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社会调查的发展

社会调查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数千年前古埃及和古中国的人口统计，但较系统的社会调查是17世纪以后才得以广泛开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近代科技的成熟。前者产生了对社会调查的迫切需要，后者为社会调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1.3.1 近代社会调查（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

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意识到，要想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改良，就必须客观地、准确地了解社会经济状况。因此，这一时期的调查多为实用性的行政统计调查和社会问题调查。这些调查首先是从几个最早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开始的，其中较著名的人物是英国的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1690年）一书中指出，对任何社会现象都应当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明并加以比较。在分析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时，他运用了统计分组法、图表法和一系列统计指标。他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18世纪，随着人口统计学的建立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完善，欧洲各国的行政统计调查盛行于世，并逐步制度化。英国和法国都于1891年开始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英国还规定每10年普查一次。其后，欧洲各国也先后效仿。此外，继法国1801年设立国家统计局后，各国的行政统计机构也陆续建立并完善。

19世纪以来，社会问题调查，如犯罪调查、贫民调查、监狱调查、工业调查、城市调查、家计调查等也都得到了广泛开展，这些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进行“社会诊断”，找出社会问题的症结，以便对症下药加以治疗。可以说，早期的社会调查主要是为国家行政管理、为医治社会弊病、为社会改良服务的。

同期，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在理性化和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社会调查进入了政治领域。为改革社会制度、建立新型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许多思想家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实验”，如傅里叶、圣西门、孔德等人制定了一些“理想”的计划，试图改造社会。但有意识地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创建新制度而进行的社会调查研究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的。

马克思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早年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1842—1843年），他深入社会、采访调查，实地考察了农民的贫困状况；流亡英国期间，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他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资料、档案、文件，还通过对英国工厂和产业工人的考察、观察、访谈，收集了大量材料。在此基础上，他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运行机制，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恩格斯早年利用在英国工厂的便利条件长期深入工人住宅进行实地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调查方法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运用观察、访问和文献法，他们对先进的分析技术也极为关注。例如，马克思对凯特勒等人的社会统计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资本论》中运用凯特勒的“平均人”概念对产业工人进行了分析；恩格斯系统地研究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写出了《自然辩证法》这一著名论著，并将这些观点运用于社会研究。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科学地研究社会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社会调查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调查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其中较著名的调查有法国黎普莱的家庭调查、杜卡特列的妓女调查、英国辛克莱的乡村调查、霍华德的监狱调查、夏特沃斯的纺织工人调查、德国恩格尔的家计调查及美国20世纪初期的匹兹堡（钢铁中心）调查和春田调查等。

上述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当时社会中的尖锐问题，如贫困、犯罪、工人生活等，但这些调查一般都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调查结果很难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些调查对于了解社会现实、认识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调查提供的丰富经验和翔实的资料做基础，后期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改革便很难深入地进行。

1.3.2 现代社会调查（20世纪）

20世纪以来，经验社会调查开始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密切结合，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的《自杀论》（1897年）标志着社会研究进入实证阶段。杜尔克姆创立了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证程序，即研究假设—经验检验—理论结论。他还为如何利用统计分析构建社会理论提供了范例。

早期的研究性调查是从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开始的。在布恩的影响下，这一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对美国的移民问题和城市的贫民、种族、社区规划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如托马斯、兹纳涅茨基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920年）和帕克等人的城市生态学研究。前者被誉为个案研究的范例，后者开创了都市病态研究的领域。人类学家林德夫妇也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城镇的研究，他们在《中镇》（1929年）一书中刻画了美国中部城镇的市民生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经济、政治需要，舆论调查和市场调查大行于世，一些国家相继建立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其中以美国1935年创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最为有名。民意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费希尔1928年创立的抽样理论，此后，抽样调查逐渐在社会调查中占据重要地位。1948年，美国社会学家斯托福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创立了目前仍在广泛应用的统计调查模式。在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的努力下，社会调查的多变量分析方法也得以成熟。

可以说，20世纪40—70年代是社会调查的数量化方法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这些方法和技术来源于多个学科，如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等。现代调查方法与技术的进展表现为：抽样调查的广泛应用，问卷法和访问法的精密化，态度测量方法的精密化，社会计量法即人际关系测量法的精密化，多变量统计分析和统计检验的普及，实验法和心理测验方法的引入，内容分析方法的发展，结构式观察法的发展，计算机及其他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程序的标准化，综合以上调查方法和技术的情况增加。

随着经验资料的积累和对社会现象认识的深入，当代的社会调查已不仅是提供经验材料和统计数据，而是更多地、更直接地担负起理论研究的政策研究功能。要有效地发挥这些功能，还需要调查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1.3.3 中国社会调查简史

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进行人口调查了，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一些专门机构（如户部）负责掌握户口人丁数、田亩数等，但对其他社会状况则缺乏系统的调查记录，只能从大量的史籍、游记和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

在我国，较系统的社会调查是在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社会调查大多在外籍学者和传教士的指导下进行，如最早记载的北平社会实进会所做的“北平305名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1914—1915年）就是由美国传教士伯吉斯主持的。中国人最早主持的社会调查是清华大学教授陈达带领学生对北平海淀居民和清华校工所做的生活状况调查（1923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学术界社会调查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地位，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下，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十分缓慢，科学家和社会革命者都在寻找救国之路，他们从了解中国国情入手，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调查涉及各个领域，其中较著名的调查论著有社会学家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1926年）、李景汉的《北京无产阶级的生活》（1929年）、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用之分析》（1930年）、严景耀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4年）、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6年）、经济学家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6年）等。此外，在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领域的著名调查有王同惠、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1934年）、吴泽霖的《铲山黑苗生活调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年）等。

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调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解决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问题，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当时的阶级状况和农村土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调查，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寻乌调查》（1930年）、兴国调查（1930年）、《才溪乡调查》（1933年）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41年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动员全党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此后，在张闻天等党政领导人的亲自带领下，共产党人对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临固调查》、《保德调查》等一大批调查报告，它们对于制定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毛泽东在长期的调查实践中总结出“深入实地”、“召开座谈会”、“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等工作方法和调查方法，以及他所提倡的“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观点，这些在思想上、方法上为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指导，并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调查的普及。

抗日战争期间，学术界的调查研究受到很大影响，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西南地区仍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如陈达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在云南几个县进行了人口普查；费孝通、张之毅对西南农村做了深入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合编为《乡土中国》一书；史国衡通过对工业企业和工人状况的调查，写成了《昆厂劳工》（1934年）一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战乱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学术界的社会调查没有恢复到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调查事业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建立了全国性的行政统计机构，从而改变了以往在基本国情调查上的落后状况。仅以人口为例，我国过去从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进行的“全国人口调查”也只是调查了13个省，因此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谁也无法讲清中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成功进行了5次全国人口普查（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此外，行政统计机构的建立还为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提供了详细、全面的数据资料。

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的政策性调查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一般来说，我国任何政策的制定、任何部门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是以调查研究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的。例如，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期间，在全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毛泽东同志还为此次调查的汇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撰写了100多篇按语；1956年为制定工业发展计划、1958年为制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1961年为纠正“左”倾冒进错误都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既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提供了失败的教训。它们说明，在调查研究中，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调查的结论就会脱离实际，制定的政策就会违反客观规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性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了很大提高，学术性调查研究也开始恢复和发展。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调查研究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各级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的主持或协助下，科学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起来。此外，民意调查和市场调查也开始发展，社会问题调查则更为广泛，如对城市问题、农村问题、青少年问题、老年人问题、独生子女问题、犯罪问题、农村发展问题、物价问题、企业管理问题和职工积极性问题等，都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1.3.4 社会调查的发展趋势

进入21世纪，社会调查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广泛化趋势

（1）调查主体日益广泛。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急剧变化，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社会信息已成为做好各类工作的必要条件，因而社会调查的主体已扩大到党政群团、工农商学等各种行业、各种单位、各种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

（2）调查内容日益多样。社会的每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以及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都已成为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

（3）调查范围日益扩大。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往往在整个地区（县、市、省）、整个部门的范围内进行，有时还做跨地区、跨部门的调查。至于人口、单位、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等基本国情普查，常常也要在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进行。

2.科学化趋势

科学化趋势的主要表现是社会调查方法日益程序化、规范化、数量化和精确化。在这一方面，社会学家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此外，现代社会调查还从其他学科移植、吸收了一些科学方法或技术，如从统计学中吸收了统计方法，从心理学中吸收了社会心理测量法，从民族学中吸收了参与观察法，从新闻学中吸收了访谈法，从数学、计算机科学中吸收了数据处理方法和技术等。所有这些方法和技术都使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科学。

3.现代化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照相机、录音机、绘图仪、电话、手机、计算器、摄放机、GPS等现代工具在社会调查中普遍应用，社会调查基本上不再采用手工方式进行，其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整个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组织方式、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以及抽样方法、问卷设计、调查方式、统计分析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调查的应用范围和科学性、精确度等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4.专业化趋势

社会调查专业化是社会调查广泛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调查主体单位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日益专业化。例如，各级党政群团组织的调研处（科），各高等院校的调查研究中心（所），各科研机构的情报所（室），各新闻出版单位的群众工作部和新闻信息中心，各大型厂矿和商贸机构的商业调查部或市场调查室等。二是独立的营业性调研机构不断涌现并日益壮大。例如，在美国，除盖洛普的美国民意测验所外，还有兰德、斯坦福、哈里斯、赛林格等若干全国性调研公司，美国民意测验所则成为在二十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著名跨国公司。我国也有北京零点调查公司、海信市场研究公司等一大批调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