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2)

随着他们三人对程序的逐步简化，摩尔斯也完成了能够读取自己名字的编码，取代了点划传输文字数字编码的方式，他开发了按字母表顺序逐个点划译码的方法。摩尔斯考虑到常用字的出现频率，认为最常见的字应费去最少的传输时间。1838年1月24日，摩尔斯成功地在自己学校通过两根5英里长的电线传送电码。2月份，他把设备打包带到费城，向费城富兰克林学院科学委员会展示，该学院在评估新发明的工作上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被打动了。展示的下一站是华盛顿，按当地报纸的说法，伴随“电闪雷鸣般的敲击声”，首都掀起了电报机风暴。大家都争相观看这个新的奇迹，包括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以及大学生们。

考虑到电报机带来的经济效用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1836年，国会通过表决签署了某些国家发展规划的准则，这一让所有人都感到激动的发明结局对于摩尔斯则是无情的打击。众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O.J.Smith）对时政突然变得热心起来，他提议拨款30000美元制造可以在50英里远的距离内使用的电报机。这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因为当时经济太萧条了，而且一些国会议员阻止在这个当口审议这样的事情。

史密斯恩赐式的鼓励变得难以琢磨。史密斯是个好献殷勤的年仅32岁的年轻律师，因其表里不一，人称“朦胧”史密斯。他在合伙人中私下占有1/4的股份（现在股份构成是摩尔斯9、史密斯4、维尔2、戈尔1），而且不肯宣布他持有的货币股份。在没有对该项投资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史密斯出钱让摩尔斯同自己一道去欧洲寻求投资，并在美国的推广应用迟迟没有结果（在1840年得以批准）的情况下寻求专利权的保护。在旅途中，摩尔斯遇见了另一位画家出身的发明家路易斯·达盖尔，他也在为自己的发明得到认可而努力，其发明成果是“达盖尔银版照相制版法”。由于不属于法国授予专利权范围，这趟旅行对推动电报机的改进毫无成果。不过由此也证实了史密斯是一个狡猾得让人唾骂的合伙人。

摩尔斯对摄影技术的态度同他对纯科学的追求如出一辙——在发现中获得喜悦，并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尽管他没有兴趣在神秘的感光乳剂和相纸上浪费时间，也没有去揭开照相化学神秘的面纱，可是他推动了摄影技术在美国的发展。回国后，他有了一架专为其制造的照相机，能运用银版照相法拍摄相片，并同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教授一起开了一间照相室，还培训了大约20名学生学习这种新的拍摄方法，其中有年轻的马修·布雷迪。有人认为这门技术的应用会破坏绘画艺术，他没时间反驳这种说法。“艺术将会因这一发现而得到极大地丰富。”他写道。凭借自身力量记录着最微小细节的大自然“画笔”，将会让那些懒散画家的涂鸦之作蒙羞，也会丰富艺术家的想象空间。同样，他对电报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有善于运用自己尚未完全明白的科学知识的能力。

在返回纽约的途中，摩尔斯在摄影术中发现了一些让他稍感欣慰的东西，然而他此后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没有人提供资金来支持他的后续发明。摩尔斯不愿意违背他的意愿而去借钱搞发明，他宁可挨饿也不愿举债，他再一次孤独地待在自己的摄影工作室里。他再也无力为维尔发薪水，而维尔的家族企业也已陷入困境，戈尔只得找了一份新的工作。如果当时已经知道将会过上5年漫长、贫困而失意的日子，或许勇敢的摩尔斯就不会坚持下去，然而靠着对上帝的信念，他一天天支撑了下来。虽然因焦虑而病倒了，但摩尔斯一直坚定地改进他的信号发送装置，他还宣布信号能够在水下传输。

摩尔斯认为自己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证明这个说法的人，但是对一个51岁还吃不饱的人来说，以他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这个事实确实是一种成就。在10月的一天，他和一名助手一起划船横渡从纽约市区巴特里到总督岛的一大段距离，拉了一条两英里长的涂抹了沥青、柏油和橡胶的电线。这花费了他们一整天的时间，到摩尔斯向市区发回清晰信号时已经到了晚上。即便如此，不幸还是随之而来。第二天公开演示时，他发送并接收了一些文字，但停在港口的一条船的锚钩住了电线，他不得不放弃演示，忍受众人的嘲笑。

5年来，让摩尔斯坚持不懈的是来自约瑟夫·亨利的鼓励。摩尔斯曾问亨利，是否可以说自己“像一个初学者”。1839年5月的一天，他同这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在普林斯顿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和夜晚，然后按亨利的意见改进他的电路和继电装置。1842年，当国会重新开始考虑电报机议案的时候，摩尔斯备好他的电线和电池去了华盛顿，同时还带去了亨利的一封信，信上证明，摩尔斯的系统胜过由查尔斯·惠特斯通（Charles Wheatstone）和威廉·福瑟吉尔·库克（William Fothergill Cooke）在英国取得专利的双针式电报机。亨利告诉所有人，摩尔斯的机器是“我曾见过的最漂亮、最灵敏的仪器”。

日复一日，憔悴的摩尔斯在国会走廊神出鬼没，几乎用尽了他的口袋里的每一分钱去聆听那些夹杂着惊奇和玩笑的话语，有人说他天方夜谭般的话语无异于催眠曲，也有人称他为精神错乱的发明家。众议院以89对83的票数涉险通过，但如果没有辉格党政府的魄力，没有维尔家族努力去赢得6张新泽西州的选票，议案就不会通过。此外，在会议落下帷幕的时候，来自商界的压力阻止参议院签字通过该议案。1843年3月3日，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140份其他议案，而电报机议案仅仅在最后的时刻才勉强通过。

史密斯最初提议的30000美元拨款，现在通过投票表决，用来架设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长达40英里的试用线路。作为负责人，摩尔斯一年可以得到2500美元的报酬，维尔是一天3美元。阴险的史密斯也想方设法得到了铺设第一条几英里地下线路的合约，仅此就几乎花掉了20000美元，可他并没有按要求对电线进行绝缘保护。36岁的项目承包商、曾经当过木匠也设计过挖沟勘探机器的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发现，未达标的线路毫无用处。在只剩下10000美元且时间也来不及的情况下，康奈尔极力主张摩尔斯允许他在地面上拉裸线，采用玻璃制的抽屉拉手对木头杆子上的电线进行绝缘。亨利签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在1843年4月2日，康奈尔从华盛顿开始，沿着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在距巴尔的摩200英尺的地方用24英尺高的栗木杆架设电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5月23日的工期前完成了任务。（“电报机可以使用了，”他预言，“当它投入运行时，我会同它在一起。”他的成功使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康奈尔大学顺利创建。）

1843年5月24日，摩尔斯在国会大厦最高法院的会议厅向在巴尔的摩火车站的维尔发电报，然后维尔回电，电报内容是由他作专利审批委员的朋友的女儿提议的那句著名贺词：“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尽管如此，人们还需要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的方法就在眼前——摩尔斯是推销天才。辉格党和民主党在巴尔的摩召开大会，提名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摩尔斯策划在他的电报机和铁路之间进行一场比赛。大会提名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特德·弗里林海森（Ted Frelinghuysen）为候选人。在代表团带着这一消息乘火车到达首都前两个多小时，摩尔斯译出来自巴尔的摩的电码，内容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他宣读到：“到华盛顿的火车刚好离开巴尔的摩。候选人是克莱和弗里林海森。”只有一小群人听到了这个闪电般的消息，但是这一结果带来的反响绝不会由此停止下来。

几个星期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维尔和康奈尔把他们的设备搬到巴尔的摩火车站的一间仓库里，摩尔斯则在参议院会议厅下面的一间屋子里等候发送最新的会议消息。他曾说过，他会先于任何人得到相关信息，然后把它张贴在圆形大厅里，并从他的窗口对外公布信息内容。国会议员们围在一起听摩尔斯说，在第一轮投票中，范·布伦已经赢得了最多的票数，但是没有达到当年为了保护南方利益而规定的2/3的票数。在密歇根的刘易斯·卡斯（Lewis Cass）当选、前总统范·布伦落选的过程中，他适时公布了每一次的投票结果，接着宣布了第九轮投票结果，一位新人，田纳西的詹姆斯·波尔克获得了44票。参议院的楼下有人在大声朗读摩尔斯的公告，骚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参议员们终止了会议，冲到摩尔斯窗前。他朗读了电报纸上的内容：“大家一致认为波尔克有名无实。会上发出的3次欢呼是为了恢复融洽的会议氛围。”实际上，民主党的3次大声欢呼是为塞缪尔·摩尔斯而发出的。

如果没有政府最初的补贴，电报机就会胎死腹中。经过一次次的努力，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还面临风险且处在极不确定的发展阶段时，联邦（有时是州）政府成为愿意支持它的唯一机构，当时的电报就像19世纪的运河、枪炮和铁路，以及后来的空运和电脑一样前途未卜。摩尔斯总是认为已经得到政府投资的电报机应当也由政府来经营，就像邮政这样的国家系统，以此才能防止破坏性复制和假冒技术的传播。他怀着一颗善良的公德心告诉邮政总长凯夫·约翰逊（Cave Johnson）先生，他将以10万美元让出自己所拥有的专利权，但是约翰逊先生没有看到电报技术的潜在价值，未能成交。失望之余，摩尔斯及其伙伴们回头开始筹备他们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电磁电报公司，借此准备架设并经营一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电信线路，同时保护专利不受侵犯。时不时出现的可疑者试图费尽心机地窃取摩尔斯的发明，抢夺他的收入。但幸运的是，摩尔斯赢得了每一场同这些人的诉讼案，并使专利的使用年限得以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