在为民族自豪感奠定文化和历史基础。比如，哈桑·皮尼亚（1873～1935年）整理和编写古波斯的历史典籍和远古神话，爱比拉希姆·帕达乌德（1886～1968年）深入研究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祭祀文字，阿克巴尔·德霍达（1879～1956年）主持大型古波斯语词典的编纂等。他们无不以引导和强化人们对古波斯文化成就的自豪感为目的。迄今为止，克尔曼尼的思想影响在一些强调波斯文明的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当代伊朗学者身上仍然可以感觉到。

不论是宣传西方民主思想，还是带着复兴伊朗传统文明和伊斯兰荣光的梦想，伊朗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唤醒波斯民族摆脱落后、追求进步等一系列启蒙活动，都是在伊朗遭遇来自外部的西方压力，特别是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反应（cultural reactions）”。现在看来，伊朗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有非理性成分，如克尔曼尼对伊朗落后的“文化解释”和卡什拉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伊斯兰“异端”思想。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讲，他们仍不失为波斯民族中最先觉悟的思想群体，对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变革，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他们是传统社会中第一批以西方的某些价值观为尺度来进行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的早期文化启蒙活动，没有这些人为未来的伊朗社会变革打下思想基础，西方宪政主义不可能在20世纪初的伊朗政治制度中出现，巴列维王朝的“西化的”世俗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维持半个多世纪之久。要知道，即便巴列维王朝靠“民族主义”起家，靠“黩武主义”维持，但是“民主政治”这块“政治合法性”招牌在名义上从来也没有被抛弃过。“民主政治”、“人权”和“自由”等源自西方的进步思想从马尔库姆汗开始，迄今在伊朗传播已达150余年，毕竟已经深入人心。纵使巴列维王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黩武主义”政权，它也决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