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宁夏前后的马鸿逵
1949年8月初，马鸿逵的部队自陇东败回宁夏，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固原，先头部队挺进至同心城。8月下旬，兰州解放，解放军分别向宁夏和甘肃河西进军。这时，刚于8月中旬自广州飞回宁夏的马鸿逵，接到蒋介石自重庆发来的密电，令其飞往重庆，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9月1日马鸿逵将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他的次子马敦静，便匆忙率领其六姨太、参谋长等30余人（我也在其内），飞赴重庆，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国民党政府要员及几个在重庆的宁夏官员。次日，其四姨太乘另一架飞机飞抵重庆。
马鸿逵到市区后，住在离重庆40里的连家花园。这个花园坐落在歌乐山下名叫山洞的小镇上。从第二天起，马鸿逵接连3天都到黄山开军事会议。会后的次日上午10时许，连家花园门口陆续来了十几辆高级小轿车和吉普车，来的是以原军令部长徐永昌为首的国民党的将领们。其中有上将1人、中将4人、少将和校级军官多人。马鸿逵迎了出来，徐永昌一见面就开腔说：“少云兄，这回得辛苦你了！”“我说不行就不行。”马鸿逵回答。“报效党国，勉为其难嘛！”徐永昌说。其余的人都七嘴八舌地打圆场。
在连家花园的大客厅里，宾主们就座后，校官们把客厅中间的沙发、圆桌、茶几都抬出室外，放在走廊里。2名少将把十万分之一的陕、甘、宁、川四省军用地图拼凑平铺在地板上。马、徐并坐在双人沙发上，参谋人手一本记录本。马鸿逵说：“我的部队我知道，都是宁夏娃子。宁夏人恋家，如果调出去，马上就垮了！”徐永昌面容严肃，不吭一声。马鸿逵不得已，才又勉强说：“好吧。照总裁指示，我们先和胡宗南在汉中会师，再下四川。”
于是，马鸿逵一站一站地一直从宁夏说到汉中，连一天行军多少里都说了出来，参谋作了记录。尔后，又讨价还价地定了两个军的兵员数字，徐永昌才如释重负地走了。等徐走后，马鸿逵的参谋长张蔚野请示如何安排，马鸿逵摇手说：“等等看。”
原来，蒋介石打算把马鸿逵的部队调往四川，协同蒋系部队作战。经徐永昌与马鸿逵商定后，马等待了一阵，即派其参谋长张蔚野于9月上旬飞回宁夏传达，并先把高级将领的家属用飞机送往台湾。后因战局发展迅速，被解放军堵住了逃窜去路。
9月上旬的一天，马敦厚（骑兵第十师师长）带着家眷从宁夏飞到重庆，面告马鸿逵说：“将士离心，兵无斗志，局势已无法收拾。”但马鸿逵仍屡电坐镇宁夏的马敦静和3个军长，要他们顽强抵抗，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再派飞机接他们和家眷逃出。蒋介石并派徐永昌乘飞机前往宁绥督战。
9月19日，马敦静乘徐永昌的飞机逃到重庆。父子二人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7时许，马鸿逵命电台联系宁夏。报话机上传来的是他的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訇们都来着哩，满拉们都散了。”（阿訇指他的将领，满拉指士兵）。“你叫他们来说话。”马鸿逵焦急地说。但没有一个接话的。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次日晨，重庆专机组来人询问飞宁夏的那架运输机的下落。并说：“昨天已失去联系，是否由银川逃出，飞往汉中？”随后得知，该机空军上尉毛昭宇，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毛邦初的侄子，与蒋介石前妻毛氏有亲属关系。到10月上旬，汉中空军机场来电告知，该机已逃到汉中。原来该机乘务组共有4人，在解放军进入银川前，被马的部队扣留，以后交给了解放军。有一天，毛昭宇等诡称飞机需要发动一下，遂趁机飞逃。
9月23日宁夏解放后，马鸿逵在重庆称病不出。某星期一的中午，连家花园附近突然戒备森严，穿藏蓝色中山服、戴蓝呢礼帽的便衣警卫队人员满布山头、路边。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来，率警卫人员进花园布置岗哨。接着，国民党在重庆的几个军政大员接踵而来。最后，一辆黑色林肯牌避弹长座车飞驰到达，从车上走出的是蒋经国和钱大钧两人。俞济时遂命马鸿逵的警卫人员撤回，进房对马鸿逵说：“总裁和阎院长前来探病。”并让马好好休息，不要起来。
约1小时，5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高级轿车来到，阎锡山、蒋介石从第四辆车上下来，并行进入马鸿逵住房。马体重蹒跚，忙不迭地爬起来，就势溜下床来，跪地将蒋介石的腿抱住，连哭带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有责任。”阎锡山说：“没啥，没啥，从头再来。”就座后，约谈了10分钟，其他大员鱼贯而入，寒暄慰问，只有蒋经国没进屋。到马鸿逵出来送客时，蒋经国才过来应酬了几句。蒋介石临上车时，吩咐马鸿逵到台湾去。
下午，国民党总统府来人通知说：“你们可接洽两航飞机（即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不要惊动飞虎队（指陈纳德的飞机）。”此人走后，马鸿逵慨叹说：“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在此情况下，马鸿逵只好派人到中国航空公司，用1.7万银元券，包了一架“空中行宫”式客机（能乘坐60人左右），于10月13日飞赴台湾。在起飞前，马鸿逵侦知宁夏财政厅派来领军饷的科长雷某尚在重庆，便派人将雷找来，把所领军饷黄金1700余两全部带走。从白市驿机场起飞时，无人送行。有两个上校军官，见马的警卫人员携带枪支，命将枪全部交出，锁在驾驶舱的铁箱内，并解释说：“这是奉命。”当时，随行的有长子、原骑十师师长马敦厚，次子、原宁夏兵团司令官马敦静，四姨太刘慕侠，五姨太邹德一，六姨太赵兰香，还有庶母、立法委员马书城，以及随员，原宁夏高等法院院长、国大代表苏连元，原宁夏民政厅长海涛，原宁夏农林处长罗时宁，原参谋长马兆琦，原省府秘书冯晋泽。
飞机到湖南上空，晴空万里，飞行甚稳。不一会儿，突然发现机下有白云一片，紧接着机前也出现了云朵，飞机微颠，座舱内忽感暴热，马鸿逵惊慌起来。正在这时，从驾驶舱口递出一纸条，上写：“下边是解放军，因打高射炮，故爬高而放暖气。”于是大家才安定下来。
飞行途中，马鸿逵命电台与柳州的白崇禧联系，通电后回称：“柳州危急，现正在激战中。你们不要来，白长官不能通话。”
下午2时，至广州白云机场，急忙加油后欲起飞，指挥塔不放行。机场上有飞机百余架，多数为军用机，步兵正在构筑工事。候1小时左右，驾驶员趁空隙滑入跑道。尽管指挥塔上狂呼：“不准起飞，军用机优先起飞。”但驾驶员不听，拉起机头起飞了。起飞后，据悉台湾海峡气候恶劣，不能穿过。临时洽询，只有汕头尚在国民党手中，便又决定飞汕头。
此时，发现野马式战斗机两架，自后边赶超而过。10余分钟后，又有两架超越而过。马鸿逵见此，对马敦静说：“这是监视我们的飞机，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但不久驾驶舱又塞出了一个纸条，写道：“这是空军战斗机。因罗盘失灵，故随我机飞台。”原来这两架军机，因飞速快，超越后又折回跟随，反复三次，才到汕头。到汕头后已日落西山，一架军用机降落，另一架因起落架失灵，驾驶员跳伞，机坠海中。我们的座机降落后已是黄昏。
汕头机场在海边，距市区约15华里。乘汽车抵宾馆后，得知宾馆无回民食品，只好自购面粉做饭。这时市面上已不要银元券了，只要银元。1块银元只能买3斤面粉。
午夜1时许，忽听到宾馆外传来装甲车和坦克车行驶声。凭窗俯视，又见炮车、步兵等蜂拥而过。不一会，有一少将带宪兵10余人，到宾馆询问我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知道是西北的马鸿逵后，告诉我们说：“汕头部队已奉命撤退，你们要在拂晓前离开汕头，否则，我们不负安全责任。”马鸿逵闻悉，惊慌万分，立即命人请驾驶员来。谁知驾驶员进城跳舞未归，经四处寻找，一直等到5时整，驾驶员才带醉回来。无奈，只好由副驾驶员驾机。此时城内寂静下来，街上无人，宾馆的汽车司机也不见一人。经接洽，要来了两把大客车的钥匙，由马鸿逵的随行人员驾驶。一直折腾到8时许，飞机才起飞。
到达台北机场，已是14日上午11时了。来迎接的有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马鸿逵住进阳明山下新北投“行政院宾馆”。
刚一住定，马鸿逵便连日拜访陈诚等人。以后马又移居到他于1947年购置的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23号住宅内。马步芳较马鸿逵早到台湾5天。据马鸿逵对我说，马步芳预料到他住台湾会有后患，便以3000两黄金贿赂蒋介石一个亲信，取得了出国护照，飞赴埃及做寓公去了。
1949年11月，马鸿逵晋见了自重庆撤到台北的蒋介石，问到关于咸阳战役中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言谈中很不满意。事后，马鸿逵了解到，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在蒋介石面前告状，说马鸿逵擅自退兵，贻误军机，以至西北战局急转直下，不可收拾等语。马鸿逵很不服气。
一次，马鸿逵在台北唯一的清真餐厅“洪长兴”遇见马继援。马鸿逵很生气地说：“尕娃，你们说话要讲良心呐，不要血口喷人！”当时，马继援的表哥、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时任驻澎湖的预备军团副司令官马呈祥，见他们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恐怕双方下不了台、收不了场，赶紧打圆场说：“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改日我带少香（马继援字）登门道歉。”说毕匆匆而去。
当年12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马鸿逵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原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央全会。原来国民党中央只有执行委员会，这次增加了评议委员会。于是将一些下台高级将领，如阎锡山、白崇禧、孙连仲、马鸿逵等都从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剔出来，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当时，国民党的监察院伙同山西省的一些监察委员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案，一时在台湾政坛甚嚣尘上。但台湾朝野对这一弹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说，二马作战不力，贻误军机，应该受到弹劾；另一种说，多少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高级军官和封疆大吏，也是同样失去防地，为何未见有人受到弹劾？二马是杂牌部队、地方势力，国民党还在搞清一色，排除异己。一时议论纷纷，舆论哗然。
马鸿逵很烦恼，他聊以自慰的是，告他的马步芳也被捆在一个弹劾案内；另一方面，他感到压抑，马步芳已经远飞埃及，而自己在台湾，寄人篱下，今后日子不好过，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马鸿逵先以治病为名，把四姨太刘慕侠送到香港，定居英皇道辉浓台1号。1950年1月，刘慕侠来电称病危，要夫妻见最后一面。马鸿逵持电报去向当时的副总统陈诚请假，准假1个月，随即偕六姨太赵兰香和原宁夏交际处长李树山，离台去港。从此一去不返。
马鸿逵在香港，又向当时台湾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申请携带港、台家眷赴美。以后由陈纳德在台湾疏通说项，最后批准携带在港家眷于1950年去美国。在美国，他先住旧金山，后迁洛杉矶，于1970年1月14日逝世于洛杉矶。
摘自《宁夏三马》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