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编 雷马事件及宁夏人民的反马斗争
流亡在外
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训练团，一期36天，轮训各省党政科以上人员。主要课题是：戴季陶的三民主义哲学基础以及反苏反共训话。我也被送去受训。同去的还有袁金章、陆宣路以及马鸿逵的亲信赵文府、李作栋等。
我在训练团里揭露了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以便戳破这个纸老虎，全团为之轰动。赵文府提前回宁夏报告，马鸿逵大发雷霆，扬言要处治我。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回宁夏来，过着有家难归的寄居生活，先后在西北农学院和陕西高陵中学任职任教。
在西北农学院期间，我和马寿桃、谈尚诚、谈尚孟、武景惠组成5人小组，一方面学习讨论时事，一方面联络宁夏在各地的学生和青年，鼓励他们走进步的道路。1943年，邹树文来西北农学院当院长，把我解聘。我一时无法，只得多方奔走，求助于前中山学院数学老师罗端先和中山大学国文老师王儒卿，两位先生才把我介绍到高陵中学。我在高陵中学期间，常与那里的进步人士接触学习，并仍不断和宁夏籍进步青年联络，与当时在景阳农场的马寿桃一起，以《奴隶》的名义出过小册子，揭露和抨击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
袁金章于1940年中央训练团结业后回宁夏，在省党部任委员，后因受排挤和嫌疑而呆不住，于1940年间，借去同心县视察的机会，离开宁夏，先去重庆，后去南京，在“三青团”任专员。
1946年，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于该年11月12日在南京开会。我于1937在宁夏被选为国大代表，这次开会，按规定1937年选举代表有效。我闻讯之后，认为若能参加会议，可借此合法议坛，揭黑暗，批暴戾。遂与在陕西的朋友武景惠、马寿桃等商议，他们很赞成，并给予精神与物质支持。于是，我即于该年9月间，前赴南京。
哪知，马鸿逵已在会前，诬告我是“在缉案犯”，“早已潜逃延安”，并呈请撤销了我的代表资格，以另一名候补代表递补。我不得不向国大选举总事务所出示证件，说明原委，指出马鸿逵的诬告完全是有意捏造，加害于我。选举总事务所秘书长邵力子经过调查，拿不出所谓我是“在缉案犯”“潜逃延安”的证据，只得恢复了我的代表资格，准许参加会议。
会上，我按照既定的继续戳马家这个纸老虎的意图，提出了严整地方政治的议案。并在会外，利用回答记者提问的机会，列举事实，再次揭露马鸿逵在宁夏实行黑暗统治的种种罪行。这一下，更加触恼了马鸿逵，他一面指示宁夏省参议会和各界代表100多人联合发表文告，为他歌功颂德；一面命令出席国大会议的其他代表，使用“宴请记者”“报上登启事”等手段，为他歌功辩解，大造舆论，指责我“任意诋毁宁夏政治”“混淆视听”“别有企图”等等。同时，马鸿逵又通过宁夏省高等法院，勾结南京首都地方法院，以欺骗方式，于1946年12月29日，在南京暗暗把我逮捕，关押在老虎桥首都地方法院看守所，准备把我偷偷押回宁夏处治。
袁金章闻讯后，即刻联络上海交通大学等校宁夏学生姚益、董明伦等来到南京，组织在南京各大学宁夏部分学生和部分同乡，举行记者招待会，游行示威，前往监察院、行政院及其他部、会请愿，多方奔走营救。北京、陕西、兰州、青岛、绥远等地大学宁夏学生，也接连发表呼吁书和控诉书，进一步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专制暴政，强烈要求释放我，严惩马鸿逵。从而引起社会上较广泛的同情，不少报刊也都相继发表消息、文章和社论，指出随意逮捕国大代表是违反宪法的。在国家首都尚且如此，在边疆僻壤，宪法岂不更是废纸一张。
在宁夏同乡的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我于1947年1月20日，被保释放出狱，但是还要在南京候审。到1947年下半年，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蒋、马自顾不暇，候审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南京、上海还有一些宁夏人在那里读书，由袁金章和我倡导，组织成立了“宁夏同乡会”。我们就以此名义，编辑出版了《宁夏呼声》和《贺兰风》等刊物，继续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黑暗统治。
1949年南京临解放前，薛云亭曾以青海军接待站的名义去南京，并向我介绍了贾托夫，让我前往解放区找他。但因我没经验，不知如何去法，而且经济上也不宽裕，遂没有下决心前往。1949年解放后，我返回宁夏。
摘自《平罗文史资料》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