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发展概况

一、我国塔吉克族的形成

从人种上来说，塔吉克人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如肤色浅淡、发色金黄或黑褐、眼色碧蓝或灰褐、薄唇、高鼻、颧骨不高突、体毛和胡须较发达等，都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点。

关于我国塔吉克族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现象，早在唐代即见于记载，当时塔吉克先民在今塔什库尔干地区及周围建有盘陀国。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盘陀王名叫裴星。又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盘陀王原本是疏勒人，疏勒人“文身碧瞳”，“王姓裴氏”。《旧唐书》也记载，疏勒“其王姓裴氏”，即盘陀王和疏勒王都为裴氏，为同一家族。这两个地区的居民都为“碧瞳”，因此，他们都属欧罗巴人种。当时，盘陀人和疏勒人都为操东伊朗语的居民，即粟特人。关于这一点，去过盘陀国的玄奘记载：盘陀国“文字语言大同 沙国。”《新唐书》记载，盘陀国“人劲悍，貌言如于阗”。我国塔吉克人现在在体态上仍具有欧罗巴人的典型特征，只有少数人具有蒙古人种的一些特征，基本上属于欧罗巴人种。中国塔吉克语亦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

我国塔吉克族形成的历史可追溯至非常古老的年代。在我国塔吉克人的先祖所生活的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自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

1983年8月，由新疆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和新疆地矿局有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对塔什库尔干县吉日尕勒文化遗址进行的科学考察中，发现了原始人使用过的石器，烧火堆残迹以及烧损的骨头。这一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不会晚于更新世，至少有1万年。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在1万年以前塔什库尔干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考古方面的发现还证明塔吉克人的先祖所生活过的中亚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原始人活动的痕迹。学术界一般认为，欧罗巴人的先祖雅利安人公元前2000年前在里海以东的中亚草原过着游牧生活，约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迁徙，一支迁往伊朗高原，一支迁往印度，一支迁往欧洲，还有一支迁往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这就是活动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操东伊朗语的古老部族的来历，他们在帕米尔地区，即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地区居住下来并创建了自己古老的文化。

我们在谈到我国塔吉克族的形成时，必须涉及古代的塞人、粟特人等操东伊朗语的部族和居民。在我国塔吉克族的形成过程中，塞人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塞人为东伊朗部族，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这方面他们与中国塔吉克人是相同的。有的学者还认为，现在的塔什库尔干的色勒库尔方言与瓦罕方言是现代活着的塞话。其次，古帕米尔，即塔什库尔干地区是历史上塞人活动的区域之一，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例如：1976年和197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塔什库尔干县城北面的香宝宝墓地进行发掘时，从40座墓中发现了一些原始社会末期至奴隶社会初期的文物，对墓葬中的木头进行了碳—14测定，测定结果证实了这些墓葬分别有2500～4800年的历史。墓中出土的人骨都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尤其是其中21座，无论是在墓葬的形制、丧葬习俗，还是在随葬物品等方面都与古帕米尔塞人的墓葬相同。这说明，作为我国塔吉克人直系先民的东伊朗部族自古就在帕米尔地区居住并进行活动。

塞人公元前8世纪出现在欧亚内陆某些区域，并于公元前7世纪迁往南俄草原、西亚、北欧和黑海沿岸，因此，中国史料、古希腊史料、古波斯著名的纳黑希鲁斯塔木石刻和贝希斯敦铭文中，都有关于塞人的记载。中国史书中将他们称作“塞人”或“塞种人”。《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在介绍汉代帕米尔高原上的休循国时《汉书》写道：“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本故塞种也。”对捐毒国的记载中也提及塞人：“捐毒国，王治衍敦谷……本塞种也。”除此之外《汉书》等中国史书中关于塞人还有许多其他记载。

古希腊史书亦留下了许多有关塞人的记述，他们将塞人称为“斯奇提亚人”。古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欧亚草原喀尔巴阡山以东顿河，甚至再往东分布的游牧居民全都是斯奇提亚人。在其名著《历史》一书中写道：“属于斯奇提亚人的塞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塞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塞卡依人。”

古代印度人亦与波斯人一样，将中亚的部族都称为塞人。希罗多德还使用未见于波斯古刻铭文中的“玛撒该塔伊”这一称谓，对他们这样描述道：“玛撒该塔伊人穿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

在古波斯石刻铭文中亦有许多有关塞人的记述，在塔吉克民间亦有许多有关塞人英勇业绩的传说，其中尤以《希列克的传说》和《托米丽司的传说》最为有名。希列克的传说展示了塞人首领希列克保卫家园、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当大流士一世步居鲁士后尘，于公元前518年前来远征塞人时，塞人首领希列克只身以苦肉计引诱波斯大军进入没有水草的茫茫沙漠之中，结果波斯军队的大部分将士困死于此。希列克本人也英勇牺牲。托米丽司是玛撒该塔伊人的女王，对侵略者毫不让步，拒绝服从居鲁士的统治，对波斯军队予以坚决抵抗。在战斗中，托米丽司的儿子也牺牲了，女王带领全部军队与侵略军激战，最终获得胜利。女王找出居鲁士的尸体后，便将这个侵略者的首级割下来，放进一只盛满血浆的革囊里去，并说：“让你饮个痛快吧！”

将上文所提及的中国、波斯、希腊史籍中的文字相互比较，即可看出，中国所说的“塞人”，波斯所说的“塞卡依人”，希腊所说的“斯奇提亚人”或“玛撒该塔伊人”，实质上指的都是同一古代游牧部族。古波斯人定居的农耕塞卡依人按其所居住之地名来称呼，如马尔基亚那人、巴克特里亚人、花剌子模人、索格底亚那人。正如希罗多德所指那样：“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奇提亚人都称为塞卡依人。”塞卡依人即塞人，因为古代塞人和中亚其他土著部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及服饰等方面基本相同。

生活在公元前63年～公元20年的希腊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一书中指出：花剌子模的玛撒该塔伊人是塞人的一部分，索格底亚那人和巴克特里亚人在生活习俗上与游牧部族只有很小的差别。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写道：“从军的巴克妥里亚人头上戴的和美地亚人头上戴的极为相似……从军的帕提亚人、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的装束和巴克妥里亚人的装束一样。”（此处巴克妥里亚即巴克特里亚，花拉子米欧伊即花剌子模，粟格多伊即粟特——译者）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大宛列传》中这样写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

我国塔吉克族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东伊朗部族中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那部分逐渐融入了维吾尔族之中，居住在帕米尔高原（即今塔什库尔干地区）的那部分在保留了东伊朗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我国的塔吉克族。

二、塔吉克族的历史沿革

帕米尔高原，即塔什库尔干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吉克族先民自古以来就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人们有着密切联系。

（一）古代塔什库尔干及其周边地区的“行国”

西汉时期，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及其周边地区为西域36国中的蒲犁、依耐、西夜等王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犁国，王治蒲犁谷。去长安九千五百五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车。种俗与子合同。”“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户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西夜国……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东与皮山、西南与乌、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蒲犁、依耐、西夜几个王国就在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有的学者还认为蒲犁国的首府就是留存至今的塔什库尔干石头城。

东汉时期，塔什库尔干被称作“德若国”。《后汉书》记载：“德若国领户百余，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有的研究者以为“德若”可能是古代东伊朗语中的“damna”（意思是“房舍”）一词的音译。

到魏朝时期，这里又被称作“满犁”，史学家们以为满犁可能是西汉时期的“蒲犁”之误写。

晋朝时期，塔什库尔干地区被称作“亿若”。

以上提及的古代塔什库尔干及周边地区的小王国大都从事畜牧业，是史书上所记写的逐水草而行的“行国”。因此，不同史书中对它们的位置和名称有着不同的记载。由于塔什库尔干地区为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自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繁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由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族慢慢向农耕民族演进。

（二）盘陀国

从公元初期至唐朝开元年间，塔什库尔干地区为盘陀所统治。有关这一王国的形成、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和以后的状况，在我国不同的朝代都有记载。这些记载使我们得以知晓盘陀国的历史以及社会状况。

1．盘陀国的建立、发展及灭亡

关于盘陀国的建国时间，有这样几条史料可供参考，据《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神龟二年（519年）秋，北魏王朝派往北印度取经的僧人惠生和敦煌人宋云路过盘陀时，该国至少已传王位13世。如果按30年为1世的常规估算，盘陀古国大约创立于2世纪前半叶。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贞观十八年（644年），唐朝高僧玄奘从印度回国路经盘陀时，葱岭东的乌铩国役属于盘陀已数百年，也就是说在7世纪中叶时盘陀古国就已存在了几百年。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达布达尔乡南约10公里处，位于塔格敦巴什河峡谷的山岩上，耸立着一座古堡，当地人称之为克孜库尔干，即驰名中外的公主堡。这座古堡的城墙用土砖和杜松枝相间垒砌而成。这种建筑方法和汉代长城边塞的建筑方法相同。参考《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记盘陀国的“建国传说”和地理位置，可知公主堡是盘陀建国初期的王宫遗址。从公主堡的建筑方法来看，盘陀的创立大概在东汉时期。

《大唐西域记》还记载，盘陀早期的一位国王，征伐北印度的呾叉始罗国（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胁迫当地的高僧童受北迁盘陀，并将公主堡的故宫改建为童受的伽蓝（寺院）。童受为3世纪人。因此，盘陀立国当在3世纪之前。

据三国时代（220～280年）的《魏略·西戎传》记载，疏勒（今喀什）下的12小国中有一个石国，这是盘陀国最早见于汉文记载的名称。可见三国时代该国已经存在。

盘陀国前后曾经有过几个不同的名称。三国时期汉文译作石。东晋法显《佛国记》称之为“叉”。梁《高僧传》卷三《释智猛传》称“奇沙国”。《水经注·河水二》称其地为“歧沙谷”。《梁书·诸夷传》记载“盘陀国”“王姓葛沙氏”。石、叉、奇沙、歧沙和葛沙这5个译名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译写方式。这一名称是盘陀王室的姓氏，该国早期即以王之姓为国之名。此王室姓氏又同当地的地名歧沙谷有关，或是王之姓由地名而来，或是歧沙谷一名由奇沙国或葛沙氏而来。此外，《水经注·河水二》引晋代《释氏西域记》称该国为伽舍逻逝。“伽舍”仍为歧沙的同名异译。逻逝指西山，是葱岭的别称。伽舍逻逝的意思可能是葱岭上的伽舍（歧沙）国。但是，后来为何由叉国改称为盘陀国，其原因现在还不得而知。

法显是东晋名僧。399年，他从长安出发，渡流沙，越葱岭，至印度，于412年从海道回到山东崂山。当他在401年夏路过葱岭时，这个国家仍以叉为名。可是，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到了南北朝太延年间，即435～439年之际，该国向北魏王朝派遣使臣朝贡的时候已称“盘陀”。可见这一国名的改变，当发生在5世纪初至该世纪30年代之间。盘陀这个名称，亦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宋云《行纪》译作汉盘陀；《魏书·西域传》译作渴槃陀，同书《世宗本纪》景明三年（502年）作诃盘陀；《梁书·诸夷传》作渴盘陀；《隋书·裴矩传》作唱盘陀（唱字应是喝字之误）；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作盘陀；《续高僧传·那崛多传》作渴罗盘陀；贾耽《四夷路程》作羯盘陀；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渴饭檀；《新唐书·西域传》作盘陀，并说它还有汉陀、渴饭檀和渴罗陀等译名。由于玄奘是亲历其境的伟大旅行家，所以我们采用他的译名——盘陀。

唐朝还把盘陀国称为葱岭国。《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外国呼云渴饭檀国，汉名葱岭。”《旧唐书》卷八三，《苏定方传》和《册府元龟》卷九七等处都有关于葱岭国的记载。

“葱岭”是《汉书》中指称帕米尔的汉语名称。唐代著名的《汉书》注释者颜师古在其注释中对葱岭是这样解释的：“《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认名焉。”宋元时期的史学家和《资治通鉴》的注释者胡三省对葱岭的解释也同《汉书》注释者的解释是一致的。“帕米尔”为我国塔吉克语“pomayr”一词的音译，《大唐西域记》写作“波迷罗”，此词原意为“丰沃的草原”。《大唐西域记校注》对葱岭得名的另一解释为“山崖翠绿”。这样看来，塔吉克族语的“pomayr”与汉语的“葱岭”在意思上是基本相同的。

盘陀这个名称，据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西域的新研究》中考证，属于东伊朗语，意思是山路，同这里地处中西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有关系。也有人说这一词是伊朗语，意思是山间平地。古代中国同中亚、西亚、欧洲、印度等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南道，就经过盘陀。特别是从东晋至唐代，许多从中国前往印度巡礼、取经的高僧，如法显、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同行）、玄奘、慧超、悟空等，都曾路过这里，留下了有关当时盘陀的珍贵记载。

东晋隆安五年（401年）夏，法显及其同伴经过这里，并在《佛国记》中记载：叉国在葱岭之中，这里是高寒山区，除了麦子能成熟以外，其他谷物都不能生长。当地有一千多名和尚，都属于小乘佛教。

南北朝时盘陀国达到鼎盛时期，同时它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北魏太延年间（435～439年）,盘陀、龟兹、疏勒、乌孙、悦般、鄯善、焉耆、车师、粟特西域九国遣使向北魏王朝朝贡。北魏派遣散骑侍郎董琬和高明等携带许多丝绸锦缎，去招抚九国。董琬等到过盘陀。《魏书·西域传》记载了当时盘陀的情况：盘陀位于葱岭东部，在朱驹波（今叶城县南）的西面。葱岭河（今叶尔羌河）的上游流经这个国家，然后向东北流去。当地的高山终年积雪，人民信仰佛教。

《梁书·诸夷传》所记载的南北朝时期盘陀的情况比较详细。据此书记载，盘陀是于阗西面的小国。西与滑国（即今阿富汗北部）为邻，南与宾（今克什米尔地区）接壤，北面连接沙勒国（在今之喀什）。首府在一处山谷中，城周长约十多里。全国有城12座，风俗同于阗相似。当地居民用吉贝（木棉）布做衣服，穿紧袖长袍和在脚踝处收口的裤子。土地适宜种小麦，国内多有牛、马、骆驼、羊等牲畜，当地多产毛毡、黄金和玉。大同元年（546年），派遣使臣向梁朝贡献当时的土产，《梁书》所记载的内容，想必是从盘陀国使者处打听来的。《梁书》认为古代新疆境内只有高昌、龟兹、于阗、末国（在今且末境内）和盘陀五处，可见这部史书对盘陀的重视。

南北朝时期，盘陀同内地联系愈加频繁，据《魏书》各本纪记载，437、439、453、462、502、503、512、513等年份，盘陀都曾向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遣使朝贡。北魏亡后，又同南方的梁朝进行联系。

这一时期有关塔吉克族先民的最详细的记载，当推亲自到过盘陀的宋云和惠生的游记。北魏、东魏至北齐时人杨衔之著《洛阳伽蓝记》，将《惠生行纪》《宋云家纪》和《道荣传》综合成一篇游记（一般简称为《宋云行纪》），作为该书第五卷的主要内容。其中记载，宋云等在神龟二年（519年）农历八月初进入汉盘陀（盘陀）辖境，向西走了6天，才登上葱岭。可见当时盘陀的国势强盛，以至于在帕米尔高原东面的山麓和平原地带，拥有一片长达6天路程的领地。宋云等登上葱岭以后，向西行走3天到达钵盂城。又走3天到不可依山。那里非常寒冷，夏季都有积雪。在这里，宋云插入了一则当地的神话传说：不可依山中有一湖泊，湖里住着一条毒龙。从前有过往的客商在湖边住宿，遇到毒龙发怒，把这些客商都杀害了。盘陀王见此，便将国事交与儿子掌管，自己去乌苌国（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流域）学婆罗门经咒。4年后他完全掌握了婆罗门法术，他回来到湖边用经咒降服毒龙。这条龙化为人形，向盘陀王悔过。国王将他流放到距离湖泊2000多里的葱岭中去。这位国王便是宋云经过时的盘陀王的第13代祖先。

这则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出了盘陀社会的一些情况。一是当地自然环境很艰苦，这里所说的毒龙，大概是气候突然发生恶劣变化的象征。二是丝绸之路经过这里，盘陀王非常重视保护过往客商的安全，为降服毒龙，他甚至亲自出国长期学习，最后排除商道上的障碍。三是当时这里不但信仰佛教，并且相信婆罗门法术；国王不但是全国的政治领袖，还是宗教领袖。四是当时盘陀已是传位13世以上的古老王国。

《宋云行纪》记载，葱岭的顶端位于半天之际，盘陀的首府位于山顶上。葱岭以西的河水都向西流。当时的人们都相信这里处于天地之间的中心地带。当地人引水灌溉。当他们听说中原地区的农田要靠下雨才能播种时，觉得可笑，说：老天爷怎么可能根据人的期望而下雨呢？这和现在塔吉克族利用帕米尔高原的冰川融水灌溉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宋云还记载：盘陀首府城东的孟津河，向东北流往沙勒。孟津河就是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东面的塔什库尔干河。沙勒就是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北面偏东的喀什市。虽然塔什库尔干河并未流到喀什，而是流入了叶尔羌河，但是，宋云所说盘陀首府的方位，基本上和现在塔什库尔干县城的位置相符。宋云说这里地势高峻，草木不生，农历八月里天气已经很冷，北风赶走了大雁，雪花飘飞千里。这和现在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塔吉克族聚居的帕米尔高原许多雪线以上的山峰，以及一些岩石嶙峋的山坡，也是草木不生。农历八月间这里的天气便开始转冷，有时还下雪。

唐代盘陀属于安西都护府管辖。《新唐书·西域传》中列有盘陀国的传记。据此书记载，盘陀的首府在葱岭之中，都城在徙多河（今叶尔羌河，此指其源流之一的塔什库尔干河）边。葱岭俗称极嶷山，环绕这个国家的境域。全国有可以作战的壮士1000人。盘陀的国王本来是疏勒（今喀什）人，世袭为王。当地人身强体壮，矫捷勇猛。人们的外貌和语言同于阗人相似。这里的法律规定：杀人犯和抢劫犯要判处死刑，犯其他罪可以用钱财赎免。在交纳的赋税中必须包括衣服。唐贞观九年（635年）派遣使者进京（长安）朝贡。盘陀亡国以后，唐朝在当地设立葱岭守捉，是安西都护府下属的边防要地。

关于盘陀的记载，曾以身历其境的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详细，其中并有若干佛教神话和民间传说。玄奘是从印度求法取经回国时路过盘陀国的，时间约在644年。玄奘说盘陀国的面积并没有这样大。他说盘陀的首府建在一大岩石之上，背靠徙多河，这座城周长有十多公里。他说的这座古城，位于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的北面，它的基本情况和玄奘所说相符，只是大石岩周边没有十多公里那么长。玄奘说这里一座座山岭相连，平原狭窄。庄稼长得少，其中豆类和麦类最多。树木稀疏，鲜花和水果很少。高平的原野和低湿的土地都荒废着。城市里很空旷。

玄奘在谈及盘陀人的时候说：这里有学问的人较少。人们性格直率，既有力气，也很勇敢。用毡和毛织品做衣服穿。语言文字和 法（今喀什）大致相同。

在谈到当地的宗教信仰时，玄奘说盘陀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境内共有十多所佛寺，五百多名和尚，信的是小乘佛教。盘陀王敬重佛、法、僧三宝，举止从容大方，非常爱好学习。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很多年。

玄奘还记述了关于盘陀建国的传说：盘陀开国之主是一位来自中原地区的王室之女，她的宫室建在一座孤立的石峰之上（即公主堡）。盘陀王族是这位汉族公主和太阳神生的后代，所以他们自称“汉日天种”，王室成员的面貌和中原地区的汉人相同。玄奘抵达盘陀时，这一王族的势力已经衰落，遭受附近强国的压迫。如若将玄奘的这段记载和其他史籍对照，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最初，《梁书》说盘陀“王姓葛沙氏”。《新唐书》说盘陀“其王本疏勒人，世相承为之”，并说疏勒“王姓裴氏”。又据《往五天竺国传》记载，盘陀最后一代国王名叫裴星。由此可见，盘陀在梁朝以后曾发生王室易姓的重大政治变革。葛沙氏是当地“歧沙谷”的土著，而裴氏则是疏勒的王族，后来上了葱岭，取代葛沙氏为盘陀之王。《新唐书》说疏勒人“文身碧瞳”，可见从疏勒来的裴氏王室属于绿眼珠的欧罗巴人种，而盘陀原来的王族自称“汉日天种”，面貌和中原人相同，也就是说他们属于蒙古人种。从《往五天竺国传》和《新唐书》所说的盘陀王名“裴星”“本疏勒人”可以看出，在人种上不同于玄奘所见到的“汉日天种”王族，由此可推测盘陀王室的更迭大概发生在644年玄奘离开盘陀以后。至于《新唐书》所说的盘陀王由疏勒人“世相承为之”，想必是指裴氏夺取盘陀王位以后的事。

盘陀王族说他们的男性祖先是太阳神，这可能同他们原先信仰教，后来虽改以佛教为国教，但仍与崇拜教的神灵有关。教或称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古代流行于伊朗和中亚一带。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唐代盘陀附近的疏勒“俗祠神”（《旧唐书》作“俗事神”），于阗也“喜事神、浮屠法”（《旧唐书》作“好事神，崇佛教”）。教以火为善，是光明的代表。太阳神则是盘陀人崇拜的神灵之一。

盘陀王族说他们的女性祖先来自“汉土”，这一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同中原的亲密关系。玄奘说盘陀王族的外貌与汉人相同，这可能同早先生活在这一带的羌族部落有关，羌族与汉人的体质特征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人种。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东起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西至葱岭，分布着若干羌族游牧部落。该书记载：“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蒲犁、依耐和西夜等分布在葱岭东麓。无雷位于葱岭之上，与后来盘陀的位置基本相同，无雷为羌族部落，其留在葱岭的后人有可能在当地转化为盘陀的王族，或者与盘陀王族通婚，而引起王族后裔的体质特征发生变化，导致他们外貌与蒙古人种有几分相似。

玄奘说盘陀王族的外貌和汉人相同，并没有说盘陀的一般居民都是这样，而是说他们的“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佉沙即疏勒，如上所述当地人属欧罗巴人种。据《大唐西域记校注》考证：“就现在已经出土的文书来看，从公元3世纪至11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和阗、西缘的巴楚（很可能也包括喀什在内）一带居民使用属于印欧语系中的古东伊朗语的几种方言，与现在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族使用的舒格南语、瓦罕语属于同一系统。”又据《新唐书》记载，盘陀人“貌言如于阗”。近人根据在和阗一带考古发现的大量写本残卷分析，也认定古代于阗（和阗）语属于印欧语系中东伊朗语之一支。由此可见，盘陀国居民操东伊朗语，属欧罗巴人种，今天的塔吉克族和古代的盘陀人是一脉相承的。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还讲了一段当地佛教的历史。他说：无忧王在世的时候，五天竺国有4位高僧，东面的是马鸣，南面的是提婆，西面的是龙猛，北面的是童受，号称“四日照世”。盘陀王得知后，率兵南下北印度的呾叉始罗国（位于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新域西北约32.19公里），胁迫那里的童受迁徙到盘陀，将原来的王宫改建为佛寺，供童受居住。童受为小乘佛教经量部论师。这一历史事件表明，盘陀王热衷于传播佛教，甚至不惜出兵劫持著名高僧来本国讲经传道。从另一方面看，盘陀当时能够出兵远征北印度，可见当时的国力很强盛。

玄奘还记载了一则关于古代中西交通往来的丝绸之路的故事：在盘陀东部有一处名叫“奔穰舍罗”，意为“福舍”（资助旅行者、给食、施药之慈善机关）的地方。这地方位于葱岭东山，常年积雪，来往客商很是畏惧此处的艰险环境。据传说，从前有一批商人，大约有上万人，几千峰骆驼，驮运货物经过这里，遭遇暴风雪，人畜全部死亡。当时盘陀有一位大罗汉赶来救护，当他来时商人们都已死去，他便收集商人遗留下来的财物，建立馆舍，积储资财，以赈济过往行人。所以至今旅行者和商人都能得到救济和供应。这则传闻故事一方面说明盘陀是东西方大型商队往来的要冲，另一方面说明古代宗教界对这条商路亦很重视。僧人们在最艰险的地段设立“福舍”，供应食宿，既解决旅行者的困难，也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玄奘还提到葱岭东面的乌铩国，说这个小国在几百年以前就隶属于盘陀，乌铩国大约位于现今的莎车县境内。从盘陀对乌铩国的统治，盘陀国所拥有的12座城堡，以及它曾出兵远征北印度等情况可以得知，我国塔吉克先民曾建立过一个势力比较强盛的国家，并在西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后来，我国另一兄弟民族藏族建立的吐蕃古国，势力达到帕米尔一带，盘陀王裴星投奔吐蕃，从此盘陀国在历史上消失。唐朝政府直接在这里设立葱岭守捉。

关于盘陀亡国的时间，《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为“开元中”（713～741年），而《往五天竺国传》的作者慧超路过葱岭时该国已亡，慧超于727年回到中国。所以盘陀之亡当在713年与727年之间。

2．盘陀国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用了较多的篇幅谈盘陀国的情况，是因为盘陀国是我国塔吉克族先民建立的王国，这一王国在我国塔吉克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时在塔什库尔干及其周围地区开挖渠道，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农业，被塔吉克人称作“帕尔哈德—西琳渠”的古代大渠遗迹，很可能就是盘陀国时期的产物。帕尔哈德—西琳渠起自塔什库尔干县达布达尔乡的艾杰克波依，一直延伸至提孜那甫乡的斯台尔克孜，全长80公里。这条古代大渠道的遗迹保留至今，并且随着当时灌溉农业的发展，这里出现了许多村庄，人口开始增多，国力日益强盛。

第二，修建驿站及免费提供过往行旅住宿的房舍，以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盘陀国为保证东西方之间这条重要商道的畅通无阻，沿途修建了城堡、驿站及为过往商队行旅免费提供住宿的房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南北朝时途经盘陀国的僧人宋云在其《行纪》中有详细记载。唐代名僧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亦有所记载。

第三，修建城堡、城市，巩固封建王国制度。《大唐西域记》一书及其他史料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盘陀国时期国王及贵族住在城堡中，老百姓则住在乡村，有专门从事手工业的人，有维护王国封建制度的军队和法纪等。

第四，盘陀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盘陀人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皈依佛教，修建了许多寺院庙宇，发展佛教文化。在盘陀国国力强盛时期，盘陀国国王曾仗恃武力，从邻邦“请”来当时号称“四日照世”之一的名僧童受，并为他修建了“台阁高广，佛像威严”的寺院，建立了一个在这一带有相当影响的佛教中心。在我国塔吉克族文化中，至今仍可见到盘陀国时期繁荣的文化的影响，如果说著名的“石头城”“公主堡”等遗迹是盘陀国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物证的话，那么《公主堡的传说》《勇敢的秦公主》等流传在塔吉克民间的传说和叙事诗则是历史烙在塔吉克人精神上的印记。

第五，盘陀国继承并发展了汉代葱岭各部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即使在中原分裂后形成的南北朝期间，也屡次派遣使者，远行万里，同北魏和梁朝保持了联系。到了唐朝，盘陀国同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唐朝即在西域按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进行区划，盘陀国一带归安西都护府管辖。这一时期，盘陀国与其周边地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同西部的波斯、印度等国多有往来。宋云便记载了一个盘陀国王去印度学法降服毒龙的传说。

在我国塔吉克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盘陀国存在了500多年，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吐蕃势力达到帕米尔一带，盘陀国国王归降吐蕃，于是，盘陀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唐朝便在塔什库尔干设立了属安西都护府管辖的葱岭守捉，将此地作为国家边境上的一处要塞。

盘陀国这一历史时期在我国塔吉克族历史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塔吉克先民创造了对后世影响重大的盘陀文化，并且形成了今天中国塔吉克族的主体。或许可以这样说，盘陀人所创建的国家是封建制的国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战乱和掳掠），这个国家不但未能得到发展，反而衰亡了。

盘陀古国衰亡以后，盘陀人的后代塔吉克族人仍在帕米尔高原东部生息繁衍。唐朝中叶以后，经过塔吉克族聚居地区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来往的行人越来越少，有关记载亦几乎绝迹。因此，唐代以后至清朝以前的塔吉克族历史，由于缺乏史料，难于详述。

（三）宋元时期的塔吉克人皈依伊斯兰教

宋元时期，塔什库尔干地区很少被提及，除记载它属于于阗外，再无其他文字材料。但是，这个时代却是塔吉克人历史上发生巨变的时代——由于阿拉伯人的征服，塔吉克人接受了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之后，中亚的塔吉克人建立了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和萨曼王朝。其中萨曼王朝对塔吉克人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萨曼王朝完成了将塔吉克人凝聚为一个民族的过程。当时塔吉克人全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因此，在共同反对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形成了塔吉克人统一的语言——达里语。这一历史时期发展了塔吉克文化和文学艺术，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上去。萨曼王朝时期，高度发展的塔吉克文化及其文学艺术不仅对当时周围的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萨曼王朝以后几个世纪中的塔吉克文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虽然，有关我国塔吉克先民何时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未有明确记载，但他们最晚在11世纪便加入了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教派，这一点是清楚的。著名的伊斯玛仪派哲学家和诗人纳赛尔·霍斯鲁曾以法蒂玛王朝宗教传播者的身份，广泛地传播伊斯玛仪派学说。后来，他为避难来到偏僻的帕米尔高原，在此著书，并继续宣扬伊斯玛仪派学说。当时整个帕米尔地区的塔吉克人正是在纳赛尔·霍斯鲁的影响下才信奉了伊斯玛仪教派。正因为如此，我国塔吉克人至今尊其为“辟尔纳赛尔·霍斯鲁”（辟尔在此有“鼻祖”之意）。

元太祖成吉思汗派遣大将者别进击乃蛮王子屈出律，屈出律向喀什噶尔西南方向的帕米尔群山逃窜，当逃至色勒库尔时，被者别部下先锋曷思麦里追上杀死。

蒙古人征服中亚之后，塔什库尔干连同中亚大片土地一起便归属于察合台汗国。明朝时期，塔什库尔干地区又属于叶尔羌赛伊迪亚汗国。赛伊迪亚汗国一直向塔什库尔干派驻阿奇木伯克。赛伊迪亚汗国解体之后，由于新疆战乱频仍，严重危害到了塔什库尔干地区和塔吉克人的社会生活，很多人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此时，葡萄牙人鄂本笃（1561～1607年）于1603年路过色勒库尔。并在《鄂本笃访契丹记》一书中记载：这里有许多村落，村庄里鳞次栉比地建造着一户户住宅。可见当时色勒库尔聚居着相当数量的塔吉克族居民。

（四）清朝时期的塔吉克族决心保卫祖国领土

1759年，清朝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实行军府制度，设置了统辖新疆的伊犁将军府。当时塔什库尔干的穆喇特伯克将所有户口田亩呈报清政府备案。从这时期起，清政府正式将塔什库尔干的塔吉克族聚居区划为叶尔羌的一个庄——色勒库尔回庄。色勒库尔回庄受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色勒库尔回庄所辖除现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所辖区域外，还辖有现在阿克陶县的布龙库勒、穆吉、恰尔龙、塔尔等乡，另外，还包括在西帕米尔游牧的西布鲁特——柯尔克孜人。总的来说，色勒库尔回庄的建立对于巩固边防，加强塔吉克族与兄弟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塔吉克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好景不长，从1830年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由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入侵，这里又长时间陷入战乱之中。

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初期，浩罕汗国侵犯我国塔什库尔干地区。在抗击浩罕汗国入侵的斗争中，塔吉克人民中出现了著名的民族英雄库尔察克。自库尔察克1830年任色勒库尔伯克起，到1836年被浩罕入侵者杀害，他带领塔吉克人民，多次击退侵略者的入侵。最后为保卫祖国的领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长诗《太洪》至今仍在塔吉克族民间传唱。据《清实录》记载，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为五品，道光十年（1830年），由于库尔察克在反侵略的战斗中多次立功，擢升为四品。后来又因为他带领回兵（包括维吾尔族士兵）再次击退浩罕入侵者，擢升为三品。

在阿古柏的侵略和暴虐统治时期，塔吉克人民受到极端的压榨和迫害，很多人不得不远走他乡，逃往瓦罕、布哈拉等地避难。还有很多居民竟被阿古柏当作罪犯，流放到喀什城北的帕齐牙尔和莎车境内。1878年，当左宗棠部将刘锦棠收复喀什、莎车时，塔吉克人民在原色勒库尔回庄阿奇木伯克艾里布的带领下，利用清军胜利的声威，杀死阿古柏派驻色勒库尔的阿山夏，收复了色勒库尔，为保卫祖国领土作出了贡献。

从1870年开始，沙皇俄国和英帝国主义开始争夺帕米尔地区，他们背着清朝政府，在1895年签订了瓜分帕米尔的英俄《伦敦条约》，给塔吉克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首先，由于在中俄边境的色勒库尔山立了界标，牧民们不得不离开色勒库尔山西部的许多肥沃的草场，这使畜牧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二，以前属于中国的许多居民，被迫从属沙俄。其三，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阿富汗埃米尔侵占瓦罕地区，随意压榨当地的塔吉克居民，迫使他们离乡背井，四处流浪。当时，瓦罕地区的许多塔吉克居民迁往色勒库尔、叶城、皮山等地，以后成为我国塔吉克族的一部分。

有一点必须说明一下，我国塔吉克有“色勒库尔塔吉克”和“瓦罕塔吉克”两个名称，“色勒库尔塔吉克”指自古以来便居住在色勒库尔的居民，而“瓦罕塔吉克”则指当时从瓦罕迁来的居民。瓦罕地区与色勒库尔地区相连，这两个地区自古以来便有密切的联系。瓦罕地区在唐朝时期就属于我国，当时在帕米尔南部设立“鸟飞州”，同时还设立有归鸟飞州都督府所辖的瓦罕州。在阿富汗埃米尔侵占瓦罕地区之前，它与色勒库尔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瓦罕地区被并入阿富汗后，瓦罕地区的居民开始背井离乡、四处流浪。

清朝政府荡平阿古柏政权光复新疆之后，1878年在色勒库尔地区设立兵站，在边境上建立了卡伦哨所，以加强边防。1884年，清朝政府将新疆改为行省，省以下设立道、府、厅、州、县等各级行政机关。1902年，在色勒库尔设立归莎车府管辖的蒲犁分防通判厅。这一名称中的“蒲犁”，是汉代塔什库尔干地区一个小国的名称，清政府用这一名称来作为塔什库尔干地区的地名。蒲犁厅（县）下辖27个庄，蒲犁厅便设在塔什库尔干石头城内的衙门里。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塔吉克社会

辛亥革命后，民国2年（1913年），蒲犁厅改为蒲犁县，属喀什地区所管辖。为了统治色勒库尔的居民，仍保留了伯克制度。除了正式委派的县官之外，还委任了当地人（即塔吉克人）为阿奇木伯克，直到1926年，新疆省政府才下令废除了伯克制度。

国民党统治时期（包括盛世才统治时期），色勒库尔的塔吉克人仍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居民们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缺少生产工具，生产技术落后，商品极端缺乏等原因，当地居民绝大部分是文盲，只有极少数人在宗教学校学过认字。直到1936年，县里才成立了一所县立小学。1938年，中国共产党驻疆代表向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建议，为了巩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必须制止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非法活动。新疆地方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从进入新疆的红四方面军西路军中选拔了一些同志，分别派往新疆南部边境喀喇昆仑山一带守卫边卡。1938年冬，第一位登上帕米尔高原的中共党员胡鉴被任命为蒲犁县边防大队长，他率领10多名随从人员进入塔吉克族聚居区。1939年，从泽普县调来了新任蒲犁县长许亮，他也是中共党员（当时未公开党员身份）。他和胡鉴领导塔吉克族人民开展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由于塔吉克族人民长期深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所以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人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其中蒲犁县副县长卡尔万夏、边防大队副大队长扎米尔及其子马德尤夫连长、班长哈斯木等人表现尤为突出。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给胡鉴下达指示：迅速整顿队伍，尽快驻扎到边卡上去；只有把好大门，才能制止不法商人的活动；关于英国领事馆驻蒲犁办事处的非法活动，要和当地政府密切配合，搜集罪状，把潜伏的情报网挖出来。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蒲犁边防大队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轻骑队开赴前线，巡视边境，确定修建哨所的地点。这支精干的小分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塔吉克族士兵，他们从小生活在高原上，较为适应高山气候，擅长在冰雪中巡逻。特别是扎米尔和马德尤夫父子二人，真不愧为高山上的塔吉克猎人之子。他们熟悉边境上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处地形。帕米尔高原上气候多变，不时有暴风雪和雪崩，正是因为他们父子二人熟知这里的气候，并且做事果断，所以每次都能带领队伍躲过灾难。蒲犁县与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国境线上到处是崇山峻岭。边防队历尽艰险，整整走了两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巡查了整个边境线，确定了设卡建哨的地点。边防轻骑队在途中曾遇到外国武装土匪的袭击。这些强盗抢劫了塔吉克族牧民数百头牛羊和大批财物，轻骑队了解了情况，立即跟踪追击，连长马德尤夫带领塔吉克士兵绕道拦住土匪去路，边防军前后夹击，迅速剿灭了这股入侵的匪徒，将夺回的牛羊全部送还塔吉克牧民。类似的匪帮入侵曾发生数起，都被蒲犁边防大队及时消灭。因此，塔吉克族牧民非常感激和拥护边防大队，他们纷纷协助防守边界，监视敌人，侦查间谍行动，定期向边防大队报告边境情况，遇有敌情即飞马报信，配合边防大队很好地保卫了边境。

1945年，在“三区革命”的影响下，塔什库尔干爆发了“蒲犁革命”，革命的烈火迅速延及英吉沙、莎车、叶城等县，起义军推翻国民党在蒲犁的政权，成立蒲犁专员公署作为政权机关。

蒲犁革命是在“三区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受“三区革命”政府领导，是“三区革命”的一个方面军。蒲犁的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民众起义后不久，“三区革命”政府就委派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拜克中将（柯尔克孜族）前往蒲犁指导革命进程，领导军事行动，1946年3月他兼任蒲犁革命军总指挥。同年6月，“三区革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1月2日签订的《十一项和平谈判条款》开始实施。6月18日新疆省成立民族联合政府，“三区革命”的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出任联合政府副主席。与此同时，“三区革命”政府履行条款规定，解散蒲犁革命军，以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为主要力量的蒲犁革命至此结束。1946年8月，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进入蒲犁。11月，按《十一项和平谈判条款》成立了蒲犁县民族联合政府，由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任县长，原蒲犁革命方面的一位领导人任副县长。但为时不久，1947年2月国民党政府就撕毁协议，开始镇压塔吉克族人民，到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塔吉克族聚居区中的原蒲犁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共有400多人被捕，其中一部分惨遭杀害。

蒲犁革命虽然发生在许多年前，但是许多当时参加过起义的塔吉克族老人仍然记忆犹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曾有力地支援了北疆的“三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南部的统治，提高了群众推翻反动政府、争取解放的觉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塔吉克族青年，其中许多人在新疆解放后都担任了塔什库尔干县的各级领导职务。这次革命对于塔吉克族的影响是深远的。

（六）新中国成立至今塔吉克族社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1954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此后隶属喀什专署、南疆行署和现在的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并在其他各县塔吉克人聚居之地设立了民族乡。自此塔吉克人民同我国各民族一道翻身做主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奔向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

新中国成立后，塔吉克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不论是生产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有了巨大改善，人口也增加很快。改革开放以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塔吉克族人民的生活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特困县。近年来，在中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关心扶持下，他们按照“以牧为主，牧农结合，加快矿产、旅游资源开发，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增强县域经济实力”的经济发展思路，加快经济发展，使脱贫致富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

1999年以来，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吹遍了帕米尔高原，自治县各族人民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在十六大精神的鼓舞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艰苦奋斗、振兴经济、爱国守边、甘于奉献”的塔什库尔干精神，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不畏贫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凝聚全县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坚守祖国的西大门，勤奋耕耘这块土地，使自治县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城乡建设发展迅速，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据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全县生产总值5.334亿元，同比增长19.5%。其中：第一产业6464万元，增长6%；第二产业3.2862亿元，增长23.2%；第三产业1.4014亿元，增长18%；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232万元，增长45%；社会固定资产9.354亿元，增长4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367万元，增长17.9%；进出口总额1.9216亿美元，增长36.1%；农牧民人均收入达2852元，增长了274元。

目前，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还没有摆脱贫困，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特困县，但人们相信，在国家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会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