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编 西安事变前后的宁夏
吴佩孚来甘宁内幕
一、历史背景
1931年秋季，日本军国主义入侵我国，攻占了东北三省。当时全国鼎沸，民情激昂，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求抗日。
这时，国民党中央驻甘肃特派员马文车想篡夺西北军政大权，就勾结雷中田（第八师师长）把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拘禁在兰州，造成了甘肃政变。马文车、雷中田另组织临时地方治安维持会，假借中央的名义，自封为该会的正、副会长，并委派了很多的委员以维持甘肃的社会秩序。但是治安并没有维持好，各地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反而使甘、宁两省秩序更加混乱。
这时，蛰居四川的直系旧军阀吴佩孚突然到达天水。
吴于1926年与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携手言和，拥护张作霖为大元帅驻北京，并由直奉军队组成“讨赤军”，吴为“讨赤军”的总司令，驻保安，率师攻打南口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以报过去冯玉祥倒戈之仇。结果，南口没打下，反被从广东出发的北伐军把他的老巢武汉攻克，并生擒了嫡系刘玉春。吴佩孚无处立足，遂退入四川，并发出通电说：“从此不问时事。”实际上是不甘心失败，待机而动。
吴在四川蛰居了几年，四川的大小军阀对吴很冷淡，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吴自己也感到无聊。当时，就全国而言，东北失守，群情激愤；就西北而言，马文车发动甘肃政变，造成西北混乱，无法收拾。吴佩孚认为时机已到，遂由川入甘。他的阴谋计划是：以自己的老招牌做幌子，以光复东北为号召，收抚雷中田为基本队伍，劝雷释放马鸿宾，并拉拢青海马麟兄弟作后备力量。这样，甘、青、宁三省不费多大力量就成了自己的根据地。然后，招兵买马，拼凑实力，称霸一方，以实现他多年来的“武力统一”的梦想。
二、在天水上了马廷贤的当
当吴佩孚在四川蛰居时，蒋介石对这个“穷兵黩武”的旧军阀头子当然不肯随便放过，派了很多特务人员，时时刻刻刺探吴的行动。所以吴一离开四川，蒋介石就知道他的去向和目的，于是一面电令西安行营主任杨虎城密切注意吴的行动，另一面又电令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的名义欢迎吴到北平共商收复东北大计，实际上是诱骗吴进入圈套，以免在西北兴妖作乱，割据自雄。
杨虎城接到电令后，即告知天水绥靖司令马廷贤相机行事。所以吴到天水后，马廷贤在表面上欢迎招待，备极恭顺。吴佩孚在四川数年中，饱尝了穷途末路的凄凉之苦，今天在天水受到马廷贤的盛情招待，大为感动，于是把他来西北的阴谋计划，毫无保留地向马廷贤作了肺腑之谈。吴自称是“兴国军总司令”，并拿出用黄绸制成的委任状，给马廷贤封了两个大官：一个是天水护军使，另一个是甘肃骑兵集团军总司令。
马廷贤把这两个委任状转送西安杨虎城，杨把这两个委任状在当时的《陕西日报》上刊登出来。这使吴佩孚大为扫兴，忐忑不安。但为了目前安身计，不好与马廷贤决裂，只得虚与委蛇，苟延残喘。可是这时马廷贤却翻脸不认人，不但态度由亲热变为冷淡，而且毫不客气地对吴下了逐客令。吴也感到逗留无趣，只好硬着头皮向兰州投奔雷中田。
吴留驻天水的办公处被马廷贤查封，处长也被马廷贤枪杀了。吴闻此消息后，长叹说：“马廷贤的饭吃得，马廷贤的话听不得。”言下有说不出的愤慨。
三、在兰州被陕军驱逐
吴佩孚由天水到兰州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劝说雷中田释放马鸿宾。当雷中田受马文车的煽动拘禁马鸿宾后，各方面对他责难较多。雷已势成骑虎，进退两难。今借吴佩孚的劝说，乘机下台，慷慨释放了马鸿宾，但又提出马鸿宾不要报复为条件，吴作了保证人。另一件是吴出名领衔，以甘、宁、青三省旅长以上军官名义，通电全国，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吴的这个通电，不是真心诚意，而是争取舆论，借以讽刺蒋介石。
他的这种做法，引起蒋介石的震怒，令杨虎城全权处理。杨派孙蔚如率一师兵力，并以杨子恒为先导，向兰州进军。表面上说“讨平甘乱。营救马鸿宾主席脱险”，实际上是要解决雷中田，不让吴、雷勾结盘踞西北。孙师进军神速，雷中田迎战于定西县，结果雷军惨败，溃不成军，雷只身逃走。
孙蔚如进驻兰州后，临时主持甘肃军政事宜。这时吴佩孚又变成丧家之犬，无处安身，无门可奔，唯一的希望不是西走青海，就是投奔马鸿宾。但青海方面已经声明拒绝其入境，而马鸿宾返宁夏又遥遥无期，这时的吴佩孚真是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了。
四、取道宁夏赴北平
吴佩孚在四面楚歌、无路可奔的情况下，也可以说在蒋介石的层层包围、软硬兼施的压力之下，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何应钦的邀请，取道宁夏赴北平。吴临动身时，致函马鸿宾，托其转告宁夏军政负责人对吴予以照料。马鸿宾感于世交情谊（吴佩孚和其叔父马福祥是换帖把兄弟），又感于劝说雷中田释放自己的关照，不便推卸，就答应了吴的要求。
那时，宁夏军界负责人为马玉麟，他是宁夏省防司令兼第七师十九旅旅长；政界负责人为马福寿（民政厅长）、扈天魁（财政厅长）、魏鸿发（建设厅长）3人。马鸿宾给宁夏军政负责人的电报说：“吴玉师率领部众取道宁夏赴北平，到达时务要保护优待，以尽地主之谊。如因天冷不便启行时，可留住过冬再行。”
宁夏军政方面接到这个电报后，就大张旗鼓地筹备迎接。乘学校放寒假的便利，借用学校设立了吴的行辕，并派徐宗孺、岳绳祖、马志敏等人（都是做过县长的）担任接待员。吴进城的前一天，马玉麟派了他的参谋长马毓丰，率骑兵一连（连长是马奠邦）到叶盛堡迎接、保护。
这时，吴佩孚虽然到了穷途末路，但他的架子依然存在。当骑兵连在路旁排队欢迎敬礼时，他坐在绿呢八抬大轿中，对欢迎的官兵看也不看，只拱拱手而已。
次日，由叶盛堡启程前，吴的承启处派人来说：“今天骑兵分作两行，在‘大帅’的轿前作仪仗队伍行进。”在杨和堡启行时，吴换轿骑马。但是他年老体弱，没有骑马的技术，前头由一个人牵马，在马的两侧有两个侍从武官扶着他。这时他的八抬大轿，由“帅夫人”和“少帅”坐上了。
吴进宁夏城的那天，各机关、团体和民众在南郊排队欢迎，真是万人空巷，盛极一时。吴在宁期间，每天都以佳肴盛宴供奉，消耗的招待费虽无明确数字，估计在数万元。吴的行辕编制，仍照他以前做巡阅使时的规模，共分设十大处，其中业务相同的处有三个 ——传达处、承启处、副官处。
吴到宁夏第二天，马玉麟、马福寿、扈天魁、魏鸿发和我等驻宁营长以上的人员晋见这位“吴大帅”。吴在他的会客室接见，讲了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大道理。最后，扈天魁问：“大帅这次到北平后，对收复东北的大计想来早已成竹在胸，可以对我们讲一讲吧？”吴的答复很简单，他说：“军费问题，可以向华侨募捐，如有不足，再向国内捐派。军费充足，其他各事就好办了。进军的问题，西北骑兵战斗力强大，这就是主力军，由热河绕攻东北的侧背，其他各方面只要摇旗呐喊，助助声威，就能打败日本军队，就能收复东北。”
当时我虽然年轻，听了这个战略策划，心中感到奇怪。因为他把这样的大事，说得太轻松简略、平淡无味了。日本的陆军在世界上仅次于德国，有时与德国并驾齐驱。像吴今天说的这样容易打，日本还敢向我们提出“二十一条”吗？再如西北骑兵绕攻敌人侧背，那正面是不是需要进攻呢？其他各方面摇旗呐喊，指的又是谁呢？当年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盘踞洛阳时，曾以“泰山五岳之首”自居，人们也以“八方风云会中州”奉承他。今天听了他的战略，也不过如此，我心中大有“闻名不如见面”的感慨了。
吴住宁期间，每日早晨浴洗后，用朱笔圈读《易经》数页，并虔诚焚香占一次卦，以卜当天的休咎吉凶，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早饭后接见来宾或写字作画以自娱，晚上和他的幕僚们谈天消遣。大家称吴的老婆为“帅夫人”。吴的一个小孩约八九岁，大家也称之为“少帅”。
五、吴的末路结局
吴佩孚在宁夏住了一个月之后才动身北行，大家在北城门外欢送。可是，吴的脸面上表现得颇不高兴，就是对马福寿也没说一个谢字，就昂首上马走了。后来才知吴不高兴的原因是，当时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派人对吴下了逐客令。
吴到北平后，何应钦把吴礼聘为北平军分会的高级顾问，每月送车马费5000元，把吴的部众分别作了资遣。在别人看来，这一遣散减轻了他的负担，去掉了他的包袱，这是一件好事。而自命英雄，不甘寂寞的吴佩孚却觉得寄人篱下，抑郁万状。因此，过了几年，就去世了。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