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1)
我所要评介的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School）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流派，它的研究进展在过去的十年内尤为活跃。正如我给出的标题所示，该学派的主要灵感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见解。但毫无疑问的是，任何自称是某种凯恩斯主义的学派，都声明是从凯恩斯处获得的灵感。
我们在此处所要讨论的凯恩斯学派，将凯恩斯视为其核心观点的创始人，其观点是：在市场资本主义下，决策环境易于失调，信息也并不完美，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常抱有变化的观点，由此引发的个体学习和市场调整过程就容易出错。据此，该学派至少可被重点区分成第一代新凯恩斯（Neo-Keynesian）、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以及新凯恩斯（New Keynesian）学派。
凯恩斯为其继承者留下了过于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至于直到目前尚未达到令所有人（或令任何一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仍然允许时常重读他的奠基著作。毋庸多言，这并不是要将奠基著作奉为圣经，而是将其作为提供深刻洞见与理论建议的原始资料1。正如我的同事布兰登·欧费海提（Brendan O’Flaherty）所言，它“尚未被完全挖掘”，这显示了该著作富含资源的程度。然而，凯恩斯学派的思想比我在后文讨论的其他学派都要古老，因此我估计要花费比其他学派更多的精力来描述它，而其他一两个学派就足以使我精疲力竭了。
毫无疑问，所谓的奠基著作就是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处理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活动剧烈起伏的原因，尤其是长期衰退的原因。如果在最忠实原著的前提下将这本伟大著作的论点概括成一句话，则为：商业或金融信念的大幅改变有时会干扰资产的估值，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将逐渐无法做出迅速可靠的调整，以至于不能维持就业的正常数量，这种不及时的调整不是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的低效率（工资也许是充分灵活的），而是由于市场中的参与者无法了解商业或金融信念的每次改变，也无法了解这些改变所需要的工资调整规模。
为了使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做出若干重要选择。凯恩斯所选择的理论：
（1）认为货币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当前名义工资水平也被赋予了关键位置。
（2）具有跨期性质并且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该理论认为利率的自然状态，或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是至为重要的，而这由一两个部门经济决定。
（3）在本质上是反均衡的（从预期意义上说），并认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受到干扰或阻碍，从而无法基于预期来成功协调商业活动。
（4）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干预主义，即认为货币和财政工具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升经济的稳定性。
即使将关于经济的视域限定在上述范围之内，凯恩斯仍然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对“一般均衡”做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而这正是瓦尔拉斯（Walras）以及马歇尔（Marshall）与费雪（Fisher）在其更简明的模型中遗留的问题。
在本章中，我旨在关注凯恩斯理论的后两个特征—不确定性的作用以及凯恩斯关于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新观点。货币与资本的作用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讨论范围。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15年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书中，凯恩斯就已萌生了他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与历史上曾出现的一样，我们可以假定当前的新生事物总是在未来才投入使用，因此我们就无法对未来的各种状态赋予一个客观概率分布。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概率都是可测的”（Keynes，1921：34），因为客观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是无法穷举的。因此，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观随意性。
凯恩斯在多年之后的一次讨论中，再次强调了不确定性对于人们判断经济前景的重要影响：就不确定的知识而言……我不仅想要区分什么是必然知道的，而什么是或然的。在此意义上，轮盘赌博游戏并不属于不确定事件……即使天气仅是适度不确定的。我使用该术语的意义是指欧洲战争的前景，或20年后的铜价与利率，或一项新发明的荒废，或20世纪70年代私人财富所有者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关于以上这些事件，不存在形成任何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仅仅是一无所知（Keynes 1937：213-214）。
我想指出的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之一，在于人类社会无法在当前通过探索或学习而客观地获知未来社会才出现的知识或价值。拥有这些知识意味着将会拥有我们当前不知道的知识。此外，即使获得这种知识没有难度，经济中的许多扰动也不是从一个平稳概率分布中持续获得的，甚至气候也是不断演变的；而经济中的各种反应也不是平稳的，因为制度与政策也在演变。
基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在一个拥有众多私人企业从而具备市场部门的社会经济中，个体行为者明智地为明天各种状态赋予的概率，以及为那些今天无法观察到的状态所赋予的概率，必然取决于个体认为经济中其他人会为这些状态赋予什么概率，这就是“预期”。尽管谚语“心想事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每个人突然相信“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下降10%”本身不会使实际平均工资或任何人的工资真的下降10%，但信念会逐渐发挥作用（在一个具有灵活工资但信息非完美的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每个人都突然认为平均工资已经下降，那么实际平均工资就可能会下降一些。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的商品市场上，如果在投入决策之前对该商品的预期价格突然上升，那么该商品在未来的实际价格就会下降）。据此，老练的行动者在形成预期时，就不仅要预测与工资或价格直接相关的外生或前定因素（predetermined factor），而且还要预测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工资或价格。凯恩斯的一个常被引用的关于“报纸竞猜”的典型例子（1936：156）就突出显示了股票市场上猜测“平均观点”的个体参与者会发挥怎样的影响。由于在估计平均观点时至多仅存在一个“脆弱的”计算基础，因此这也是使股票市场和经济状况更为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凯恩斯关于股票市场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一名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果仅试图追寻优质信息并对客观基础因素（基本面因素）进行分析，那么他可能就会作茧自缚。人们有必要去了解其他人的分析，从而判断市场对一个可能的未来扰动做出过高或过低贴现的程度。尽管有人建议，投资者可通过均值法则来抵消各种非基本面因素，但凯恩斯主义者的回应却是，一年的不良收益会使投资者永远落后于他的积累计划。谁也不能假定，未来会出现抵消当前不良收益的好收益（这类似于不重复抽样）。
这真是惊世骇俗的言论。凯恩斯向经济学家不断强调，未来是不确定的，猜测他人的分析十分困难，而集体心理和集体理性最终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使他成为当时经济学界进行知识革命的承担者。他的学术观点与当时许多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新面貌是并驾齐驱的，如毕加索与布拉克的立体主义（cubism），舍恩伯格与博格的无调性主义（atonalism），艾略特与庞德的碎片化诗歌（fragmented poetry），以及尼采和萨特的各种著述。凯恩斯带给经济学的新见解逐渐被称作是现代主义的，即关注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承认观点的多样性，认为客观真理应该终结，而对无序世界的感知是多变的。
这种并驾齐驱的景象正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其他一些领域，目前正存在着一股回归古典简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凯恩斯本人也明显感觉到他的某些追随者走得太远，正如他曾抱怨的，“许多现代主义的想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变得尖酸而愚蠢”（Keynes 1946：186）。在过去的十年里，宏观经济学领域正进行着一场跷跷板式的斗争，一方是现代主义者，包括不对称信息阵营（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mp）和预期非均衡团队（Expectational Disequilibrium Crowd）；另一方则是后现代主义的潜伏者：他们是穿着现代外衣的古典主义者，并且行进于新古典（New Classical）和新一代新古典主义（Neo-neo Classical）的旗帜之下。这些当前的方法论之争是驱使本书深入研究的重要动机。
在凯恩斯的描述下，各种扰动因素在股票市场集结，并在此向整个经济发起攻击。而股市之所以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烦扰，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不稳定性。但凯恩斯所说的股市价格的不稳定，并不是指它的剧烈波动，而是指导致不确定的、微小的负面消息，也许仅是在以前积累的负面消息之上的一点增量，或许仅是股价的一次原因不明的随机走低，就有可能酿成一起股灾，即在外部事件作用下使价格发生过度下跌，但会突然击垮现行的对股票定价的成规。
不难看出，一个以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形成对事物的绝对观点的成规不免带有它的弱点，即它的靠不住的性质。这种性质给我们当前的要取得足够多的数量的投资这一问题造成不少的困难……作为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后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看法改变可以是由于与未来收益的关系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剧烈的波动，其原因在于：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在非正常时期，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Keynes 1936：153-154）。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一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续作，以对上述的宝贵见解作出规范性表述。但如果抱怨凯恩斯的陈述晦涩难懂且缺乏数学形式，并认为他不应如此制造麻烦，那就太缺乏眼光和感激之情了。
凯恩斯学派的某些成员曾设法对凯恩斯提出的投机行为增加一些描述。我在一篇关于投机活动的文献综述（Phelps，1986）中提到，在近来的经验观察及计量结果中，存在一个明显符合凯恩斯观点的行为模式。至少在足够短的样本期内，以至短于资产的一次定价成规（或主观模型）的流行期，我们可估测到投资者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不足。根据曼昆和萨默斯（Mankiw and Summers，1984）的分析，长期利率对当期扰动信息未作出足够的反应。同样，根据瓦德瓦尼（Wadhwani，1984）和古德哈特（Goodhart，1987）的研究，汇率对当期事件的反应也很温和。根据莫斯和迈尔（Mors and Mayer，1985）的研究，公司在对其未来产出水平作预测时，也会表现出一个类似的倾向，即较少依赖当前信息，而过于依赖历史信息。就我所知，对新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与另外一种倾向是并存的，即当一种定价成规让位于（或被认为是让位于）另一种成规时，会出现买进波动或卖出波动。
如果市场参与者会对其他参与者的预期形成预期，并且认为其他参与者在调整预期时不如他自己调整预期的幅度大，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对外部事件反应不足的市场现象。如果一次扰动使得长期债券的翌日开盘价格的基本面预期或理性预期发生大幅下调，那么除非或直到个体参与者能确认其他市场参与者也会像他一样计算出此种下跌，否则他只会小幅下调对翌日债券价格的预期。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持这种想法，那么债券价格在开盘时就不会对扰动信息作出足够的反应。当然，在纯净的实验室条件下，我们可根据开盘价的下跌程度立即判定每位市场参与者都作出了与预期相反的相同计算，继而市场价格将经受一次余震，并在颠簸中跌至基本面水平。但在现实情形中，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开盘价格的下跌在某些时候部分地或完全地由随机因素导致。因此，后续的预期调整过程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弗雷德曼和菲尔普斯（Frydman-Phelps）主编的一部关于预期的会议论文集中（Phelps，1983），我给出了一个简单模型，可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清晰的数学表达，其中考虑了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2。最近，我又关注到另一篇视角相同的新文献，其中详细阐述了一个类似的论点（Pemberton，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