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萨马兰奇奥林匹克改革思想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广泛参与，第三世界的积极介入，使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更显出勃勃生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然而，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伴随着快速发展而显露出的奥运危机也日趋严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奥运向何处去？问题已经严肃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就在这时，在1980年7月，国际奥委会迎来了一位新的掌门人——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萨马兰奇（1920·7·17～），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第七任主席，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个大企业家庭，年轻时即喜爱运动，曾是西班牙冰球队的队长。1943年，担任西班牙皇家体育俱乐部旱冰球队教练。1954年出任国际旱冰球联合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巴塞罗那议员，同年12月1日，和玛丽亚·特雷莎·萨利萨其斯·罗结婚。1956年当选为西班牙国家奥委会委员。1966年4月27日，在罗马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并接替埃洛拉·奥拉索担任西班牙体育运动会主席职务。1967年，担任西班牙国家奥委会主席，不再担任巴塞罗那议员。1970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73年7月17日，出任巴塞罗那议会议长。1974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77年6月10日，被西班牙政府任命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同年停止担任巴塞罗那议长一职。1980年7月16日，在洛桑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8年。1989年8月30日，在波多黎各再度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1993年9月24日，在蒙特卡罗三度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

从1980至2001年，萨马兰奇共在国际奥委会主席任上工作了21年，是除顾拜旦以外在主席一职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在此期间，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善于把握时机，谨慎稳妥地将奥林匹克运动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使其更具吸引力，更接近大众。” 所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这样赞美他的：“在他身上完美地体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最人道的基本价值以及促进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相互理解的精神。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他在世界舞台上光辉夺目，叱咤风云。我因此授予他侯爵称号，使他的名字和功绩永垂史册。”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先生对萨马兰奇的评价是：“他接任主席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面对的是频繁的政治抵制、拮据的经济状况、日益严重的兴奋剂问题，当时甚至曾经有人预言奥林匹克运动难以为继。”然而“他卸任时交给后继者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则正处于其有史以来最兴旺鼎盛的时期。他可以自豪的是，没有任何别的国际组织能够如此广泛地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和支持。经过近21年来一系列的革新改进，国际奥委会无论在社会影响、经济实力以及对全世界体育运动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方面，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

一、奥林匹克政治改革思想

1.体育和政治共存

在政治和体育的关系问题上，国际奥委会以往一直将其理解为一种“油水关系”，认为二者是“无法融合”的。 这也就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者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非政治化的主张”的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奥林匹克运动能不受政治的干涉而独立发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碾碎了顾拜旦等人想通过举办奥运会而阻止帝国主义之间战争的愿望；1936年的奥运会不仅没有能打消希特勒的战争野心，相反使本来纯洁的奥运会成了法西斯分子丑恶表演的舞台；1952年后的奥运会，则因为少数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长时间不能参加奥运会比赛。同样因政治原因被拒绝在奥运会大门外的还有第15届奥运会的民主德国，以及第17届和第24届奥运会的朝鲜。这一切无不清楚地表明了“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 所以，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上，先是有埃及、黎巴嫩、伊拉克三国为抗议英、法联军的军事行动而拒绝出席本届奥运会；后又有西班牙、荷兰、瑞士三国为抗议苏联入侵匈牙利而宣布退出本届奥运会。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两名美国黑人运动员利用上台领奖的机会，抗议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声援国内的黑人运动，制造了“黑权事件”。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出于政治目的闯进奥运村，戏剧性地暗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制造了奥运史上的第一次政治流血事件。

由此可见，体育与政治不可分离。所以1988年萨马兰奇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国际体育部长大会上说：“体育与竞技运动不可能如一些人所声称的独立于政治。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像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的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与那些保证我们社会的发展与顺利运行岗位上的人们合作与讨论。” 正是因为“奥林匹克的宏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影响力，使得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都想通过奥运会展示自身的力量，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以萨马兰奇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不应游离于政治之外，而应实现与政治的共存。他指出，“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 他告诫人们说：“我们必须牢记，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它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如果体育不与包括整个教育和卫生政策的政府规划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萨马兰奇说：“我们一直鼓励各国奥委会在保持自己行动独立的前提下，与各自政府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萨马兰奇曾介绍了国际奥委会之所以创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论坛”，其目的就是“为了确立对发展中国家体育教育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调机制”。而论坛的作用就是“将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汇集到一起，共商发展大计”。

2.坚持和国家、地区的政治对话

那么，如何实现体育和政治的共存呢？萨马兰奇提出的理论是，要和各个国家和地区坚持政治对话和政治沟通。萨马兰奇认为：“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这就是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然而社会发展的现实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传统，加之各自的利益驱使，使得他们在对待奥林匹克运动的问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态和要求。因此，国际奥委会的责任就应该是不停地和他们进行政治对话，以加强相互间的政治沟通，实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最大利益。所以萨马兰奇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为了这种政治对话，“我倾注了大量精力，动用了机构的大量资源来加强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联系。我对国际奥委会所有199个成员国起码都访问过一次。我与被访国领导会面时，每次都强调加强该国国家奥委会的作用的权威性的问题。无论是在以色列与前总理拉宾，或是在巴勒斯坦与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的会面中，还是在访问199个国家的奥委会时，我都这样做了。我总是满怀理想：这些政府会帮助我们推广体育运动——一个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青少年培养教育的伟大事业。” 萨马兰奇的工作，曾得到国际奥林匹克夏季运动联合会主席丹尼斯·奥斯瓦尔德的充分的肯定，他在《萨马兰奇的五环》中说：“您（萨马兰奇）的第二环是您的外交能力和政治意识。奥林匹克是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包含着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是您的非凡能力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您善于对话沟通，倾听他人意见，您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萨马兰奇之所以要坚持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他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背景下，毫无疑问“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他说：“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

当然，他也特别指出：“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他说：“无论何时，我们都力图与时俱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行动与世界同步，引入和接受新的思想。”所以他对自己在任职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在与各国政府政治沟通中所做成的两件事最为兴奋，表示永不忘怀。一件是他“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为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北双方奥委会进行对话做出了努力。国际奥委会找到了台湾（即中国台北奥委会）参加奥运会的解决办法。”他曾经多次说：“这项成果是无先例的。”

对于萨马兰奇的这一努力，中国台北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先生曾在他的《奥林匹克中华情》中有较为具体的描述：“1988年2月12日上午10时，历史性的一刻来到，两岸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断联系这么多年后，第一次有机会正式坐上国际会议桌，参与由国际体坛大家长萨马兰奇所亲自主持的会议。”“会议一开始，萨马兰奇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人都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我深切希望你们能贡献心力，促成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尤其是要为两岸年轻人创造共同的体育舞台。’ 从萨马兰奇这番话中，可以深切体会到他对两岸日后正式开展体育交流甚为重视，且赋予极高的期许。” 吴先生在书中说：“萨马兰奇对于推动两岸体育交流一直相当积极，甚至视之为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任内的重要使命，也因此他会如此急切地在我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第二天，就赋予如此重大的任务，积极促成我与何振梁的会面，并开宗明义地触及两岸体育交流如此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有关萨马兰奇对两岸关系问题的解决，吴先生曾有过非常的感慨，他说：“回顾此事，我深切体会到在国际体坛上政治和体育纠缠不清的无奈和现实，根本不是单纯的体育交流可以应对，在交流的同时还必须认清和体察政治现实，所谓 ‘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 的标准，遇上敏感的政治议题，都不得不向现实让步。是应该务实，还是要躁进？进退之间，必须有着高度的政治智慧和高明的手腕。”他说：“国际体育事务原本是不受政治干预的，但政治、体育又岂是如此清楚的二分法可以明显分割的呢？”

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对萨马兰奇的这一功绩也曾有过客观的评价。例如早在1987年5月，萨马兰奇就曾突然提倡，由他出面邀请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共同参加，由他提供奖杯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杯”比赛，地点可以首先在中国内地，第二届去台湾。萨马兰奇是在当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伊斯坦布尔全会期间，向何振梁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萨马兰奇曾向何振梁解释说：“提这个倡议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的体育交往，以此作为台湾地区运动员前往北京参加亚运会的第一步。” 在1988年的冬奥会上，萨马兰奇又对何振梁说，由于蒋经国先生刚逝世（1988年1月），台湾方面对举行海峡两岸比赛表现犹豫，可能要推迟，但他将继续敦促台湾方面，争取6月举行比赛。后来由于1989年4月6日，中国奥委会与中国台北奥委会已经谈妥并签署了书面协议，台湾地区将正式派团来北京参加亚运会，“主席杯”赛已无必要，此事便就此搁置下来。

萨马兰奇引以为自豪的另一件政治事件，是国际奥委会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处理。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朝鲜和韩国共组一个代表团，在同一面旗帜——代表朝鲜半岛的旗帜下列队行进时。”

3.坚持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政治协商

在国际奥委会关于政治问题的处理中，做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协商，同样是萨马兰奇的重要认识。他曾明确地指出：“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重视和几任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布特罗斯·加利，和科菲·安南的良好关系，对我们的事业极富成效。”所以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对他的评价是：“您创纪录地访问了全世界所有199个奥委会。每当与某国总理或元首会晤时，您总是寻找机会向他们争取国家奥委会的独立并请求给予援助。各国的奥委会也一样支持您，每当联合国表决关于体育的议案时，他们与国际奥委会一起向政治家施加压力。因此，联合国关于支持体育事业的议案都能轻易通过。” 正是在萨马兰奇不懈的努力下，使奥林匹克理想得到了联合国组织的首肯，即如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所阐述的那样：“奥林匹克理想是对全人类和各种文化的宽容和理解的赞歌，它主张在互相尊敬的前提下开展竞赛。奥林匹克是一座民主的学校，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所以，在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华诞之际，联合国宣布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年”，并支持在奥运会期间冲突各方休战。

萨马兰奇曾在他的《奥林匹克回忆》中说：关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写一章也不过分。这种思想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时期就已确立，由三位国王：埃利德的伊菲托斯、皮萨的克莱奥斯特内斯和斯巴达的利库尔戈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份三方协定，奥林匹亚圣地不得受到侵犯，运动员和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朝圣者可以安全来往于自己的家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运会一旦开幕，信使就穿梭于各城之间，告知大家休战。正是带头者对这种古奥运思想的崇敬，所以萨马兰奇说：“在我任职期间，我非常希望能唤回这种精神，以感召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在现代奥运史上，国际奥委会第一次明确地表示要继承古奥运会神圣休战的传统是在1994年的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当时的决议中曾指出：“就像古希腊一样，让友爱和理解的精神重新回到人间，停止一切武力对抗。”

萨马兰奇的政治努力，得到了较好的回报。据《世界知识年鉴》记载：在国际奥委会的倡议下，1995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世界上161个国家提出来的、题为《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来建立一个和平和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决议，呼吁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在全世界实现“奥林匹克休战”。并决定在以后的“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都要审议同 ‘奥林匹克休战’ 有关的议题。”所以萨马兰奇曾无不自豪地说：“我认为今天所有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事业的人，都会为在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和悉尼奥运会期间贯彻了这一和平倡议而感到非常自豪，这也为各种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的途径。”

除了联合国以外，萨马兰奇领导的国际奥委会还注意与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电信组织，与世界气象组织等，加强政治协商和沟通。例如他们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合作举办了名为“大众体育，大众健康”的国际研讨会。这其中，他们最多的还是与联合国的许多机构进行协作联系，从而有效地推进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例如，他们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魁北克共同承办了一个关于体育运动和相关事业的世界性研讨会，还执行了“如何在莫桑比克推广体育精神”的技术项目；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一起，向波斯尼亚、安哥拉、卢旺达、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等地区的难民提供食品和体育物资；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长野共同举办了第一届世界体育运动和环境大会；和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在罗马共同举办了关于“体育运动中反兴奋剂问题”的国际大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一起开展了扫除贫困的运动，并为了在布基纳法索、柬埔寨、厄瓜多尔、坦桑尼亚等国的农村地区生活的大多数封闭和贫困的青少年，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体育娱乐领域的合作。 萨马兰奇始终认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职责就是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援助。”他说，今天体育运动已无国界。体育成为一种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语言，使人们的联合大于分歧。因此他说：“在我任期的21年里，我一直以体育运动造福于全人类这一理想为己任。正如外交上提倡的：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让人类更加幸福。”他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的伙伴、国际关系部主任、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极具人道主义的外交家费克鲁·基达内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的干练帮助我们敲开了联合国的大门，并与之建立了合作，实行了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共同计划。”

二、奥林匹克经济改革思想

二次大战以后，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困扰奥林匹克继续发展的经济危机也日益显露，几乎到了财源短缺、难以生存的地步。出现了1972年美国卡罗拉多州公民投票反对给丹佛市举办冬季奥运会提供必要财政支持的做法，致使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改变举办地点。出现了在申办1984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时，世界各大城市均因财政因素而拱手相让，最后使美国洛杉矶成为惟一申办城市。财政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今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生死存亡。正如所说的那样：“1980年当您接手国际奥委会时，这个组织因循守旧，对各国奥委会疑心重重。” 萨马兰奇也回忆说：“1980年7月16日，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我最大的心愿之一就是如何进一步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使它成为全世界所知所爱。但可能最重要、最迫切需要我优先处理的问题，是国际奥委会的财政状况，当时处境十分困难，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坐吃山空’。” 所以他决心要进行奥林匹克的经济改革。

1.实现和媒体的互动

萨马兰奇曾说：“我记得布伦戴奇主席在任时，他拒绝相信电视媒体的能力和它能够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他认为，现代社会已是一个高度发达化的信息时代，因此媒体的作用不能小视，特别是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进行第一次实验性质的转播开始，电视的投入使用，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即不但使转播范围扩大，而且同时还带来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因此他说：“我和布伦戴奇和基拉宁勋爵等前任的观点完全不同，我相信未来电视媒体会帮助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奥林匹克运动和电视可以互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致力于奥林匹克的信息传播。”他在《奥林匹克回忆》中说：“当我肩负起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运动领导责任时，我最先想要达到的目标有两个：首先，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实现资金独立。其次，传播奥林匹克运动友谊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而且二者可以一起完成。” 所以萨马兰奇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关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电视转播权问题上，放手让电视台和奥运会组委会去进行协商。同时决定在关于汉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问题上，要由奥运会组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一起与电视台谈判。据说当时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方利益上的障碍。所以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谈判中，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做法，即设置了以下两重要的基本原则：一是电视媒体不能干预奥运会的进程和国际奥委会所做出的决定；二是由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委员会创造的经济效益，坚持在国际奥委会、奥运会组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平分。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经济收入增长使人瞠目，而且全世界对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从而第一次出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进步和媒体发展的双赢。

2.允许奥运会进行市场运作

虽然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权转让为国际奥委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国际奥委会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以保证国际奥委会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可以不受任何政府和国家的制约，就必须广开财路，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经济支柱产业。于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开始被国际奥委会开创，这就是“奥林匹克赞助”。萨马兰奇曾经是这样形容奥林匹克赞助事业的：“我应该骄傲地说，这项工作被视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创举，它在帮助我们的组织真正达到世界性水准方面做出的贡献让我十分满意。”

奥林匹克赞助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让一系列在各自领域里非常杰出的企业能够直接和国际奥委会进行合作，共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这样可以使企业能加入到维护奥林匹克运动和公平竞争的价值的行列。国际奥委会在1985年出台了第一份国际市场营销规划，由此便出现了一系列名为“奥林匹克合作伙伴”的开发计划。虽然每一届奥运会上的赞助工作不尽相同，但却都是从世界或某国两个层面上进行市场营销的。以经济的眼光分析，这些企业分属的领域完全不同：不含酒精类的饮料业、信息系统、电视广播设备、广告业以及旅游保险，这些就共同构成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奥运大家庭。其他企业可以通过奥组委协调参加“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萨马兰奇曾说：“这项协议的目的在于让这些企业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拥护者，为奥林匹克运动真正的主角——运动员们提供赞助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还说：“‘奥林匹克合作伙伴’ 计划为达到我在任初期拟订的两个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支援：一方面，从经济上，它促使我们能够连续保持资金来源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从意识形态上，它协助我们把皮埃尔·德·顾拜旦先生的理想传播到全世界，这将是意义非凡的。”

被称为“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1的首次亮相，在1985年～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期间，一下子就募集到1亿美元。1989年～1992年间，国际奥委会又推出了“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2，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了2亿美元。此后这一计划的利润连续保持增长，在1997年～2000年“奥林匹克合作伙伴”计划4中，收益达到5.5亿美元。

尽管经济开发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生，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尽管萨马兰奇在国际奥委会的市场营销活动中仍反复强调“我们不能裹足不前，必须为我们的未来找到新的契机，开发新的资金来源。”但是萨马兰奇还是坚持认为“在每一届奥运会上还应保持比赛场馆严禁张贴各种商业广告的规定。因为奥运会和其他商业性比赛是不同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奥林匹克竞赛精神”。

3.实现奥运品牌战略

在奥运经济活动中，萨马兰奇的又一个重要理念是“奥运品牌”战略。萨马兰奇认为，奥运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资产。它既有商业意义，又有精神意义，因此他非常强调对这一品牌的维护和开发。他曾反复强调：“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体育场馆里不得出现任何商业广告”。所以从1984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冬奥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就注意利用体育场馆里的空间，推广奥运会的会标，用五环旗来装饰各个体育设施。萨马兰奇说，这样做的好处，起码是即使“多少年后，当人们再度观看某些照片或录像带时，仍然可以凭借会标辨认出是哪一届奥运会”。所以萨马兰奇说，在“之后的数届奥运会上，我一直和组委会进行激烈而友善的交涉，力图让奥林匹克运动的标志得到更好的展现”。令萨马兰奇异常满意的是，“这道独特的奥运会风景，在悉尼奥运会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在悉尼奥运会之后，这道景观在盐湖城绽放得更加灿烂，在这座犹他州首府的许多摩天大楼的正面墙上，都可以看到奥运会的会标。萨马兰奇之所以要坚持这么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奥运会标志放眼可见，运动员们更是对这种真正奥林匹克的氛围感到满意。”当然这其中也有他更长远的、为国际奥委会的经济利益考虑的因素在内。

三、奥林匹克道德建设思想

1.坚持教育理念

虽然现代奥运会是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最高表现形式，但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目的不是推行竞技运动，而是把竞技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以便向人们传播奥林匹克理想，宣传奥林匹克主义。所以《奥林匹克宪章》在其“基本原则”中指出：“奥林匹克主义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可见，教育是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内容。萨马兰奇坚持了奥林匹克主义的教育理念，他说：“我们绝不可以忽略对今日体育运动道德方面，以及文化与体育运动和谐一致的深远意义的检验。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对体育运动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贡献，却不可轻易地肯定体育运动是完全遵循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行事的，或在其实践中达到了这种和谐。”萨马兰奇曾在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教材所作的序中说：“毫无疑问，在过去这些年里，国际奥委会致力达到的这种现代化和广泛程度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已经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效果。然而，在做到这一切的同时，精心地维护我们运动的传统，其最基本的道德和教育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使得奥林匹克主义不同寻常，使它富于吸引力。”

萨马兰奇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解释是：“奥林匹克主义除了具有体育方面的含义，也包含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个人拼搏、榜样的示范与尊重人类的普遍伦理原则给人以快乐。所以，国际奥委会在文化方面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他曾向人们介绍说：在我工作日程中，安排在重要位置之一的是力促文化委员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他特别肯定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为奥林匹克教育工作所作的贡献。他说：“他（何振梁）是一位善于把奥林匹克运动的如此重要部分——文化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主席（1995年，何出任国际奥委会文化委员会主席，作者注）。他提出了一些能够给奥林匹克注入活力的新的构想。这些构想有近期的，也有中期的，都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实现。如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举办了一次在199个奥委会成员国中出版的与那届奥运会有关的作品展。1997年在洛桑举行了 ‘体育与文化’ 论坛。1998年举行了 ‘奥林匹克艺术与体育竞赛’，当今世界上许多年轻艺术家通过这项规模空前宏大的赛事，再现了艺术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和存在。此外，在2000年里，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我认为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在洛桑召开了 ‘国际奥委会及其文化政策’ 讨论会，我们大家都参加了。在讨论会上，我们不仅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业已走过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第二件是举办了 ‘奥林匹克体育与文学’ 竞赛，这次活动更好地体现了我们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关于艺术的思想。因此我为之感动。”

当然，萨马兰奇认为：4年一度的奥运会，更是一个进行奥林匹克教育的最佳时机，应该好好把握。他说：“举办奥运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它将来自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一起，并通过他们传颂亲眼见到的一切。因此，对东道主来说，这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时机。为此，文化奥运应运而生。即在体育比赛进行期间，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文艺活动，邀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的文艺节目，更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主办国的民间传统特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汉城奥运会上的民间舞蹈、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令人难忘的 ‘地中海风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对土著居民文化的展示。” 总之，萨马兰奇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超越竞技运动的，特别是在最广泛、最完全的意义上来讲，它是不能与教育分离的。它将身体活动艺术和精神融为一体而趋向一个完善的人。” 因此他不无肯定地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国家，而是那些对人民实行最好的教育制度的国家。”

2.坚决反对使用兴奋剂

所谓使用兴奋剂，是指运动员为了人为地或不正当地提高比赛成绩的目的，将任何形式药物或非正常值的生理物质，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摄入人体内。国际奥委会最早是在1967年提出了禁用兴奋剂名单。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正式对兴奋剂进行管制。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体育比赛中，滥用违禁药品现象可以说是屡禁不止。为此，萨马兰奇曾将体育界的服用兴奋剂现象称之为“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他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欲，会诱使运动员的领导求助于非法手段，达到比对手高出一筹的目的。很多人以为只有服用兴奋剂才能在体育比赛中保持高度兴奋的状态。比赛愈来愈激烈，要在众多强手中脱颖而出的想法给运动员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服用兴奋剂。运动员一旦获得成功，金钱、荣誉就会蜂拥而至，他们会被视为真正的明星。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成就的念头不应该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

萨马兰奇认为：“服用兴奋剂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是坑害我们青春年华的陷阱。”所以他说，“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因此在他任职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可以说同使用兴奋剂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过去的21个年头里，我一刻也没有松懈对该（兴奋剂）棘手问题的警惕性。亚历桑德罗·德·梅罗德亲王主持的国际奥委会的医学委员会，在帕特里克·斯查马斯奇博士的有效领导下，对这一瘟疫开展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创建于1967年的医学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的一把利器。”萨马兰奇说：“长时间以来，国际奥委会一直通过它的医学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医学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服用兴奋剂，列举出一系列违禁药物及违禁措施的清单，强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必须接受医药检查，以及对违反相关医药条例包括运动员医药护理规定的人予以惩罚。” 他曾在《奥林匹克回忆》中说：“没有人能想象得出，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保护人，我是如此一贯地、坚决地反对有悖于体育运动准则的行为。”他说，“服用兴奋剂，违背了体育的本质，也诋毁了被我们的前辈以及我们自己看成是神圣理想的体育灵魂：即超越自身极限（更快、更高、更强），力争出类拔萃，得到社会认可和达到完美的境界。” 所以他说，“显而易见，服用兴奋剂的行为违背体育道德、医学道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精神，并且与尊重运动员身体健康、构成奥林匹克运动基石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也践踏了由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各国国家奥委会所颁布的竞技体育的法规。禁止推荐、建议、准许、容忍使用在服用兴奋剂定义中所提及的任一相关药物或措施的行为，禁止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和从事违禁药物的贩卖活动。”

萨马兰奇认为，体育领导者必须捍卫道德准则，必须保证奥林匹克运动及其运动员不受到使用兴奋剂问题的侵害。因此他介绍说：“在我任期的这些年中，国际奥委会一直采取务实的态度处理该问题。因为根除兴奋剂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此我们一直宣扬反兴奋剂斗争的原则，制定反兴奋剂斗争的策略。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一直很明确。无论如何，我们所关注的、所捍卫的是：一是保护运动员的健康；二是维护医学道德、体育道德；三是所有运动员参赛机会平等。”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萨马兰奇承认：体育界的“反兴奋剂斗争是漫长的、艰难的、复杂的，其结果不仅取决于处理违规事件时所采取的处罚措施，还取决于在不同层次上开展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将告之运动员、告之民众，服用兴奋剂是一个可恨的陷阱，它严重危害运动员的健康。”

3.尊重女性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妇女问题，同样是萨马兰奇任期内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亦如他自己所说：“在我任主席的21年里，女性参加体育活动和奥运会，一向是我关心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体育，不论你认为是比赛还是参与，已经变为一种不能止步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结构，还关系到妇女的地位问题。” 萨马兰奇曾经说，在1896年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是不允许女运动员参加的。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虽然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革新者，但是他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仍然只是对男性运动员的赞颂。而萨马兰奇的认识是，“为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加充满活力，更具社会代表性，它就应该把大门向女性敞开，让女子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 所以人们看到，仅从1980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就先后增加了以下一些女子奥运会项目：射击、自行车、网球、乒乓球、帆船、羽毛球、柔道、滑雪射击、足球、垒球、冰壶、冰球、举重、（现代）五项、跆拳道、（铁人）三项等。而且国际奥委会还规定，将来凡新增奥运会规定比赛项目时，都必须包括女子比赛。目前，在奥运会的25类运动中有132项均有女性运动员参赛。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男女运动员的参赛比例是77 %比23 %；而到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这一比例已变成61 %比39 %。洛杉矶奥运会有女运动员1567人，悉尼奥运会上的女选手是4063人，从1984年～2000年，女性参加奥运会人数增加了四倍。在1988年的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参赛国中有75 %的国家奥委会派出了女运动员，而到了悉尼奥运会上，这一比例提高到了95.48 %。以上数字充分证明了女子体育运动在这一期间所得到的长足进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期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经济困难的问题，而且在某些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反对女子参加运动的陋习，他们总是借口还有许多更为急迫的事要做。但事实是，即使在上述国家中参加运动比赛的女性也越来越多。萨马兰奇曾介绍说：“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援助计划，国际奥委会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以减轻对女性参赛的压力，尤其是从经济上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女运动员。与此同时，还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委员会的体育援助计划，举办地区性的讲习班，办一些专门培养女性体育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体育记者的讲习班。”

萨马兰奇注重奥运女性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在他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初期的、1981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巴登巴登代表大会上，第一次选出了两位国际奥委会女委员，一名是委内瑞拉的丰塞卡，一名是芬兰的海格曼（后因盐湖城事件牵连而于1999年1月辞职）。1990年，丰塞卡又成为第一个当选的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的女委员。萨马兰奇曾对国际奥委会所出现的女委员这一事件充满了骄傲与自豪。他说：“在我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第一次选举女士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现在看来这都很平常，仿佛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在1894年到1981年这么长的时期内，竟没有一位女性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我任期结束时，有13位女性被选进了国际奥委会，占总委员数的11 %。” 所以他在《奥林匹克回忆》中说：“我们的政策是在各个联合会与各国的国家奥委会的领导层中，女性委员应占10 %。从2003年起，上述比例数应增加到20 %。”他说，“这个比例数在我们国际奥委会中已经达到了。”

在萨马兰奇的领导下，国际奥委会在1994年的奥林匹克百周年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以确保女性在各级世界性比赛中能够参加，确保女运动员与男运动员机会均等原则的实施。同时，在这个代表大会上还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必须促进女子参加各级体育运动的条目。另外，萨马兰奇的倡议下，国际奥委会还建立了一个称之为“女性与体育”的工作组，由前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德弗朗茨领导。她作为女权的拥护人，担任过国际奥委会的副主席。建立“女性与体育”的工作组的目的是，通过它向执行委员会适时提出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才可以加强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

四、结语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1980年～2000年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不仅终于摆脱了长期困扰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经济危机，而且也逐渐克服了长期影响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的政治干扰，运动员的“业余”性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而所有这一切，都与萨马兰奇的奥林匹克改革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的研究认为：萨马兰奇的改革思想表现在多个方面，体现在各个层次上。然而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始终坚持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意识，正是这一点，“在过去的21年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主席一直是奥林匹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