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7)
在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发现格温奇确实没有理会执行委员的劝告。但是，他后面有群众支持，他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志愿者队伍，这支志愿者队伍在格温奇进了监狱之后仍然以整齐的阵容参加了反抗。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格温奇无视执行委员是错误的，但是他工作做得不错，他的权力地位很牢固，难以直接罢免他的职务。当我见到执行委员们的时候，我说，现在对现状进行任何变动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如果想更改，只有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他。我第一次看见他们如此鲁莽地违背人民的意愿。群众不赞成，采取什么行动都没有用，因为强迫将是不可能的。
政府把这次反抗运动看作对他们本身的安全和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种威胁。他们不是把公民的不顺从看作一种抗议活动，而是看作一种犯罪，他们因为非洲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合作而忧心忡忡。种族隔离本来是打算把种族分开，但是，我们却表明不同的种族能够在一起工作。
非洲人和印度人、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组成联合阵线的前景使他们大伤脑筋。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共产主义鼓吹者煽动并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司法部长宣布，他将很快通过立法对付我们的反抗。在1953年议会召开会议期间，作为对我们的威胁手段通过了《公共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公共安全法》授权政府可以宣布戒严令，不经审判即可逮捕人；而《刑法修正案》则授权政府可对反抗者实施肉体惩罚。
政府使用了许多卑鄙手段阻挠这次运动。政府宣传喉舌一再叫嚷，运动的领导人都在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而群众却在监狱里受苦。这种指控远非事实，但是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府还派遣间谍和密探打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自然是欢迎任何人士加入的。尽管我们的志愿者在被选中参加反抗活动之前已经经过了认真的挑选，但是警察还是设法不仅打进了我们的地方分支机构，而且也打进了某些志愿者队伍。当我被捕后被送到马歇尔广场的时候，我看见反抗志愿者中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我从来没见过。他身上穿着非同一般的监狱服装：系着领带，身穿外套，脖子上还有一条丝绸围巾。什么样的人在监狱里还有这身打扮？他名叫拉麦拉，第三天我们被如期释放时，他干脆消失了。
第二个人名叫马克汉达，他因为举止酷似军人而十分显眼。我们都是来自农村，情绪都很高。反抗者们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都要给我们敬礼。马克汉达是个瘦高个，他以军人的姿态走到我们两人面前行了个非常正规的军礼。许多人都与他开玩笑，说他敬礼敬得那么好，一定是个警察。
马克汉达以前只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看门人。他很勤快，人缘也算不错，因为不管谁饿了，他都会出去买鱼和炸薯条。但是，在后来的审判大会上，我们发现马克汉达和拉麦拉两人都是警察派来的间谍。经证实，拉麦拉打进了反抗者的队伍，而那个被认为信得过的马克汉达原来是警探中尉莫特龙。
非洲人当间谍对付他们自己的兄弟一般都是为了钱。南非很多黑人认为，黑人向白人挑战的任何努力都是有勇无谋的，并注定要失败，因为白人太精明、太强大。这些间谍认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对白人权力构成威胁，而是对黑人利益构成威胁，因为白人会由于少数煽动闹事者的所作所为而虐待所有的黑人。
也有许多黑人警察偷偷地帮助我们。他们是正派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在道德上是进退两难的。他们忠于他们的雇主，需要有个工作来养家糊口，但是又对我们的事业非常同情。我认识少数在安全警察局工作的黑人官员，当警察要袭击和搜捕我们的时候，他们会向我们通风报信。这些人是在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们的爱国志士。
政府不是我们的唯一障碍物，其他一度帮助过我们的人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在反抗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合众党派了两个议员督促我们停止反抗运动。他们说，如果我们响应合众党领导人J.G.N.斯特劳斯的号召，放弃我们的反抗运动，将有助于该党在下一轮选举中击败国民党。我们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斯特劳斯也开始采用国民党人的手段攻击我们。
我们还受到一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分裂出去的“民族意识团体”组织的攻击。当J.B.马科斯当选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时候，在前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赛罗佩·苔玛的领导下，这个团体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裂了出去。苔玛是《班图世界报》的编辑，他在他的报纸上对反抗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声称共产党人把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大权，印度人的经济利益与非洲人的经济利益是冲突的。虽然他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只是少数，但是苔玛的这种观点在一些激进青年团团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月份，J.B.马科斯在反抗运动中期遭到了“禁止”，依据的是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罪名是“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目标”。这种“禁令”是政府下达的一种法律命令，一般是强制被禁止的人脱离某些组织，并被严格禁止参加任何形式的集会，具有监外关押的性质。禁止某一个人，政府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起诉，由司法部长作简单宣布即可。这是一种用来限制个人参加斗争，只允许他远离政治、在一个规定的狭小空间中生活的措施。如果违反或无视禁令，就意味着请你去坐牢。
在那年10月召开的德兰士瓦大会上，我被提名取代被禁止的J.B.马科斯，他推荐我继任他的职务。我是青年团全国主席，是继任马科斯职位的最佳人选。但是，我的候选人资格却遭到了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自称“Bafabegiya”（宁死不屈的人），主要由极端非洲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企图切断与印度积极分子的一切联系，把非洲人国民大会拉到对抗主义策略的方向上去。他们的领导人是麦克唐纳·马赛库和赛皮瑞皮尔·马如朋。麦克唐纳·马赛库以前是共产党人，曾经在反抗运动期间担任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奥兰多分部的主席；赛皮瑞皮尔·马如朋则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反抗运动志愿者的带头人。马赛库和马如朋都想当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
人们大多认为马如朋有点儿像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习惯于穿带有肩章和金色扣子的卡其布军衣，随身带着因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而闻名的那种类似于警棍的东西。他常常把警棍夹在腋下站在会场的主席台上说：“我等自由等得不耐烦了，我现在就要自由！我要在十字路口见马伦，并告诉他我所要的东西。”然后，把警棍往讲台上一放，高声说：“我现在就要自由！”
因为他的这番讲话，马如朋在反抗运动期间特别出名。但是，在选举中被大家熟悉仅仅是一个因素。他认为，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知名度高，因此一定能当上主席。在选举前，当我已经知道自己将是候选人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说：“我想让你当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样，我当上主席你就可以与我一起干。”他对我所说的话不屑一顾，认为我实际上是让他降级，他拒绝了我，自己坚持要当主席。但是他失算了，因为我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了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