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反击(4)

当时，凯萨林隘道口像是盟军的灾难。后来，这里演变成轴心国部队的灾难。巴顿将军接替了那里的军事指挥官，重新夺回隘道，并同蒙哥马利汇合。当时蒙哥马利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从阿拉曼一路驱赶到这里。非洲的德军难逃厄运。隆美尔乘飞机逃走，他告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的部队必须从非洲撤离。非洲军团每月至少需要14万吨的补给才能维持生存，而当时地中海已被盟军控制，德军补给量从29000吨降到23000吨，最后仅有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认为隆美尔危言耸听，他们趾高气扬地说，看看凯萨林隘道吧，美国混血杂种碰上雅利安民族就是这个下场。他们还继续运送部队到滩头阵地，这让隆美尔大惊失色。到了5月初，盟军合上包围圈，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军。再加上阵亡人数，德国在法属非洲损失349206人。而美军在这次攻势中，仅伤亡18500人。

战役结束时，巴顿已离开战场，艾森豪威尔派他前去谋划进攻西西里岛。蒙哥马利和巴顿再次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并肩作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哈斯基”，参战部队包括法国一个军。尽管美法两国有过节，夏尔·戴高乐还是坚持在后方工作，他运用政治手段，靠坚定的意志力，控制解放了的法国人，激励他们参军入伍。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说：“如此英勇的战斗组织绝无仅有。”现在，整个盟军部队都令敌人闻风丧胆。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国不仅没有攻克斯大林格勒，还损失了33万人。现在，他们又被赶出非洲，德军不再战无不胜。1943年夏，盟军让敌人不寒而栗，尤其是立场不坚定的轴心国伙伴更为害怕，比如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上的人们。

攻打西西里是一场政治战，目的是让意大利退出战争。就这个意义而言，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同时，这也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西西里岛山地起伏、荒凉贫瘠，却有25.5万部队驻守，而盟军只用一个多月就征服了这里。在罗马，维克托·以马利国王直截了当地告诉晕头转向的墨索里尼，他不再是政府首脑：“军人再也不想打仗了。目前，你可能是意大利人民最憎恨的人。”墨索里尼随即被逮捕。佩特罗·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展开秘密和谈。结果，巴多格里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当晚，盟军可以在小腿形状的意大利版图胫部的萨勒诺登陆。行动代号是“雪崩”，目标是俘虏惊慌失措的德军，将意大利半岛的轴心国部队全部肃清。

为何盟军认为这样的作战计划可行，不得而知。保守这么大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多嘴的意大利人将整个计划都告诉了盖世太保和纳粹情报机构。9月8日，巴多格里奥如期无条件投降。但那时，德国精锐部队涌进意大利，将曾经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压制在萨勒诺地区。而美军得知意大利投降，本以为这次行动轻而易举，现在的情况让他们既迷惑又愤怒。敌军的炮火和坦克将他们限制在纵深不及5英里的滩头。每天晚上，一个会讲英语的德国人都会通过喇叭喊话。他好像是好莱坞西部片爱好者，用电影里的口吻向美军叫道：“好了，伙计们，出来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英国叛徒“哈哈勋爵”预言：“敦刻尔克一幕将重演。”

这是意大利悲剧的开始——无谓的战斗、没必要的折磨，以及无休止的围攻战。在意大利东海岸，英国第一航空师已经夺取塔兰托海军基地，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迅速转头到意大利东海岸前去与其汇合，接着赶赴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以缓解美军的压力。美国空军轰炸了能俯瞰萨勒诺的山丘。滩头阵地挤满了大炮，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向那不勒斯缓慢撤退。

连长们知道意大利战场出了什么问题，而将军们则不清楚。第五集团军在和地形做斗争。他们花了三个星期，1.2万人伤亡，才抵达那不勒斯。亚平宁山脉横亘于意大利中部。这条山脉是意大利河流的源头，因此步兵必须穿过连绵不绝的山谷，其中每一个山头都埋伏着德军。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拥有1400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坐落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元帅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要塞。敌军在寺院周围挖掘战壕，使用迫击炮和“尖叫者”火箭炮（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外号）杀伤美军步兵，美军坦克则遭到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重创。盟军认为寺庙是敌军观察哨，将其炸成废墟。但这无济于事，敌军炮火依然精准无情。

艾森豪威尔此时被召回英格兰，谋划跨海峡进攻法国，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盟军最好的几个将军——巴顿、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这让意大利盟军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在意大利，寒风和大雪在山间肆虐。白天污泥齐腰深，晚上则冻得结结实实。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地好像中了邪，他说：“我肯定和平时期的欧洲从未如此泥泞。我同样肯定，世界其他地方的泥没有欧洲的这么深，也没有这么黏、这么湿。欧洲泥的颜色甚至都跟其他地方不同。”消耗战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持续着。死尸用浸满血的麻布袋或是斗篷裹着，用美国陆军通信兵的线捆在一起，柴火似的堆在一旁。饿狗啃食着死人的喉咙，冻疮和战壕足病随处可见，哨兵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那是人们记忆中意大利最难熬的冬天。

“二战”胜利后，军方通知美国新闻媒体，他们应该停止称呼步兵为“美国大兵”，因为“美国大兵”原意是“一切配给由政府发放”，这“有损人格，有辱身份，有失尊重”。在胜利的鼓舞下，编辑和出版商们很快听从了军方建议。当时看来很荒谬，但时过境迁，这成了好事。正如1918年的美国步兵被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被称为“老咕哝”，而“美国大兵”一词，则成为“二战”中士兵的专属词汇。美国大兵就是“摇摆世代”青春的象征。满脸稚气的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卡其布衣服离开家，23岁回来时，已变得沉默寡言、眼神黯淡。当第三大道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从头顶经过，他们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的声音，或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悲哀的是，几乎没人记得“二战”中美国大兵的真实处境。电视情景喜剧频繁出现“二战”场景，使得小孩子们觉得战争充满刺激，幽默至极。欧洲战场的任何一个士兵都想有一天能回国生儿育女，孩子们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却没想到孩子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爸爸当年是霍根麾下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的海军战士，那简直棒极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要数后面这句话：“跟巴顿将军一起打仗，肯定特好玩！”人们心目中还有几种对美国大兵的刻板印象，但大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在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海外退伍军人协会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看来，美国军人都是外表光鲜、无私奉献的英雄。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怀疑是否真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自豪地穿着制服，扛着步枪，为了正义而杀戮。

确实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的人也确实如此。1943年冬，欧洲战场的士兵已久经沙场。亚历山大大帝或拿破仑都会称赞这样的士兵。这些步兵比他们谦逊（或者说，比传说中的他们谦逊。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持怀疑态度），军官上前线一般不佩戴军衔，因为前线的德国佬最喜欢狙击军官。美国大兵打仗时从不刮胡子，也不理发，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年轻的嬉皮士，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须刀、剃须膏、镜子、热水，更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淋了两星期的瓢泼大雨，俯卧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不断经受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诡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的洗礼，人人看上去都像流浪汉。士兵的行为常常很不文明，在众目睽睽之下解手，不时被人指指点点；满嘴脏话，尤其喜欢侮辱没有上前线（后方指挥部）的人。在雨中浸泡时间太长，连作战服都开始残破，身上的味道让人作呕。最要命的是士兵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有人用了几年才从疲惫中恢复，有人则再也没有恢复。

当一切战事结束后，将军们已经授衔完毕，互相庆贺——这听起来有点儿冷嘲热讽，不过美国大兵的确是这么说的。要是你不知道美国大兵多么愤世嫉俗，就不能了解他们。当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研究了一下历史数据，发现在“二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大兵每天要负重84.3磅。这是战争史上负担最重的士兵。这一数据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其中当然包括不可原谅的将军们。当过大兵的人却并不感到意外，他们知道自己像牲口一样被使唤。上前线时，他带着军服、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网兜腰带，每个兜里都有弹夹，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用背带束紧以背起，里面有雨披、导爆索、饭盒、香烟、芝宝牌打火机、信纸、家信、各种口粮——C级口粮、K级口粮或火腿鸡蛋罐头，都是由获得陆军–海军优秀锦旗的亨氏生产的。另外，士兵还要携带部队配备的重武器：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是机枪支架，还有60毫米或80毫米迫击炮和底座。

这些都必不可少。士兵还要携带防毒面具，但他们离开北非时已经将其丢弃，因为他们多一点儿也扛不动了。而军方则希望他们带更多东西，不是因为军方是虐待狂，而是因为战士们需要这些装备。战士晚上需要一条毯子，还得有顶帐篷，这样士兵晚上睡觉时才不会淋雨。士兵最需要的是多带几双袜子，没有可换的袜子，士兵脚上就会沾满污泥，最后就会患上战壕足病。得了这种病的士兵会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能爬着去部队急救站，医护兵必须剪开他们的鞋，因为他们的脚往往肿成足球大小，有时不得不截肢。有时冻伤也会发展到截肢的地步。战争后期，一些部队能享用“长筒靴”，这能让脚保持干燥，但也无法替代袜子带来的温暖。

但对于浑身沾满泥土的士兵来说，最让他们紧张的还是德国大炮。美国军事周刊《扬克》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大炮让你心惊肉跳，我们被告知听到炮弹呼啸声时不要躲避，因为已经来不及。但我们还是会躲避。即使只是迫击炮发射的声音，已经很吓人，我们根本不知道炮弹到底会落在哪里。”纳粹的大炮中，最令人生畏的就是克虏伯88毫米高射炮，有时候炮弹好像会拐弯。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送达信件”（德军炮弹）更恐怖。但在山的另一头，佩戴铁十字的男人们（德军）可能不这样认为。1944年，美国的“寄出信件”包括雷达制导火箭弹，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火焰喷射器，这种火焰喷射器由哈佛大学化学家联合标准石油公司技术人员研发，是肥皂粉和汽油的混合物，被称为凝固汽油弹。

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抱怨说，怎么没人给这场战争起一个恰当的名字（他本人倾向于叫作“暴君之战”），而且也没有像《蒂珀雷里之歌》和《那时那地》那样激动人心的歌曲。这揭示了战争时期总司令和五星上将都在想些什么，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到战场上士兵的心情。如果战士们知道他们谈论的就是这些内容，一定会破口大骂。对他们来说，给战争一个编号就可以了。称呼他们为“美国大兵”是“有辱身份”，只给战争一个编号让他们蒙羞，但这些他们都可以接受，因为那是公平的。沃尔特·约翰逊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欧洲十字军”，欧洲战场却缺乏远征精神。“一战”让人们不再相信任何口号或游行，“‘大萧条’给人们留下的印记仍然深刻，处境艰难的人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战争让他们更加迷惘。渴望荣誉的青年变成了一心想打败敌人的冷血动物，战争的正义性从未受到质疑，但整个国家都在麻木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