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1. 在人类的最早阶段，原始人群内部没有明确的所有权界定。在一种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下，原始早期人群并无可以携带的财产，人对物的支配关系仅仅指一个氏族群体对一块地域之上的野果采摘权。不同氏族群体不拥有同一块地域的野果采摘权。这种无形契约的产生或许是某种冲突的结果，或许是为了防止同类之间新冲突的发生。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内部，以财产形成的生产条件有了初步的所有制界定，人与人之间开始了以一种默契承认私人所有制的存在。国家出现以后，法律把所有制的内涵明确化、固定化了，所有制才表现出其外部形式，形成一种权利，这就是所有权。

2. 无论是动物的领地，还是人类的所有制或所有权，要让所有制或所有权有实际意义，是需要主体消耗一定成本的。若领地的收益大于保护成本，动物的领地将无限地扩张直至成本大于收益为止。如果将这一推理扩展至企业行为，那么在有利润的前提下，企业永远有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冲动。单个个人或单个动物拥有很大面积的土地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它）巡视边疆的成本大于他（它）的所得无数倍。

3. 在奴隶制国家，国王拥有一切财产（包括人）的最终所有权。奴隶制国家在规定奴隶主所有权的同时，还规定了自己的最终所有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是行政权力和所有权力的统一体。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一个受国家权力支配的权力，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排他的权力。因此，奴隶制国家有所有权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作为双重身份的拥有者，奴隶制国家的代表——国王——从奴隶主那里取得了供奉。在奴隶主向奴隶制国家上缴的供奉中，一部分是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另一部分则是国家的最终所有权收益。到了封建社会，为了使国家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税收出现了，并且，税收迅速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收的出现使得国家可以不过分依赖其所有权收益，尽管如此，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弃它的最终所有者身份。由于国家仍然有最终所有者身份，所以下级官僚对上级官僚的供奉，大臣对皇帝的供奉，不仅合理，而且合法，是国家权力的代表为国家的最终所有权取得的收益。在资本主义社会，除国有企业外，国家不再拥有一切所有权的最终所有权。国家政权不再依靠所有权收益维持，而主要靠税收维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所有者身份后，供奉不再是合理的，也不再是合法的，供奉也有了一个新名字，即贿赂。

4. 在集体内部，所有权均等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界定人均量，即全体人员共同拥有全部财产。如果是集体所有，限定个人的消费量和消费品种，那么这种体制必须靠权力集中解决相关的决策问题，民主决策演变成为计划经济，不民主决策演变成为集权政府。这种集体所有权不可转让，个人一旦离开，其财产也就被剥夺，从而不可能将收益转化为资产的现值，这必然诱发个人蚕食资产，寻找其他生息渠道。20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不界定人均量的后果，一个是生产中的偷懒行为无法用经济手段进行惩罚，另一个则是鼓励消费。生产的无激励加上消费的最大化必然导致这个集体的难以为继。另一种是界定人均量，全部财产按照人均进行界定。若允许交易存在，那么每一次交易都是对这种财产人均化的否定，为了维护财产的人均均等，必须周期性地对“财富总量”以“均等”为标准进行调整。以两人集体为例，就必须不断进行减A加B的调整（因在上一个周期的均等行为之后，A、B交易和消费的不同导致二人各自财富量产生了新的不均等），这种抑制A的行为会促使A和B财富总量的减少。

5. 产权是交易的基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交易不仅是所有权的交易，还有使用权的交易。一个隐含的命题是，在贴现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进入商业银行是使用权交易，而不是所有权交易；中央银行是将货币出租给商业银行，而不是将货币出卖给商业银行；贴现率是货币的租金，而不是出卖货币的收入。对于交易双方来说，“合算”的交易才是能够持续的交易，因为交易包括所有权的交易也包括使用权的交易，衡量是否“合算”要权衡交易价格，也要权衡保持货币的租金收入（利率水平）和保持商品的租金收入（商品租金率水平）。而且，商品价格水平、利率水平和商品租金水平互相影响，例如，在2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面前，将利率上调5%来抑制需求的效果几乎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