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经济增长过程是分工交易的演进过程
一般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点。
用物质财富进行衡量,人类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富裕。富裕的原因是什么?斯密的答案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看上去,经济学很简单,似乎只要分工,就有了一切。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用第三章的标题“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清楚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身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斯密定理的基本内容是,只有当市场需求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生产才能够存在,并且,专业化和分工的程度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而提高;另外,如果市场范围达不到一定程度,专业化的生产者将难以生存。
经济学鼻祖已经清晰地指出了经济学发展的大概脉络,而新古典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则与这个脉络大相径庭。
马歇尔是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综合,其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方法论,都有着马歇尔烙下的深刻烙印。在马歇尔的宏篇巨著《经济学原理》中,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分工问题,就马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资源配置。用边际分析研究供给和需求才是马歇尔的主要旨趣。
在假定条件下,马歇尔的理论体系是严密的。马歇尔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将货币分析和商品交易分析分裂开来,交易就是实物交换,货币是一层面纱,有没有货币对商品交易没有影响。因此,在马歇尔的供求理论里面,价格与实物交易量有关,与货币无关。
没有了货币,只有商品比价,不可能有用货币衡量的价格。
对于马歇尔的理论体系来说,费雪方程式是以“横空出世”的方式呈现在经济学家面前的。这个被公认为公理的方程式几乎与马歇尔的理论体系没有任何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从形式表达到研究方法,费雪方程式都是一个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被经济学家们漠然视之,至少,费雪方程式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位置。
在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理论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经济学家们需要讨论价格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时,只好将费雪方程式拿出来应付一下。但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和费雪方程式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理论体系中的内容,勉强凑合到一起,必然漏洞百出。凯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在讨论所谓价值论时,总说物价决定于供需情况……但当他们……讨论所谓货币与物价论时……代之而起的,是说决定物价者乃货币之数量。”
到了新古典综合萨谬尔森的理论体系中,分工问题已经难觅踪迹。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形式化的过程中,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等理论框架与分工没有任何关系。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将“宏观经济学”形式化的过程中,产权理论、分工理论、企业理论等是外生变量。甚至,货币数量论意义上的货币也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外生变量。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也和马歇尔一样,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
经济学发展的大概脉络是: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将货币分析和商品交易分析分裂开,交易就是实物交换,货币是一层面纱,有没有货币对商品交易没有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形式化的过程中,生产函数、效用函数等理论框架与分工没有任何关系。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将与产权理论、分工理论、企业理论无关的“宏观经济学”形式化(IS-LM 曲线)的过程中,强调了利率几乎唯一的重要作用,而完全不顾价格变动对利率的影响,当出现“凯恩斯陷阱假定”时,则转而强调非市场因素的干预——财政政策的作用。以下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对于斯密定理,施蒂格勒在一篇经典论文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施蒂格勒直观上已经能够感觉到斯密定理的悖论,他认为:“如果斯密定理具有一般性,产业垄断就是应该的。只要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劳动和工具的进一步专门化)能够用低成本获得高产量,那么,联合、扩张形成的垄断将对企业有益。如果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的;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斯密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的。”因此,施蒂格勒认为,斯密定理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
对斯密定理产生的逻辑悖论,杨格创造性地将斯密定理完善了一大步。斯密-杨格定理认为,效率与分工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假定一国的经济禀赋是既定的,分工的经济效率则受制于市场规模。问题在于,市场规模又是由什么决定的?不应该是单纯的面积、人口,而是购买力,即消化产出的能力。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结论会带来一个简单化的推论:购买能力取决于生产能力。事实在于,分工和市场范围是一个经济过程的不同侧面,要将这一经济过程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共同发展。正是因为分工带来的效率,现实经济才向我们呈现了报酬递增的经济事实。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二者互为因果的条件之中。一方面,与斯密一脉相传,杨格也认为分工能够带来效率,能够带来报酬递增,但分工水平受制于市场规模;另一方面,杨格则认为,不仅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也取决于劳动分工。在一个没有劳动分工的社会里,市场的存在是困难的。杨格理论进一步的含义是,递增的报酬不像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那样是由技术进步、规模收益等决定的,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决定的。技术进步是分工的必然结果,而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是分工收益和分工成本的简单算术。
在体系上,新古典的经济学思想和斯密-杨格的经济学思想甚至难以归到同一个类别。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生产函数是由劳动力、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决定的。而杨格认为,作为商品实现,市场规模与土地、劳动力无关,而与参与分工的劳动力有关,恰恰在这里,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交代劳动力、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为什么会以及以什么条件参与到分工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函数导出了供给函数;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用消费函数导出了需求函数。生产函数反映了投入产出关系,但不能反映现实经济中的专业化和分工。新古典经济学在将经济理论形式化的过程中,分工成为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函数描述企业的技术条件,但是斯密、马克思和杨格的生产理论的中心却是生产率与经济组织的关系。所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生产理论方面完全丢掉了古典经济理论的精华。”
按照杨小凯的归纳,杨格的基本思想有以下两个方面。(1)分工和效率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技术进步是分工演进的结果,规模经济是分工演进的一个特点。卷入市场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新企业的出现、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就业人数的扩张、收入的增加等,都是劳动分工深化的若干个侧面。(2)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分工的演进。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初始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工具、半成品、知识生产部门,使得分工越来越细。
“杨格的观点颇有说服力,但是,他没有解决把市场范围纳入竞争价格中的技术问题,他公开回避了这个问题,声称厂家或产业太少以至于不能作为分析对象。虽然杨格的观点常常收到赞扬,但并不等于杨格理论已经和厂商、竞争理论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杨格没有把商品交易价格与经济分工、总需求之间的关系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