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们曾经的光荣(2)
人类历史上早期有不少农业文明，如今，只有中国文明没有断裂，数千年一直延续下来。今天有些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负面的，看成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的落后的确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但并不是全部。这个问题后面将会论述，此处只想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生命力如此强大，绵延数千年不绝，绝对有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说在文化中，但更关键的在于创造财富、使用财富的方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文明都要靠财富来支撑，如果获得财富的手段丧失或减弱，这个文明不管它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怎样宏大的构建，也都基本到头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古人靠着聪明才智，形成了农业文明条件下一整套创造财富的卓越方式，同时配合使用财富的合理方式，在创造财富方面形成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体系，文明得以延续。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对于中华文明真正价值的认识就不可能完整。而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意义尤其重大。
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中国的国土面积或者说行政管辖范围在历史上多有变动，大致来说，中国的面积与欧洲差不多，从可以找到的历史资料判断，至少从两千年前开始，面积大致相同的中国与欧洲所承载的人口，中国长期比欧洲多一倍以上。在缺乏普遍避孕手段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中华文明创造财富的能力成倍地大于欧洲，从而使得中国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进入现代以后，随着欧洲人口的增长，身为牧师的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强大的危机意识，使欧洲不得不以向外掠夺扩张的方式来满足人口增长的物质需要。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4左右，却能靠自身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这是中华文明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现在有人从被歪曲的历史观出发，认为中国两千年来虽然人口众多，但人民都过得很苦，在极端贫困的生活线上挣扎，只能维持简单的温饱。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17世纪时，英格兰贵族的预期寿命只有32岁左右，整个18世纪，英国人的普遍预期寿命在35岁到39岁之间。18世纪末，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7.5岁到30岁之间；19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的预期寿命各地区有所不同，其中东西普鲁士为24.7岁、莱茵省为29.8岁、威斯特伐利亚为31.3岁。对于中国，彭慕兰认为，在中国较为繁荣的区域，18世纪中叶的预期寿命是39.6岁，他还引述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19世纪之前“普遍高于西北欧同类人群的数字”。彭慕兰还指出：“保罗·贝洛克（Paul Bairoch）通过20世纪的数据回推，做出了对1800年前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的估计。在他的数字中，‘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极轻微地落后于西欧，但领先于整个欧洲，中国则甚至领先于西欧。”彭慕兰还认为，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的人均每天食物摄入量“远远高于布罗代尔对全欧洲‘大城市民众’的估计”。此外，彭慕兰说：至少到18世纪后期，“东亚的城市在诸如保持公共卫生和供给洁净水等有关公众健康的重要方面远远领先……至少在母婴保健领域，清代医学……继续优于欧洲医学”。
上述数据和结论都是历史上的真实。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从意大利到法国，再到英国，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方无一例外都以中国为榜样，向中国学习。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终于有了可以同中国匹敌的创造财富的新手段，并作为人类文明的后起之秀赶超了中国，它们才像当今日本一样，羞于提及或尽量忽略它们当年迫不及待追赶中国的、想要搭上中国这条大船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从来都是先进的、从来都是领先世界的，而且，它们所有文明都来自它们自身内部的动力，而非外来的影响。
欧洲人在发达之后产生这样的心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有时候也不必那么无情地拆穿他们的自我包装。但是，最令人痛心的是，很多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长期灌输，对中国自身历史的地位和价值也产生了顽固而强烈的错觉。时至今日，虽然西方少数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客观看待中国的历史地位，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愿接受他们的观点，依然在西方中心论的道路上甘心做它的精神奴隶。如果不改变这种心态和倾向，我们将看不到中国历史上曾经的辉煌、曾经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曾经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价值，我们将永远缺乏自信，它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羁绊，束缚我们创造更大辉煌的精神动力。当我们说“中国梦”就是不断追求新的理想、不断实现更高目标的梦想，那么，继承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从我们创造过无数世界奇迹的祖先那里获得持久的精神动力，势必要求我们抛弃西方中心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束缚。
二、我们曾长期站在农业文明的巅峰
迄今为止，人类绝大多数财富都来自土地，其中农业属于可再生的财富资源，矿产属于不可再生的财富资源。工业革命之前，相当一部分工业产品的原料也靠农业提供。工业革命的本质一方面是机器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是工业产品所需原料对农业的依赖降低，如化学纤维取代植物纤维以及塑料等，甚至工业为农业提供重要的生产要素，如化肥等，从而使得农业创造财富的作用在整个经济体中被降低。工业创造财富的方式能否永久持续，这是另一个更广泛的话题。回顾人类历史，在利用可再生的农业资源创造财富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长期领先于世界。
接触过农业的人大都听说过一个词：土壤肥力。人们赞美东北黑土地时曾经说过一句话：插一根筷子都能发芽，就是形容土地的肥沃。良田万亩、沃野千里，是中国人形容农业经常使用的词。土地产出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的基础，土壤肥力是农业文明最根本的实质问题，天然良田得益于自然界长期积累。但是，长期种植会消耗天然良田的肥力，造成肥力下降。人类最早的农业文明之所以都在大河流域产生，是因为江河流域有利于灌溉，同时，河水还能带来充足的养分，使得土壤的肥力得到补充。例如，埃及尼罗河两岸的农田长期依靠河水泛滥时从上游带来的养分，古埃及人一直采取河水自由漫灌的方式维持他们的农业。如今，尼罗河上建造了大坝，传统漫灌的方式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开始使用化肥。与使用化肥相比，河水带来的养分几乎是没有成本的。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农业都离不开化肥，它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土地板结、沙化，即便继续使用化肥，肥效也下降。中国农业大规模使用化肥的时间不很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化肥对土壤肥力的负面影响。
然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有过不使用化肥，却长期保持高效的农业产出的成果。中国很早以前就达到种子与产量1：10，而欧洲农业种子与产量的比例，长期只有1：4。直到18世纪，欧洲农业的效率才接近中国历史上早已达到的水平。单位面积土地的高产，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典型优势，它使得同样面积的土地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还使得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元能够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获得较高的产出，从而实现自给自足，无须再向外索取或掠夺。
在没有化肥和农药的时候，中国古人的这一卓越成果，至今依然令人赞叹。中国古代农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发挥聪明才智，探索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土壤肥力来说，除了得益于自然的恩赐，中国农民还有一整套提高土壤肥力的办法。土壤的肥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它包括空气、水分、腐殖质、矿物质等。水利灌溉对于农业非常重要。战国时秦国扫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实现了统一。历史上对它的议论很多。在探讨其原因时，我想指出的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都在秦国，都江堰、郑国渠、白起渠、灵渠等，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依然发挥作用，实为举世罕见。相比之下，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水利工程都不如秦国。秦国因此农业获得大发展，国家的“耕战”战略得以实现，它能最终统一中国，实属情理之中。虽然秦国的水利工程中白起渠、灵渠的建造最初不是为了农业灌溉，而是出于交通等战争目的，但不可否认，两千多年来，四川盆地获得“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人养成悠闲轻松的生活态度，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促成农业生产的稳定富饶有着极大的关系。
“耕耘”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它完全起源于农业。“耕”是指深耕，目的是改善土壤性能，例如增加土壤空隙，保证土壤中的空气，以维持土壤微生态环境；还能减少植物根系生长的阻力，并将下层“生土”翻起，加快熟化过程；还能提高土壤蓄水能力，防止水分蒸发和渗漏。“耘”特指在田间除草，与今天大量使用除草剂不同，中国古代农民的“耘”有多种不同方式，有用手用脚，也有用锄头等专门工具。“耘”的除草在防止杂草与庄稼争肥的理念上与现代除草剂一致，但是，“耘”的理念更进一步，它还将除掉的杂草变成绿肥的一部分。因此，“耕耘”既是辛勤劳动的体现，也是保证土壤肥力的技术手段。
增加土壤肥力除了空气和水分，中国古代农民还大量使用绿肥，“耘”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在作物生长周期之外，中国古代农民还会在田地里种植其他绿色植物，例如冬春季节在稻田种植紫云英。春天，稻田开耕，紫云英被埋入土中成为绿肥。一百多年前，中国人从南美洲引入了生长迅速的水葫芦，目的也是将其作为绿肥。与紫云英等不同的是，水葫芦绿肥不是在同一块地里，而是在其他水面上，施绿肥要变换地点。如今，大量使用化肥省事省力，使用水葫芦做绿肥比较费事，很少再有人将水葫芦做绿肥使用，反倒让这种外来植物变成了环境灾害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看到，在传统农业中有利无害的事情，在现代农业中却变成有害无利。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绿肥类似于天然良田长期积累的腐殖质，为了增加这方面的肥力，中国古代农民还大量使用人畜粪肥。人畜粪肥成分复杂，对于农作物生长非常有利，其中含氮素较高。由于要使用人畜粪肥，厕所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与宫廷等上流社会的豪华便器不同，大量简易厕所很早就出现于中国各地农村，在汉代墓葬的明器中就有陶制的厕所模型，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积粪的作用。使用厕所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卫生习惯问题，它对于人畜粪肥的“腐熟”非常重要。比较而言，欧洲直到17世纪时，人畜粪便在大城市里还随地可见，既不卫生，也没加以有效利用。
对于农作物养分之一的矿物质，中国古人对它的认识、使用也很早。“五色土”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出现，它实际上就是土壤中不同矿物质成分造成的结果。中国古人由此总结经验得出，不同土质适合不同的庄稼，适合不同的改造利用方式。草木灰是中国传统农业经常使用的肥料，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简单、廉价、无害的钾肥，并含有钙、磷、硼、铝、锰等多种元素。
在南方水网地区，中国古人还发明了以农作物为核心，多种生物共生的生态系统，例如稻鱼鸭系统、桑基鱼塘等，用人工选择和培养的生态系统，使得每一个环节都能互相利用，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对人有用的农产品。我小时候在稻田里经常能发现黄鳝、泥鳅、青蛙等生物，其实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生物及微生物，鱼塘里积累的淤泥也定期成为田地里的养分。这些无害的方式，都是中国古代农民为了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农作物产量形成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农业为增加肥力而积累的无数经验，其中一些被现代农业单独强调出来，例如工业化肥中的氮磷钾肥，在中国传统农业的天然无害肥料中都大量存在。如今，现代农业的农药、化肥单项追求单一目标，破坏了自然生态，也对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现代农业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拖拉机、收割机在广阔的、整齐的农田里按部就班地工作。这个场景的前提是，农作物的种植整整齐齐，术语叫作条播。条播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欧洲直到17世纪，农田里还是散播。条播与散播的区别是，条播便于施肥、除草、灌溉、收获等田间管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撒播则没有多少田间管理，由庄稼自由生长，能收获多少算多少。试想，如果没有条播，多少现代农业的农业机械将没有用武之地？中国人过去那些无名的创造者对于今天以及全世界的贡献，常常因不起眼而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