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公共安全的体系

我们认为，建设公共安全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核心是三大要素，即管理体系的完善、创新体系的构建与产业体系的布局。公共安全体系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如图1-2所示。

1.3.1 公共安全的管理

我国公共安全的管理体系建设已经较为完备，先后出台了公共安全相关法律40多部、行政法规40多件、部门规章60多件，初步形成了公共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了初具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应用的应急预案，在处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201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第41章专门对“公共安全的体系建设”做出部署，适应公共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推动建立主动防控与应急处置相结合、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公共安全体系。

本书的解读是：公共安全的管理有两个“面向”：平时的预防和战时的应急；公共安全的技术兼顾传统方式和现代手段。主体思想是“管理与技术相对分离，管理上平战结合”。

通过对政府规划的解读，我们印证了“管理与技术分离的公共安全管理架构”。如图1-3所示，各级政府的公共安全规划关注系统和体系，解决“做什么”；而科技主管部门规划关注技术和平台，强调“怎么做”，对前者形成支撑。

从上述政府管理体系中我们发现，现有的规划注重系统和技术，对公共安全事件“从发生前的预防，到发生后的处置，消除影响”全过程的管理研究不够。这就引发了我们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公共安全相关学科中去发现一些规律，去发现一些公共安全事件产生的源头、机理与机制等。

1.海恩法则（如图1-4所示）

德国飞机涡轮发明者帕布斯·海恩在研究航空安全时提出：每一起严重事故之前，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及1000起事故隐患。

虽然这一分析会随着飞行器的安全系数增加和飞行器总量变化而发生变化，但它确实说明了飞行安全与事故隐患之间的必然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不仅仅表现在飞行区域，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

按照海恩法则的分析，当一件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在处理事故本身的同时，还要及时对同类问题的“事故征兆”和“事故苗头”进行排查处理，以此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及时解决再次发生重大事故的隐患。

对于公共安全管理来说，我们在安全城市体系的建设中，监测、预警工作是公共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把精力更多集中于“未遂先兆”及“事故隐患”的层次中，通过打造城市互联互通的、协同共享的信息基础设施，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新一代宽带无线通信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完善有效的监测、预警体系，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从而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减少重大事故的发生。

2.有限理性理论（如图1-5所示）

曾经获得世界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美国心理学领域最高奖——心理学杰出贡献奖、美国总统科学奖的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在1945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并以此获得了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伯特·西蒙认为，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以区别于早期学者提出的“完全理性”和非理性观点，原因是：由于个体知识、经验、信息和能力有限；应对复杂情況能力不足；受情绪影响而无法理性抉择；无法预先考虑所有可能的状况。而对于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来说，由于其无法百分之百理性，因此他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因此他的决策是满意解而非最优解。

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不确定性是一个基本事实，不确定是绝对的，而确定性则是相对的。由于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行为个体是有限理性的，当人们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问题时，不会也不可能运用理性原则进行计算以后来给出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是依据直觉、经验，以及周边人群的行为来对问题进行简化的，尽管这种简化常常是有效的，但也会出现系统性偏差，个体汇聚的系统性偏差往往会导致群体的“羊群行为”。

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羊群行为”是指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个体由于受到他人行为策略的影响而采取相同的行为策略，就是说个体的行为选择是对大众的模仿或者过度依赖舆论，而不是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其本质是他人的行为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羊群效应中的人，往往有模仿性、跟从性、自发性、脆弱性、无目的性、无组织性。研究以往公共安全事件，我们都会发现，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行为个体由于有限理性，往往都会导致群体的羊群行为，从而表现出群体的无序与混乱。比如，在2011年日本9.0级特大地震后，国内盛传海水污染吃不上盐或者想通过加碘盐预防核辐射，从而在客观现实模糊和传闻影响下，看到别人购买碘盐，许多个体盲目跟风，引发抢盐风波。在这种情景下，行为个体只是跟随做他人都做的事情，而忽略自己所拥有的信息。

Helbing、Farkas和Vicsek（2000）在《Nature》上发表文章研究了在自然灾害、工业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中，逃逸性的群体恐慌有如下几大特性。

①人们的移动比平常更快。

②个体的推挤和相互作用成为群体自然特征。

③瓶颈的移动和通过变得不协调。

④可以看到弓形人群和堵塞。

⑤拥堵人群相互作用的叠加会产生危险的压力，可以推弯钢栏及推倒砖墙。

⑥人们显示出从众行为，只做他人做的事情。

⑦可选的逃生路径常被忽视或者没有有效发挥作用。

羊群行为由于可能的属性变迁和空间蔓延，导致物理影响，一般包括对环境破坏、设施损毁和人员伤亡等，同时信息传播及政府、专家、公众等风险“放大镜”的行为传染，将导致“涟漪效应”，放大社会影响，从而导致公共危机。

有限理性理论揭示了社会型公共安全事件所产生的源头及过程机理。对于公共危机管理者来说，在公共安全中如何应对个体的有限理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极大的挑战。

3.囚徒困境模型

博弈论的鼻祖约翰·纳什（JohnF Nash）在他那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有一个重要发现，“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这个“纳什均衡”给出了我们在合作、公共事件中常常遇到的“囚徒困境”的均衡态，即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人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博弈结果对于集体来说往往并非最优状态。

假设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囚禁嫌疑犯，分别和二人见面，并向双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选择（如图1-6所示）。

若一人坦白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抗拒，此人将即时获释，抗拒者将判监8年。若二人都保持抗拒，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若二人都互相坦白检举，则二人同样判监5年。

对两个博弈方来说，各自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即坦白或抗拒，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其中，最好的得益是0，最坏的得益是8。假定A选择的是坦白，B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假定A选择的是抗拒，B的最优选择同样是坦白。事实上，（坦白，坦白）不仅是纳什均衡，而且是一个占优战略选择，而（抗拒，抗拒）不是纳什均衡，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要求；订立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人有积极性能遵守协定。

因此，两个囚徒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无法实现最大利益甚至较大利益。

实际上，警察利用了囚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通过囚徒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达到瓦解囚徒最大利益的目的。在信号检测理论中也有一个很著名的类似准则——极大极小准则。极大极小准则是一种使最大可能错误代价极小化的判决准则。在囚徒困境中，囚徒为了避免最大代价为8年的有期徒刑，因此做了代价为5年的坦白决策，因为向警察坦白，代价5年的徒刑是自己风险可控的。

由此推演到公共安全管理方面，说明在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时或者在公共安全事件中，个体的最优选择并不一定是集体的最优选择，其原因是个体的选择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个体的这种选择对于个体可能是最优选择，但是可能会造成公共安全管理困境。如果集体行动不加以规制，那么将会出现安全产品供给短缺、公共资源利用无度、公共秩序混沌失序、公共组织效率缺失及公共政策执行失范。

就公共安全事件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危机信息的过程透明、及时发布在公共安全管理中尤为重要。只有这类公共产品由政府及时、恰当地提供，而不是个体漫天散布，才能避免公共安全事件的扩大化。

当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例如，短信、微博的出现，主动提供信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大，但问题是其可信度受到质疑，再加上“羊群效应”的存在，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安全事件。

那么，对于公共安全产品来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经济外在性和免费搭车的情况下，没有个人会主动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于是，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任务就必须，也是唯一地交由政府来承担。这些公共安全产品包括应急信息、安全服务及相关产品与装备等。同时，对于公共安全事件中的个体行为也需要由政府进行引导规范，避免公共秩序失序。

4.机制设计理论

机制设计一直是各领域中的研究热点，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茨及埃里克·马斯金、罗杰·迈尔森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并获2007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机制设计理论，概括来讲，就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等分散化决策条件下，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设计出一种机制或博弈规则（即制定法律、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与制度设计者的既定目标相一致。

因此，评价一项机制设计是否最优，主要看两个指标：

①所利用的信息维度是否最少，是否只需要较少的参与者信息和较低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是否真实，没有扭曲，这就可以减小机制运行的成本。

②所产生的行为激励是否最大，即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每个参与者按照自利原则制订个人目标，机制实施的客观效果也能达到设计者所要实现的目标。

从机制设计理论来看，由于我国信息效率低下，沟通不畅，信息成本过高，加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冲突，分为安全管理与目标存在一定的偏离。

当然，在公共安全管理中也有一些较好的案例。例如，诺贝尔奖得主马斯金盛赞“合肥大拆违”。近几年，中国的城市进程迅速，很多城市面临着大量违规违章房屋如何拆除的问题，然而安徽合肥的做法非常突出，合肥做法的不同之处就是抓住关键人群——区和街道的负责人。过去，其他城市对待违规违章建房，都是市级政府派人去拆，下面的人抵抗在所难免，因为这些房屋可以带来商业发展，甚至带来财政收入。合肥的成功就在于创造了一个机制，要求各区、街道负责人制订出拆迁进度表，再根据进度去对负责人进行考核，实行拆迁进度日日报告制度。这样一来，使得区、街道负责人都站到了“要拆”的立场上，实现了“激励相容”，加之这些负责人对违章、违建房屋的数量和分布都比较熟悉，拆违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诺奖得主马斯金教授在央视《对话》节目中面带微笑盛赞这个例子，从机制设计角度来看，合肥市的做法建立了一个比较核心和关键的机制。

5.组织错误理论（如图1-7所示）

20世纪90年代，由英国的心理学家詹姆·罗森提出了组织错误理论，认为再完美的管理或再成熟的组织都会有管理或组织上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往往是在事故发生后才能检查出来的，且由于潜在错误的潜伏性和不易察觉性，在事故发生前往往被忽略或不认为是错误。

同时错误归因理论也给我们指出，当面临错误发生时，人们在寻找错误产生的原因上，往往习惯性地刻意规避个人原因，而将错误产生归结于组织上及管理上的客观原因，很少从自身方面总结认识。

以上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在公共安全管理中的困难所在，再完美的管理体系也有其内在缺陷，组织错误理论告诉我们，在事故发生之前，这种内在缺陷的发现是极其困难的。然而事故一旦发生，人们又会将矛头指向组织体系的问题上来，所以人们难以发现公共安全管理行之有效的一面，却很容易在其失效时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公共安全的管理不仅在于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更需要全体市民的密切配合，加强行为规范的学习，避免不必要的不安全行为，防止这种触发器与潜在错误耦合而产生公共安全事故。

1.3.2 公共安全的科技

2008年6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实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人口健康、保障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迫切需要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迫切需要我们加紧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我国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总书记的讲话充分阐述了科技对保障公共安全的支撑作用。

笔者曾在2010年第39期《暸望》“公共安全产业需国家战略支撑”一文中指中，与先进的管理体系相对应的公共安全创新体系很薄弱，亟待加强。这主要体现在缺乏以“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为核心的创新体系。虽然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提高对传统与非传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监测、预警、应对、管理能力，并将“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列入当前需要重点突破的八大重点科技领域之一，但是，这些技术的系统性突破还需要科技创新体系的支撑，而这一科技创新体系目前尚未形成。

反观国外，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却非常重视公共安全科技体系的建设，如美国在公共安全领域依托科学技术理事会、国土安全中心、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专业研究基地和科技创新体系，依靠高新技术进行综合集成，每年投入250亿美元研究经费；日本政府斥巨资建设国家级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研究机构，仅独立行政法人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就拥有高级研究人员250余人，预算超过100亿日元。

公共安全科技研究的是理、工、文、管交叉融合的综合性研究领域，涉及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和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两个方面。

1.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

开展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根本上认识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风险产生、累积、演化的规律，以及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前兆、爆发过程、事后影响等特性，并寻求常态下避免危险、不受威胁，以及对灾害和突发事件应对的新原理和新方法。

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的主体为研究院（所）、大学等科研机构。由于公共安全问题具有不同的层次结构，既应该大力研究公共安全科技理论的共同规律，把握公共安全问题的随机性、突发性及复杂性等特征，以及应对的普遍方法，也应该针对不同的公共安全问题，建立跨领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科技理论框架和方法集合，涵盖公共安全管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和科普理论等诸多学科门类，从而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奠定基础。这就需要在科技创新平台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建立包含来自全国不同行业部门、具有不同专项优势的各类科研院（所），专业分工、开放合作、紧密联系的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联盟，以便面向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发展战略需求和国际公共安全科学研究前沿，提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技术和理论依据。

目前，我国的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面对公共安全的广泛需求，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领域突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1949年城市化率仅为10%，2011年已经超过50%，部分发达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全面解决城市安全问题，也就是解决了大多数人的安全问题。另外，城市作为人口集中、资源唯一，链式结构、节点唯一，多系统交错、弱层次构架，缺失动态重组能力、缺失自我恢复能力的混沌、脆弱系统，迫切需要城市安全体系来提供保障，也是进行公共安全基础科学研究的理想对象。

目前开展的城市公共安全基础研究包括建立城市安全体系全周期管理理论，研究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突变和演化的动力学规律。具体包括：

①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形成、演化及其突变成灾；

②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准则；

③全周期风险评估方法等；

④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海量数据挖掘分析、信息快速获取与动力学模拟仿真；

⑤多目标、多层次辅助决策预案的生成、评价和优化模型等。

其中多数理论能够被推广应用到公共安全的其他领域。

2.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

技术是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装备泛指各种机器、器材、技术力量等。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承接基础科学研究，是科研成果与公共安全现实需求的对接，是科学方法形成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应以公共安全的国家需求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的主体是企业。以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控制与应急为主线，针对公共安全领域的若干“瓶颈”技术和核心技术问题，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建设相结合，加强公共安全关键高新技术的自主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预防及风险治理、监测监控、预测预警、决策指挥、救援处置和恢复重建等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包括全面透彻感知检测探测技术、无障碍精确定位预警技术、弹性立体化互联互通技术、智能指挥决策与综合救援技术及动态透明信息发布技术等。

在公共安全技术装备研发的过程中，针对公共安全领域最急需的公共要求，通过兴建公共安全研究基地等方式，企业可以同科研机构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这样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实现技术装备的不断升级。

针对城市公共安全需求，装备的研制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1）智能化。使用先进技术对设备所收集的图像、声音、视频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处理，能从中挖掘出可以被机器处理的有用信息。

（2）标准化。通过标准化提高硬件设备的兼容能力，提高设备利用率和研发效率，促进相关技术合作。

（3）网络化。加强设备的通信能力，可以基于硬件设备构筑设备网络，适应物联网发展的趋势。

1.3.3 公共安全的产业

目前，我国从事公共安全产业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缺少领军企业，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多以简单模仿、抄袭和贴牌为主。国内目前10000多家公共安全企业中，有研究机构的不到5%，有研发活动的只占20%，企业研发经费不到销售额的1%，如果不进行产业体系布局，引导产业聚集式发展，将无法支撑我国公共安全产业的持续发展。

与先进的管理体系相对应的公共安全产业体系还很薄弱，亟待加强，主要表现在缺乏以“产业集聚”为特征的产业体系。

安徽省在大力推进公共安全产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1年，安徽省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其中明确公共安全产业为安徽省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全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任务、发展重点、主要措施、支持政策和组织保障。

为了更好地发展公共安全产业，我们需要系统、全面地认识发展公共安全产业。

1.产业的基本属性

原安徽省省长、现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同志视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38研究所时，对公共安全产业有一个很精辟的阐述，“公共安全产业是一个真正新兴的产业，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产业，是一个与改革、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这段阐述点出了公共安全产业的基本属性。

2.产业的分类

公共安全产业类型可划分为硬产业与软产业。根据发生机理和过程，硬产业可细分为生产安全，防灾减灾安全，核、火灾、爆炸和食品安全，以及社会安全四大领域。软产业是指公共安全产业发展所形成的相关文化产业，如安全培训、安全咨询、安全评估，以及安全科普与安全文化传播等。

3.产业的发展取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宏观经济的产业选择一般有五种方法，基于政策、基于资源、基于市场、基于技术和基于人才。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产业选择无外乎有两种：一是基于价值的选择；二是基于现实的选择。公共安全企业选择发展公共安全，要有效结合“价值”和“现实”因素，不仅考虑企业基本赢利、企业现实等问题，还要兼顾公共安全这一社会责任。

首先，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要勇于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充分挖掘自身科研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大力开拓我国公共安全产品市场，努力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公共安全技术和产品，以满足公共安全的国家、社会需求，以及企业自身基本赢利；另外，国家应出台相关的优惠鼓励政策，综合运用市场化手段，从人才培养、项目规划、技术支撑、发展导向、产品应用等多方面进行布局，努力打造公共安全国家级研发与产业化基地，提供一个创新的环境与平台，实现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的社会、市场效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安全产业化道路。

其次，在产业发展取向上，公共安全产业首先是以民生安全需求为导向。公共安全产业或产品的提供并不完全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是要更多地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把视野放在民生经济和民生安全上，民生的安全需要决定着我们的市场方向与市场空间。另外，非市场导向并不否定公共安全产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来满足民生需求，而恰恰是国家的安稳与人民的安定需要市场来实现民生经济的有效供给，满足社会建设、和谐发展的需求。

最后，公共安全产业发展要以创新为动力。从产品属性来看，公共安全产品和服务大多属于公共产品。有专家指出，公共安全的产品和服务有2/3是公共产品，如公共安全监测、预警产品等，这部分产品或服务完全由政府提供，由财政支付产品或服务的全部费用；有不到1/3的属于准公共产品，这部分产品或服务由财政支付部分费用；还有小部分是属于市场产品，这部分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对于占了绝大多数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经济学告诉我们，其定价一般不能按完全市场化定价，而应当按成本补偿的方法。然而参与公共安全产品与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企业以赢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呢？唯有公共安全产业走自主创新之路。通过自主创新来降低成本，从而在保证对民生安全需求有效供给的同时，也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

4.产业发展的四要素（如图1-8所示）

公共安全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新，更多地体现在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市场推广、新的官方政策上。

公共安全产业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和谐世界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公共安全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却存在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体系薄弱等问题。这些困难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面向未来，将发展公共安全产业纳入一个整体框架来考虑。在这个框架中，包括四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要素：可行的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缜密的市场推广策略，以及有利的官方政策。概括起来，就是要有可行的技术、创新的商业模式、缜密的市场推广、有利的官方政策，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政府、研发机构、产业组织、市场等环节必须紧密结合、链式互动。

当前在谈论公共安全产业时，人们更多关注技术和政策，却很少提及商业模式和市场推广的重要性。至于如何将四个要素协调一致，就更没有人涉猎。

1）可行的技术

计算机的发明让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然而，只有配套的系统发展起来，人类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些技术的威力。尽管微处理器的发明催生了个人计算机，但是真正迎来个人计算机时代的是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成千上万的各类应用程序。正如爱迪生所说，若想让先进的技术开花结果，必须为它们建立一套相互依存的综合系统，这个系统的各个部分分工明确，但又相互配合。

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科学家和工程师不断推陈出新，最终组合成“解决方案”，才能为客户创造价值。从技术到解决方案，是“以人为本”在建设公共安全的体现。

2）创新的商业模式

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公司只有推出能为顾客解决实际困难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拥有依靠该产品赢利的商业模式，才能取得商业化的成功。这一商业模式包括客户价值主张、赢利模式，以及公司推出产品和服务必须依靠的各种关键资源。如何通过独特的方式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为客户和公司创造价值，是一家公司树立起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在推进公共安全产业的建设进程中，公司如果只是希望通过传统的买卖关系，将系统打包卖给客户，已经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了。IBM通过在系统集成业务中创新收入模式，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赢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

3）缜密的市场推广策略

在推出一项新应用时，我们应该在一个相对简单和独立的商业环境里对有关技术与商业模式相结合的关键假设进行检验，对系统做出调整，并且向那些十分重要但心存疑虑的利益相关方展示相关理念。

建设公共安全产业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系统。在初始阶段，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佳方法，将系统的各部分完美地结合起来。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实用、最有效的策略是预判哪些措施最有可能奏效，然后集中精力以最少的投资、最少的试验、最小的规模来展示理念。

因此，新的公共安全解决方案应避开竞争激烈的市场，找到那些“即使技术和商业模式处于初始阶段，其价值也会获得高度认可”的市场。这样，客户能容忍新事物的不足之处，新事物也能获得示范和改良的机会。

4）有利的官方政策

从历史上看，政府在推进新技术发展方面一直起着主导作用。智慧的政府往往不仅扶持新的技术，同时还要扶持新的商业模式。

政府不仅要扶持新商业模式，还要对制约新模式发展的各种规定做出修订，如在校车事故频发的背景下，2012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出台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对校车承运人提出了法定要求，对于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校车及其承运人，禁止其进入校车市场。

从官方政策的角度讲，我国的公共安全产业须上升到国家战略，由国家出台系列措施促进其发展。目前，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将公共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进行战略研究与产业化发展，在核心技术方面抢占制高点。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以国家战略支撑公共安全产业的发展，则将在这一领域始终受制于人，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

因此，我国应将加快发展公共安全产业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特别是将以监测、预警、应对、管理为核心的公共安全信息技术产业作为重点，列入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这样不仅有利于整合我国现有的科技存量资源，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有利于建立“寓军于民、军民一体”的科技创新与产业体系，充实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此外，公共安全产业的区域布局也应加快，可结合目前的区域经济布局，遴选若干有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基础的科研院所及城市，加快建设一批公共安全产业的示范基地。

成功的系统变革并非易事。然而，不从系统层面思考公共安全的发展，我们将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