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古老文明焕青春——管理者为什么要了解国学(1)

一、国学是怎么热起来的

当今，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作家、艺术家和人文学者都在关注和谈论全球化。这一显见的世界趋势既推动了人类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就和企业经验的共享，也凸显出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文明的差异、分歧和冲突。在此文化背景中，本土文明的价值重新被评估，进入21世纪后，国学逐渐热了起来，其中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有：

2002年4月6日，由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学大师张岱年老先生题写馆名的“安定门国学馆”在北京孔庙正式开馆。38名4至6岁的学前儿童身穿唐装，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国学启蒙课。

2002年9月开始，山东济南市大明湖路小学的学生们每周多了一节校本课程——国学。该学校把国学编为12册校本课程教材，对各年级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每天的早自习和课前5分钟，校园内便会回荡起朗朗的国学诵读声。

2003年12月9日，百位博导呼吁年轻一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2004（甲申）年9月3日至5日季羡林先生等在北京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向国际社会表达文化主张，呼吁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推行积极有效的文化政策：捍卫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理解和尊重异质文明；保护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实现公平的多种文化形态的表达与传播；推行公民教育，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文化、道德教育，以及激励国家、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2004年底，由蒋庆先生《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一文引发儿童读经大讨论。自1998年以来，在一些社会机构和人士的组织推动下，北京、湖南、山东、安徽等地，越来越多的儿童参加诵读传统文化经典活动。至今，中国内地至少有100多个城市的800万孩子加入“读经”行列。

2005年6月《北京晨报》报道一耽学堂事迹。30多名北大、清华、师大、社科院等研究生，4年来一直坚守着国学理想的民间公益实践，用体制外教育补充学校教育。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人大孔子学院秘书长彭永捷认为，“一耽学堂”用自己的形式推广传统文化，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当民间传统文化推广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中时，也应该深刻反思我们当前的教育体制。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化教育有明显缺陷，造成传统文化普及不系统，传统文化在大学中没有位置，而一些民间团体承担了“教育”的社会责任。现代人需要传承经典的精神、做人的道理。

2005年9月28日，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北京、上海、台北及日本、韩国等国的一些城市都举行了祭孔仪式。

2005年10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院长由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担任。

2005年10月29日，苏州“菊斋私塾”正式开课，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旨在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2006年4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菊斋私塾”。

2005年11月19日，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正式开课。40多位来自企业界、银行界的成功人士开始为期一年的国学精粹学习，课程包括《四书》《道德经》《庄子》《周易》等。此外，在沈阳、兰州等地，“古文鉴赏”“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粹讲坛”等类似讲座，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浪。

2005年12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署名刘旭明的文章，对中国正在升温的国学热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中国经济崛起之际，推动国学复兴，目的就是要找回久违了的“德”的力量。

2006年1月1日，《经济观察报·CEO增刊》发表评论员文章“商业与国学”，分析国学与工商业人士活动的关系。

2006年3月《商界》第3期发表署名黄海川的文章“中国商界的‘国学热’”，分析中国商界人士热衷于国学的原因及现状。

2006年3月22日，“北京国学大讲堂”正式开坛讲学，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金开诚面向在座的200多名企事业等管理层负责人娓娓阐释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主持国学讲堂的不乏学界名家，其中国学大师汤一介和乐黛云伉俪联袂主讲东西方文化。

2006年4月至5月，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百度网络、中国台湾网进行平台支持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引起了网民的关注，并产生了极大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在互联网弘扬国学的创新之举；有人认为，这是把严肃的庄重的国学娱乐化。此次评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十位大师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2006年5月《经理世界》杂志发表署名岳占仁的文章“‘国学管理’值得期待吗”，探讨国学与管理的关系，指出“要用现代知识系统给国学一个适当的关照和解释”。

2006年6月10日，我国迎来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首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特别设立“文化遗产日”，一是因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重要，二是由于这项工作艰巨，三是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要有全民族的参与和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2006年6月13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济南向海内外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雕塑，这将使在越来越多国家出现的孔子像有一个统一的范本。

200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第04版发表署名陈祖甲的文章“学中文的外国人将达1亿请国人善待汉语”，文章指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见增强，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带来了学习中文的全球热。同时作者对“墙外开花墙内不红，中国汉语水平尴尬下滑”的现状表示忧虑，并呼吁国人善待汉语。

2006年6月14日至18日，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举办北京大学中国国学与管理高层论坛，邀请国内著名国学及管理专家、学者，讲授道家思想与管理；儒家文化与管理；商道；太极管理等内容。

有专家预测，2006年仍将是国学年，国学究竟还能热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国学本身对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仅靠媒体炒作是无法热起来的。

二、国学热的原因有哪些

有的评论家将2002年概括为文化保守年，原因就是2002年媒体发起国学大讨论，将国学从学术象牙塔中拉到大众的视野中。一时间各种声音充斥于报纸和互联网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国学热并没有很快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2004年底的全民读经大讨论和2005年人大筹办国学院等事件再次引发新一轮的讨论，评论家们惊呼2005年是“国学年”。一边是媒体的大力炒作，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国学从起初的看热闹逐步转向有选择性地接受和试验，其中以教育界和工商管理界最为积极，如苏州“菊斋私塾”面向学龄儿童的童蒙班和北大“乾元国学教室”面向工商界管理人士的学习班。怀着不同目的选择学习国学的各界人士从国学中得到真知，而国学也通过这些学习者为更多人所了解。应该说相对媒体炒作的肤浅效果，国人从半信半疑地接触到自觉自愿地接受的实践更能说明国学热的原因。一些评论家预测：一旦媒体关注的话题转移，国学热就会降温。事实上，只有社会的需求持续不变，国学就不会降温，国学中更多有价值的内容也会被不断挖掘。

其实，复兴国学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从晚清至今，国学沉浮难定的命运一直在中华大地上演。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直到90年代以后国学家的价值才被重提。这也应了季羡林先生对文化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判断。国学热在新世纪再次出现，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建构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以什么作为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和联系纽带等是全球化语境中各个民族国家依照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所作出的不同选择。在现代社会以前，欧洲中世纪建立的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共同体，而在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秩序的天下共同体。正是文化认同维系着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和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人民。也因此，国学才在过去的百年中起起伏伏。在中国这个历史文化从未中断的大国中，光靠政治和外来文化无法完成民族国家的重建，从晚清到民国，趋新和守旧的人士都会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国家认同的资源。这种努力在建国后一度被打断，“文革”中，选择性地借用国学部分内容来“古为今用”，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明显是出自现实政治斗争上的目的。但今天国学的复兴，则是承接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为整个民族国家寻找一条根植于本土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其二，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但道德水平下滑、社会信誉度下降等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过“文革”之后，人跟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漠，许多人的言谈举止以粗俗为美，价值观也发生很大变化，一切向钱看，用财富的多少作为“幸福指数”来衡量一切。独生子女在家不懂得尊重父母，在学校不懂得尊重老师，到了社会上不懂得尊重他人。这是积累了两三代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光靠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必须转向传统，接续中华民族礼乐文化。

其三，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也是国学的主要内容，传达着国人生活的常道，代表着最基本最稳定的日常生活伦理和价值观。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指出，儒家的恕道和仁道可以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儒家的恕道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的仁道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并不仅仅是杜教授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在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一个世界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的。儒家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同时杜教授也指出儒家的糟粕如小农经济、家族制、绝对权威性、工具理性等。弘扬儒学精神，对于培养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提高个人生命境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惟一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和道教思想安慰着失意文人的心灵，也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带来精神上的寄托。

面对国学热，很多专家也提出不同的意见。其中以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和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徐友渔研究员为代表。他们提出的问题有国学复兴是否可能？国学复兴是否会导致儒术独尊、陷入“国粹主义”的泥潭？国学教育如何与现代教育体制接轨？以及我们该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与不足，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建设性意见。如徐友渔认为，“如果把‘复兴国学’比较平实地理解为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引起争议和构成问题的，是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如果认可那种以教主姿态说话的人的基本主张，那么复兴国学的前途就值得忧虑了。”

不管舆论界如何质疑、讨论国学热的是是非非，国学的受众越来越广泛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讨论国学热产生的原因固然有意义，将国学的智慧和价值落实到生活实践中更值得人们期待。比如传统蒙学如何融入现代教育体制，搞清楚国学与现代管理的结合点在哪里，结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等等。

三、什么是国学

国学一词由来已久，在古代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王朝，已经设有国学，那时的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分为大学与小学。《礼记·王制》中曾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天子的国学用圆形池子，广场正中为圆形平台，平台周围是外方内圆的水池，因水“壅绕如璧”，所以得名，形如圆形的玉璧（古字通“辟”），象征教化不息，只有天子的学校才可以设置，地方诸侯的学校只能设半圆形的水池。春秋前期，鲁僖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7年在位）为了兴学养士，在鲁都城（今曲阜城东北）泮水岸边（今东护城河畔文献泉池旁）筑起了规模宏大的泮宫，这是周代诸侯国中最早的学宫。随之，各诸侯国争相仿效，也在国内修筑泮宫，开凿泮池。从此，“泮宫”就成了诸侯国大学的代名词。小学有两种：一种是设在宫廷附近的贵胄小学；一种是设在远离宫殿的一般贵族子弟的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