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史书编纂的回顾
一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史书的编纂
20世纪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是开端的世纪，是转型的世纪，是创新的世纪，也是收获的世纪。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传统中国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30-40年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服务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占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产生，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是学术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是不被看重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譬如，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军事史、近代外交史、近代思想史、近代文化史、近代社会史、近代报刊史，以及现代化进程等各方面，都作了广泛而且深入地研究和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仅就最近20年来的研究看，据粗略估计，平均每年都有千篇以上论文发表、约百种专著问世。这些浩繁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繁荣昌盛的情形。从宏观研究来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史的革命高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许多讨论和研究进展。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研究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意义，阐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体把握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成败得失和分歧，对于整合和提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对于指导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有积极意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政治、社会关系密切的学科，对中国近代史抱有何种看法，会影响到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看法。全面回顾总结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发挥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历史借鉴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至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以来）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研究中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研究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
带有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进行了。初步搜集到的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各种早期版本，大致如下：
一、陈光宪：《中国近世史》，北京，汉英图书馆，1909年印本。
二、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上海，华昌印刷局，1914年再版。
三、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讲义》，北京，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印本，不全，出版年代不详。
四、李泰棻：《中国最近世史》，全二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影印版，原版不明。
五、李泰棻：《中国近百年史》，全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六、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全四册，天津，天成印字馆印制，1926年。
七、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
八、王蔼棠：《中国近百年史问题研究》，北平，华美印刷公司，1929年。九、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两册，北平，文化学社，1930年。
十、魏野畴:《中国近世史》，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
十一、陈怀：《中国近百年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
十二、邢鹏举：《中国近百年史》，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
十三、孟世杰：《中国近世史纲·分析表解》，北平，百城书局，1932年。
十四、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十五、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年。
十六、罗元鲲：《中国近百年史》，两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十七、杜冰波：《中国最近八十年来的革命与外交》，两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
十八、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两卷，大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十九、陈恭禄：《中国近百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二十、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
二十一、韩启农：《中国近代史讲话》，上海，新知书店，1937年；新华书店，1942年。
二十二、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年。
二十三、现代历史社：《中国近百年史》，1939年。
二十四、曹伯韩：《中国现代史常识》，桂林，石火出版社，1939年。二十五、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大众日报社翻印，1940年；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
二十六、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桂林，文化供应社，1940年。
二十七、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
二十八、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全二卷，鸡鸣书店，1940年；第一卷增订本，三联书店，1951年。其第一卷删除《自序》、《第一章绪论》后半部分及《第七章五四运动》，编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9年由新华书店出版。
二十九、郭廷以：《中国近代史》，重庆，1941年。
三十、卢豫冬：《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一般书店，1941年。
三十一、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蓝天启明书局，1942年；商务印书馆，1947年。
三十二、陈安仁：《中国近代民族复兴史》，重庆，青年出版社，1943年。
三十三、郑鹤声：《中国近世史》的前编第一分册及第二分册，重庆，南方印书馆，1944-1945年；又《中国近世史》，上下册，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印本，1944年；上海书店翻印民国丛书第四编，75-76辑。
三十四、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实验书店，1946年。
三十五、陶官云：《中国近百年史话》，渤海新华书店，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1948年。
三十六、刘熊祥：《现代中国建设史》，重庆，史学书局，1946年。
三十七、金兆梓：《近世中国史》，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
三十八、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华北新华书店，1947年；三联书店，1949年。1947年，作者曾化名武波在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史》。
三十九、曹伯韩：《中国现代史读本》，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
四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生活出版社，1948年。
四十一、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上海，新知书店，1948年。
四十二、中国历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史研究纲要》，光华书店出版；哈尔滨再版，1948年。
四十三、李絜非：《中国近世史》，大学丛书，贵阳，文通书局，1948年。
四十四、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史》的上编《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初中二年级历史暂用课本，新华书店版，1949年。
1949年以前编纂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的各种版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找到约79种，虽尽可能搜集，但难免遗漏；此处列出较具代表性的44种。
考察这44种中国近代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其编纂有如下情形：
第一，这些公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读物，大多是学校教材，部分是针对不同读者对象的通俗读物。不管是大中学校教材，还是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通俗读物，作者都有对读者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的明显的目的性，都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由来及其过程，希望读者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去向，希望对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孟世杰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最近世史·绪论》中，首先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人民之于国，犹子弟之于家。子弟不知其家，不能保家！人民不知其国，不能报国！东西洋各邦，莫不以国史教民，即所以使知其国。然，远史事远代湮，不如近史关系深切，故最近史尤为各国所重。吾国民不欲知其国积弱颓败之根源，与夫振衰起废之术则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国最近世史。”沈味之在《近百年本国史》开卷引言中指出：“最近的一百年中，各国的势力，渐渐侵入，无法抵御，竟至受尽了外人的欺侮，这是很可痛的！依此说来，不是中国的生死关头吗？我们既生在这中国生死存亡的紧要时代，怎么可以不去注意那国中的大事呢？”颜昌峣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最近百年史·自序》中开宗明义就说：“我国近百年来，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蒙清室官僚民国军阀之抑制，国权丧尽，利源外握，使吾四万万民族生机沦于将烬，吾五千年光荣之历史，暗淡无色。幸近民族自决风起云涌，我国民运应时而兴，两三年间，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标帜，风靡全国。”这个序言，说明了本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提示了读者阅读本书的宗旨。罗家伦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作的“引论”说：“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它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必须研究中国近代史。”李絜非说：“吾人欲明了已往的事迹，现时所处的地位，和今后建设的途径，非有信实的历史叙述近世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几为不可或能。”魏野畴说明他做中国近世史的目的是：“为解释过去，明白现在，指挥将来，不是死记过去的。”
由于中国近代史读物的强烈的现实性，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代表不同党派、运用不同史观的著作，对一些史实的记述和评价，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做法和观点。例如，代表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贯穿了蔑视民意、民心的基本倾向，对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中贯彻“民心可用”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对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主张给予了高度颂扬，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和政党（蒋廷黻称为“反动分子”）要求抗日的呼声给予了抨击。与此相反，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进步历史观的作者，则相当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底层群众的历史作用，正面肯定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群众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肯定林则徐的“民心可用”。平心在所著《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中明确标举：“中国现代史应当以争求进步的人民大众为主角，这是不可争辩的真理。”陈安仁指出：“往古的历史，每载帝王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而于人民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行动，则忽略而不详。这样的政治史，是不具生命的，是没有生动的。”针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曾国藩等人的高度颂扬，有些作者则对曾国藩展开了无情的批判。最早指出曾国藩是屠夫、国贼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一书的作者朱其华。这位作者评价曾国藩说，他是“圣贤道统的继承人，宗法社会的拥护者，屠杀民众的刽子手，对外妥协的卖国贼”，说李鸿章“是封建统治的重臣，是帝国主义暴力屈服下的顺奴”。范文澜在1944年发表了论文《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对曾国藩以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一生政治活动，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并且作为附录刊载于他的《中国近代史》，对1949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李鼎声在《中国近代史·序论》中，公开声明他遵循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不再单纯的是一种记载的科学，“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活动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历史学任务的改变，决定了传统的“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和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不能合理的存在了”；“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智识的工具”。
第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绝大多数作者都主张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理由是很充足的。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指的是“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的中国历史”，明末清初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因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思想文化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历史转变。华岗更详细说明了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理由：
本书从鸦片战争开始，因为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此后中国民族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动乱和变迁，都以鸦片战争为出发点。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开始被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冲击，而且从此引起了中国民族内部的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不仅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即由闭关的封建国家，开始向半封建社会推移，由独立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国家推移；这样，就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至文化思想上，都变现了空前巨大的变化。从此，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就陷入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任意奴役的悲惨命运，但也因此促进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觉醒，唤起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解放斗争。
范文澜、宋云彬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也都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以上，李鼎声、华岗、范文澜等人都是共产党人，也许人们会误会，以为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是共产党人的看法。其实不然。许多不是共产党人的作者，对这个问题也具有相同的意见。例如：1926年出版的孟世杰著《中国最近世史》，也是以鸦片战争作为起点的，他在叙论里说：“鸦片一役，开对外战争之端，创门户开放之局，藩篱尽撤，外力交侵，实为近百年忧患之种原。故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又如1935年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1938年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1940年张健甫著《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7年金兆梓著《近世中国史》、1948年李絜非著《中国近世史》，都是这样的主张。
也有部分作者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放在明末，认为新航线的开辟是欧洲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如郑鹤声认为：“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演变，有‘经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局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郭廷以也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这种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比肩欧洲近代史的想法，是希望借此说明中国近代种种巨大变化的由来，自有其著述的理由。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影响到中国，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就中国历史来说，从明末到鸦片战争前夕，有着300年之久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固然不能说欧洲的近代历史对中国毫无影响，但是要指出，这种影响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是微不足道的。一部中国近代史，把明末到有清一代的历史全要讲到，我们还是不能进入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这从著作的技术性要求来说，也是不无困难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两卷只写到了鸦片战争前夕，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是中央政治学校的讲义，其南方印书馆的版本从明末写到清朝康雍乾年间，中央政治学校的印本，上册与南方印书馆版本基本相同，下册从鸦片战争讲到辛亥革命。本来要叙述中国近代史，但大部分篇幅用在叙述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却叙述简略。这些作者在抗战期间从事撰述，劳碌奔波，困苦莫名，难竟全功，是可惜的；但这与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定的不合适，不无关系。
第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考察1949年以前出版的带有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不管其书名叫做《中国近代史》，或者《中国近世史》、《中国最近世史》，或者《中国近百年史》、《中国现代史》，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中国近代史”这个概念的定义，没有明确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绝大多数都是从鸦片战争讲起，终止于该书出版前。如果就此下定义，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以相当多数的中国近代史书，都名为“中国近百年史”。稍晚出版的，如金兆梓编著的《近世中国史》，叙述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宋云彬编著的《中国近百年史》，叙述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裂。也有个别作者撰述中国近代史，从“满清”入关写起，终止于民国建立，主张“自民国成立后，则属于现代的范围”。那时候撰写中国近代史的作者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或者中国现代史，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区分。典型的例子是李鼎声的书，1933年出版的名为《中国近代史》，1940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初编》;曹伯韩的书，1939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常识》，1946年出版的名为《中国近代史十讲》，1947年出版的名为《中国现代史读本》，以上这几本书的开端，都是从鸦片战争写起。可见，他们并不认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1947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时限的完整定义，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开始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范文澜把1840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把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却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给出了科学的、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定。范文澜的书是1945年完成写作，1947年出版的，那时他还不可能预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到1949年获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在该书的“说明”中劈头就说：“《中国近代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上编又分两个分册，1840年至1905年为第一分册，1905年至1919年为第二分册。本书是上编的第一分册。”该书目录明确标明：“上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他的志愿未遂，上编第一册只写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后便没有可能再写下去。半部中国近代史，虽然留下了遗憾，但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框架，却基本上奠定下来了。
根据范文澜的设计，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荣孟源、刘桂五等学者在1948年编写了初中历史课本《中国近代史》上编，明确标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本课本的编辑说明指出：“本书为初级中学中国近代史课本。全书分二编：上编叙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840-1919）；下编叙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1919-1945）。”这本课本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上编，它不仅为新中国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的初中历史教材解了燃眉之急，而且是对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体系的一个良好的总结，也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了基本的方向。
第四，这些中国近代史读物一开始就表现出创新史学的趋势，努力摆脱或者基本上摆脱了中国正统史学（纪传体）的旧有格局，普遍采用了自西方传入的章节体，当然也有一些还留下了纪事本末体的痕迹；20年代起的出版物，均放弃了文言，采用了语体文来进行表达。但是这些著述体裁各异，体例不同，观点分歧，引文、注释均缺乏学术规范，很少或者基本不能引用档案史料，说明中国近代史史书编纂还处在起步阶段、创始时期。也有个别作者，无论史观或者体裁，仍是传统的，是以歌颂当今为主的正统史学。如宣统元年十二月北京汉英图书馆出版的陈光宪著《中国近世史》，就是这样一本书。全书不过31页，作者完全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看待中国的近世史。作者在简短的绪言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点：“我朝建国逾三百年，内政殷繁，不可枚举，而武功者，立国之基础；文学者，保国之元气；百务咸理，有大政以为之纲维；各国通商，有外交以为之联络。兹编所载，曰武功，曰文学，曰大政，曰外交。文辞之繁简，不必从同；大事之源流，但期尽举；其余典章制度，概不暇及云。”本书篇目，共列出武功一到五，文学一，大政一，外交一到四。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标明《中国近世史》的历史书，写作在清朝统治即将结束的前夜，它是新史学开始之前旧史学的尾声。
由于中国近代史这个历史时期尚在发展过程之中，著述中国近代史的作者们，包括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看不到这段历史的完整过程，难以把握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得他们在史实的选取上，在历史过程的分期上，在历史前进方向的判断上，在研究方法上，在今天看来，都有许多幼稚之处。
在史实的选取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国共关系的历史，采取了公然漠视的态度。3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除了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历史社编印的书简略地提到共产党的活动外，其他的书或者稍有涉及，或者完全回避。其中现代历史社编印、未署作者的《中国近百年史》，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看法，第一次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到国共合作和大革命，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叙述武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时，大量引用了共产国际的文件。1940年出版的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基本观点是不错的，对近百年中国社会的认识表现了作者的进步倾向，但是作者也完全没有提到共产党的活动。该书第八讲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与北伐、第九讲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应该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均无一字涉及；只在第十讲一百年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因为中国内部统一团结尚未完成，所以初期的中日交涉，中国隐忍退让，迨至日本进逼不已，中国内部的统一团结完成了，才有七七全面地争取民族独立生存的神圣的抗战，中国全面抗战的胜利，无疑的要结束近代一百年的耻辱，另写历史的新页。”这里所谓“中国内部的统一团结完成了”，显然是指国共合作的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是作者回避了。40年代末出版的金兆梓的书，主要叙述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史，也辟出篇幅叙述文化艺术、社会经济和教育。安排较全，叙事较平稳。但是，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不涉及，或者尽力回避。个别地方不得已偶一提及，也采取了不客观、不公正的态度。检读起来，该书只有下面四处提到：（1）在叙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提到1922年苏联代表越飞派人来沪接洽，谓中国革命，需要三民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革命工作；（2）在叙述1926年春准备北伐时，提到是时党内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忽发生裂痕，旋由蒋中正先生本着两不偏袒的态度，以非常迅速的手段解决了，总算没有阻碍北伐的大计；（3）叙述1927年3月南京事件时，根据当时的歪曲报道，提到有共产党人煽动少数军队，对于在南京英美日等国领馆，及英、美、日、法、意等国侨民，加以侵害；（4）叙述中苏关系时，提到1927年12月广州事变发生，实由于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暴动。此外有关中共历史和国共关系，完全回避。书中设对日抗战一章，且有“中国之团结”一目，居然完全不提共产党，不提国共合作导致了“中国之团结”。本书发行于1947年10月，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发动的全面内战已经一年，反映在出版物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国共关系，当然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处理，是那个时代反共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书编纂中的反映。李絜非的《中国近世史》出版于1948年，无一字涉及中共历史。遗漏重大历史事实，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是这类中国近代史书的重大缺陷。宋云彬在《中国近百年史·序言》中说：“现在坊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都是抗战前编写的，没有把轰轰烈烈的抗战史写进去；并且为了避免触犯当道，对于大革命前后的史实的叙述，往往转弯抹角，很少能秉笔直书。”这的确是事实，虽然这个批评是很隐讳的。李絜非试图解释这一点，他在论述中国近世史研读的重要性及其限制时说道：“研读者身在所研读的对象之中，既不易识庐山真面目，更非比对于古史上然。人云遥则恩怨悉捐，世统远则是非易定。反之，身丁其世者，落笔则有所忌讳，传述亦不免偏私，使躬亲其役者，眩惑而无主，古人所谓‘恩怨尽时方论定’,即是说，近世史的写读，以史迹关切自身，自不免近视而有所体认不清，更以联系而兴起感情于其中，自不免有爱憎好恶之私，乃不能得史实之真相，做公平真确之论述。”平心在《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中也表示了这种无奈：“我自己认为最不痛快的，就是在写作时，因为顾虑环境，许多意思不能不用转弯抹角的方法来表达，许多通用术语也不能不用别的同义术语来代替。同时承发行者的好意，删去了一些较为触目的字句。这些都是在目前出版环境中不得已采取的变通办法。”很明显，政治因素，书报检查，是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只有共产党人如华岗、宋云彬等的著作，才涉及中共的历史。他们的书在当时出版，未必不是冒风险的事。至于以现代历史社和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名义编印的《中国近百年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等著作，是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史看法的书，书上既未标明出版社，也未标明出版地和作者，在当时显然是非法出版物。这几本书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运动历史的叙述，有关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有关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分析，有关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介绍，都是其他一般近代史著作所回避的。这说明，由于时代、阶级、政治立场的不同，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其内容之差异是非常大的。
在历史过程的分期方面，胡绳在1954年曾对早期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给予了详尽的批评。我们现在翻阅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书，发现胡绳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中肯的。李泰棻的近代史，不论是大学讲义，还是正式出版物，在晚清是按皇朝来分期，在民国，是按不同的统治者分期，在这方面，大抵固守着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做法。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分期，表面上摆脱了“本纪”的形式，实际上是按最高统治者来划分时期的，仍然没有摆脱“本纪”的作史思路。其他的中国近代史史书，大多选择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逐一叙述，或合并叙述，鲜有变化。胡绳批评这种体例大致类似于“纪事本末体”，并且认为这种叙述方法“往往会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这样的批评是客观的。
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作者表现了相当的开明和前瞻。譬如，主张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写作的魏野畴，他在《中国近世史》导言中指出，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需要采取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要与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姊妹科学（Sister Science）连接起来，应用到人类活动的事实上，写出新历史。他说：“古人把历史看做记载过去事实的账簿本，好像历史是为古人做的，使古人‘青史留名’、‘传诸不朽’就算了。我们才知道历史并不是要记载过去的事实怎么样，是要记载过去的事实怎么样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类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样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样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简单说，你不是记载过去的账簿，是要正确记载过去，并解释过去的科学。”
在近代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判断上，1949年以前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一般存在着比较朦胧的去向。颜昌峣在《中国近百年史·自叙》中谴责五口通商以后，强邻势力愈逼而愈亟，政府冥顽怯懦，婉转服从，苟偷权位，不惜举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宝，敝屣弃捐，财尽能索，乃复大举外债，专事内争以后，慨叹“吾数千年酋长世袭转制之国家，人民自视若马牛犬豕禽兽然。……以如是之民，欲与世界平等自由博爱之民族，相偶相角，以共立于天演兢存之宇宙，不其难哉？”显然，作者在讲述中国近百年史时，对历史发展的前景甚为无奈。陈安仁在《中国近代政治史·自序》中说：“中国近代史，是暗澹晦暝之时期，有如欧洲黑暗时代然；惟欧洲经黑暗时代，能促进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又由十五六世纪文艺复兴，蔚为现代全盛时期。中国能否由近代暗澹晦暝之时期，促进于二十世纪光明之域，是在中国民族复兴运动成功与否以为断也。”作者在该书结论中又说：入民国以来，由于清朝政治上的余毒未能扫清，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未能摆脱，“遂使政治现象未有清宁的一日，而今危亡之祸，迫在目前，中国的政权，能否始终为中华民族所统有，使偌大的国家，不成为历史上的废墟，除却在政治上努力于新建设以抗拒帝国主义的支配势力以外，尚有何途？”虽然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民族复兴运动成功与否对于促进二十世纪中国进于光明之域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这种前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者并不是很乐观的。
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陈恭禄，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教授，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的《中国近代史》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在涉及现实时，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
有两种书的作者对近代历史的前景表现了明确的意见。代表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在这方面提出了明确的主张。他在总论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笼统来说，这个主张是说出了近代中国出路的关键所在的。但是在抗日战争的高潮中，不倾心组织全民族的抗战，口头空谈中国的近代化，是另外一种唱高调的表现。况且，他著书的结论，是号召读者追随蒋介石，谨守所谓中山遗教，就能找到光明的出路。显然他的结论是服从于主张片面抗战的国民党政府当局的基本观念的。
与此相反，那些对于中华民族前途抱有明确希望的作者，那些相信人民力量的作者，在撰写中国近代史书时，总是以积极前进的乐观姿态评价历史发展的前景。魏野畴在他的书的结论中说：“在西方先来的杀声之中也夹带着不少的自由的声调。东方文化腐败了的弦子已经崩坏了。近几年来文字上的改革给我们一种很便利的工具，科学方法又是一种降妖伏魔的法宝。战前的准备已经完竣了，造时势的大将军把大家都送上思想革命的战场。枪声作了，炮弹炸了，前线上打倒了不少的死尸。思想革命的伟业必要在我们的手中完成的！”李鼎声表明他撰写《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膏血来膨胀他们自身，怎样驱使他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狡榨”。从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判断出发，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整个的国民经济屈服于国际资本的铁蹄之下，而且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创痕，结果使国内的社会关系因此起了分化，受着帝国主义驱策并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站在另一条战线上，这样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斗争，由对立发展所引起的突变——革命结局是要否定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旧生产关系，这便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变化”。
李鼎声（平心）在另一本书里说：“中国近一世纪的历史，是人民进步势力和内外奴役制度决斗的历史。百年来的苦难把中国人民逐渐锻炼成为世界最富于奋斗精神的民族，他们忍受着辛酸创痛，沐浴于腥风血雨，为的是要把老大的衰朽的中国改造成为少壮的进步的中国。任凭那些顽固的人种偏见者对中国不肯收敛轻蔑的眼光，但是，善于创造和勇于变革的中国人民，凭着光明的自信与挺进的魄力，冲向人类历史的最前线，不是任何力量所能阻拦的。历史将为奋勇前进的中华民族作证！”我们今天读到这样充满自信的话，仍然感受到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追求中华民族的历史进步而撰写中国近代历史著作的力量。
有的作者，在政治倾向上可能是国民党左派，对近代中国的未来发展也表现了积极前进的姿态。张健甫在展望中国的未来时指出：“根据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性质——无疑的，我们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也就是完成国民革命及建设自由平等的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国民革命的目标，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我们的侵略，对内要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特别汉奸卖国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天罗地网，建设领土主权绝对完整的独立共和国。”对于近代中国前途的这种预测，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时代的发展特点，赋予作者写作的影响是明显的。譬如，撰写于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时期）的著作，明显地带有那个时期的时代特点。沈味之在全书最后一节“进行废约的努力”中写道：
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处处受帝国主义者武力的压迫，惨酷的屠杀，国民却仍再接再厉，抱了大无畏精神，继续革命，深知帝国主义的唯一工具，是在不平等条约。……所以举国群众，知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根本要着，因此近年以来，政府和民众，一致努力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民族革命，继续不已，帝国主义，总有打倒之一日，那么在将来的中华民族史上，一定可以增加无尚光荣呢！
这位作者在其行文之间，充满了大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的豪情壮志，相信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战胜帝国主义。另一位国民党人，自称是“国民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健将”的印维廉，在其所著书的例言中，明确举出其编书的三个要点：
第一，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国民革命，已有七十八年的光荣革命史。
第二，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国民革命的对方，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和种种不平等条约。目的在不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达到我民族自由解放不止。
第三，要使全国国民，明白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不先打倒国内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如专制君主、封建军阀，以及贪官污吏、洋奴买办、土豪劣绅等为虎作伥的反革命派。
这位作者的话，至今仍使我们感受到激情和鼓舞！
前文所列44本书的作者，现在可以明确判明其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的有11人，占全部作者的1/4.他们是：李鼎声、魏野畴、朱其华、何干之、平心、华岗、曹伯韩、范文澜、胡绳、宋云彬；署名现代历史社编的《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作者实际上是张闻天；署名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编的《中国近代史》，作者主要是荣孟源。其中，李鼎声和平心是同一人。朱其华、曹伯韩、宋云彬后来脱离共产党。还有几位，如韩启农、陶官云，从他们的著作的政治倾向来看，似乎倾向于当时共产党人的立场。但是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他们也是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大体上本着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革命性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大体相似的看法；往往能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观察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能够从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能够从社会基层民众的角度分析劳苦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前景抱有强烈的期望，虽然很粗糙，但大体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框架。他们在写作中富于激情，富于论战性、批判性和针对性，往往使对于社会现象不满的青年读者受到很大的启发。当然，在这些作者写作的当时，不可能考虑到如何建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的学科体系问题，这些问题只有留待后来的研究者们去完成。但是，这些作者们研究、观察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和角度，曾经长期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则是无可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