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斗争是我的生命(3)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普林斯陆少校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将一发不可收拾。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菲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haya lam asihambi”（索菲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持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赫德尔斯顿神甫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
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说家。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我说，消极反抗的时期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绝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大家也跟着唱起来。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我们的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做出挑衅的手势。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失去可能性。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消极反抗就会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义可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非暴力消极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批评，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
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事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
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得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菲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以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以便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迫使受害者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
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们的斗争表示支持，但是，当瓦尔特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有些担心和谨慎。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18…
在约翰内斯堡，我变成了一个城市人。我身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开着巨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轿车，并且熟悉市内的大街小巷。我每天都要到市内我的办公室去工作。但事实上我从内心里认为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村小伙子，没什么东西比蓝天、草原和青草更使我兴奋。9月份，当我的禁止期满的时候，我决定利用我获得自由的机会暂时离开这个城市。我要去奥兰治自由邦真正自由一番。
开车从约翰内斯堡到自由邦通常需要几个小时，我凌晨3点钟就从奥兰多出发了。外出时，我通常喜欢在这个钟点动身，我无论如何也算得上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早上3点，路上空无一人，十分清静，很适合静静地思考。我喜欢看黎明的到来和从黑夜到白天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是恢弘壮丽的，这个时间也是出发最方便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通常不会碰到警察。
尽管一些白人极端种族歧视者称自由邦是他们的家，但是，奥兰治自由邦对我总是有一种神奇的作用。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沃土，有辽阔无边的苍穹，有一片又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地，有无拘无束的灌木丛。不管心境如何，自由邦的风光总会使我心旷神怡。当我抵达那里的时候，我感觉什么东西也不能把我封闭起来，我的思想可以任意翱翔，直到海角天涯。
那里的风光残留着南非白人克里斯田·德·维特将军的烙印。在英国人与南非白人之间的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的交锋中，他远远胜过了英国人。他毫无畏惧，自信而明智，如果他一直为南非人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南非白人的权利而战，他将一直是我崇拜的英雄。他显示了一个战败者的勇气和智慧，代表着一支不很成熟但却爱国的军队敢于抗击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力量。我一边开着车，一边想象德·维特将军部队的埋伏地点，不知这些埋伏地点是否有一天也会埋伏非洲反叛者。
驾车去维莱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当9月3日上午我走进一个基层法院的时候，在安全的错觉下，我并未意识到一纸禁令正在等待着我。我发现，那里有一伙警察正在等着我。
他们二话没说就对我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要求我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两年内把我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我出席任何会议和集会。我知道这种禁止将会到来，但是，我没想到会在遥远的维莱听到对我的禁止。
我当时35岁，新一轮更严厉的禁止使我结束了近10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政治生涯。这几年是我政治觉醒与成长的时期，是我逐步投身于斗争的时期。斗争成了我的生命。从此以后，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解放斗争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和出谋划策都成了秘密的和非法的。
禁止生效后，我必须立即回到约翰内斯堡。对我的禁止使我从斗争的核心转到了外围，从主角转为配角。常常有人来咨询我，而且我的影响仍能左右斗争的方向，但是，这都是远距离的作用，而且是在被明确要求时才产生的作用。我不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重要器官，例如像心脏、肺和脊椎那样，而是觉得自己成了一节断肢。即使是自由战士，至少在当时也要遵守法律。那时候，为冲破对我的禁止而去坐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自己都是徒劳无益的。当时，我们没有必要作为公开的革命者而不惜一切代价公开与政府开战。当时，我们认为在地下活动比走进监狱要好些。当我被迫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组织不得不解除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不管我原来是什么角色，但现在我不能再行使我曾经拥有过的权力。在我驾车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自由邦的风光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使我神清气爽了。
19…
当我接到对我的禁止处罚的时候，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正准备在下个月举行，我已经起草了我的主席就职讲话。这个讲话后来由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安德鲁·库耐尼在会上进行了宣读。在后来被称作“艰难的自由路”的这个讲话中，我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里借鉴了一条思路。我说，群众现在必须准备采取新的政治斗争形式。政府出台的新法律和新策略使旧的群众抗议斗争形式，其中包括召开公共大会、发表声明、静坐等，变得特别危险，并且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报纸不发表我们的声明，印刷公司拒绝为我们印刷宣传册子，他们都害怕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我说：“这些变化需要我们研究新的政治斗争形式。现在使用老的斗争方法无异于‘自杀’。”
“被压迫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现在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清算日为时不会太远，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一天的到来。真理和正义将会取得胜利……被压迫人民的感情已经痛苦不堪。人民的困境驱使他们与统治我们国家的强盗所采取的卑鄙政策反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