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斯坦福六大怪(3)
第一次是1957年苏联人第一颗卫星上天。美国从上到下，对技术和科学危机的讨论迅速升温。五角大楼决定，优先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地带建设两个庞大的高科技中心，在太空领域赶上苏联人的步伐。当年的斯坦福大学因为工科优势突出，成了这项应对措施的首选地。硅谷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宠儿，出租土地致富的斯坦福大学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有钱的大学之一。
第二次是日本人在半导体产品上把美国人赶出了市场。人们对美国创新的失望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这一次，里根总统大打政治牌，抓住“苏联邪恶帝国”的救命稻草，发动星球大战。当时IBM这类大公司将计算机编程的小项目交给微软、苹果这样的无名小公司，后者的惊人创造力很快让美国技术创新生机勃勃。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计算机领域已经将苏联、日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在进行两次大讨论的时期，美国的创新都处在低谷，接着就迎来了一个创新的繁荣期，硅谷和斯坦福都赚得盆满钵满。在第二次讨论最厉害的创新危机中，1986年仅1亿美元身家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1995年的个人资产竟然达到148亿美元，10年的时间增长了147倍。微软也从IBM的小跟班，变身为计算机领域的巨无霸企业。
正当美国人扬扬得意，正要宣布美国新纪元到来的时候，硅谷却意外地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泡沫期，持续至今。这才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朱迪女士那本畅销书和2011年詹姆斯教授口里的创新危机。也就是说，美国的创新危机，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今天的事情，恰恰相反，过去10年也就是1998年小布什上台以来的10年，美国实际正处在一个长达10年的创新枯竭期。
历史证明，大企业只要有一天还能获取利润，它们就不会放下身段，走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朱迪女士抱怨不断，却离她抱怨的对象越来越远。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家和教授们在认识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行为上出现了分离。历史证明，凡是出现这种分离的时候，美国的创新就是低谷时期，只要低谷过去，美国的繁荣依旧可以期待。
斯坦福这样一个屡屡产生大规模创新的基地，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大学的教授明白所有的企业家和研究者必须从事充满风险的第一阶段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们，更喜欢第二阶段的丰厚回报。任何事业的开创都不是易事，目前的美国经济困难则使得创业更加无利可图。
即使斯坦福有全球最好的经济学家、金融家、企业家，最优秀的财务专家，还有一个企业家研究中心，但风险和回报如何取得平衡，那个理想的数值是多少，仍找不出科学的答案，结果，拥有最多创新成果的地方，最抱怨创新不足。他们真正的抱怨是：为什么斯坦福母亲养育了硅谷，却不能替硅谷这个成年人摆平一切？
其实，熊彼特还说过：“美国是生活在氧气罐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美国来说，静静地耐心等待硅谷的创新突破，恐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抱怨的价值，就是给创新留出时间。
第五节 为何斯坦福大学会强制学生退学
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沃伦·巴菲特的小儿子，网络音乐人彼得·巴菲特在《做你自己》一书中的自述。正像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股神”的儿子，按照美国和华尔街的传统，他本应在某个大公司里做金融生意。彼得·巴菲特承认，他曾经花15分钟考虑过这种职业的可能性，但是在斯坦福大学第三年结束的时候，他放弃了医学预科专业，改学电子音乐。
彼得·巴菲特的名言是：“你是巴菲特的儿子？但你看起来很普通！”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俏皮话和风趣的回应。
不过，对于他辍学这件事，斯坦福大学校方可能表态说：“哦，本校又多了一个社会创新方面的专家，一个让斯坦福自豪的校友。”
名人们对于学历一直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典型的是比尔·盖茨，他好像到现在都对没有一张哈佛毕业文凭耿耿于怀。大约因为哈佛是常春藤盟校，教育学历严谨一贯的传统名闻天下，没有一张学位证书听上去和没受过哈佛教育一样。在盖茨的年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文凭和休学、硅谷和慈善之间似乎出现了新的动向：从他给学生的演讲看出，盖茨对退学这件事感到有点儿后悔了。
盖茨不幸的一点在于他和常青藤扯上了关系。彼得·巴菲特可不会有半点儿这种顾忌和心理，他的逻辑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走进斯坦福大学可能浪费了学校的资源，辍学倒是理直气壮。
事实上，在斯坦福大学，辍学和暂时休学本就是一种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前，斯坦福大学还是一所农民学校，学生多数出身中西部农场家庭，对于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每年都要回家干农活是惯例。农民大学自然就有一段休学期。20世纪50年代后，斯坦福大学涌现了大批优秀校友，这批人多数年纪轻轻就中途辍学创业，习惯性辍学逐渐流行并成为一种惯例。
在常春藤休学会变成沸沸扬扬的大事，在斯坦福却不过是小事一桩。谢尔盖· 布林研究生还没读完，突然心潮澎湃，决定做一番事业，把另一个同学也拉下水，两人合伙创立了后来的谷歌公司。
有些教授自己就不安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比较倒霉，他写了篇给自己惹麻烦的博士论文，长达13年无法毕业，不得不在政府找份差事混日子；经济学教授肯尼斯· 阿罗从海军陆战队复员后，干脆在家自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斯坦福，休学是一种校方近似强制的校规。学校的本科教学规定，第一年学生接受通识教育，文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电气工程一应俱全。学生都要上这些互不相干的课程，其中一些课程教授们提供的参考书目高度重合，要求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中选择交总结和论文，以此培养学生的某些兴趣。像彼得·巴菲特就是一个充分遵守学校规定的好孩子，阅览了大概所有的推荐书籍。彼得·巴菲特说，他对摄影、钢琴和所有看起来有趣的文学艺术、哲学类的课程，都异常感兴趣，这听上去像是做“浅薄的涉猎者”，不过他仍旧乐此不疲。
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们的观念里，一个不肯主动休息的学生只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个人疲于应付，缺乏重点；另一种情况是，这个人不懂得斯坦福的创业价值，根本不具有创业精神。这听上去和佛教、嬉皮士的理念类似，斯坦福的教授们大概也认为凝思静坐才是修行的最高手段，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课本到底是薄还是厚，内容到底是什么。看完一大堆书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但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校要求他们自己调整一段时间，退学或者自学后打好基础继续学业。
不过，从根本上说，斯坦福大学的休学制度还是为另一部分年轻人提供的，这部分年轻人被称为大学创业者。1951年的斯坦福大学，财政状况相当不理想。校长特曼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自己当时想到的办法是：划出斯坦福所属的一部分土地，建立一个特殊的商业区，搞产业、教育和研究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