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2)
这就是所谓的“西线”(Western Front),西线战事从此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杀戮战场。几百万人隔着沙袋筑起壁垒,彼此虎视。他们日夜在战壕里面,过着像老鼠跳蚤般的日子,事实上根本也就是人鼠同居。将领们一再想要突破对峙的僵局,于是每回攻击令一下,便是几昼夜,甚至几周长无休止的炮火轰击——日后一位德国作家将之形容为“一阵阵钢铁狂风”(Ernst Jünger,1921)——企图“弱化”敌人,迫其转入地下。然后时机一到,我军便爬越沙包,身上密密缠绕一圈又一圈带有倒刺的铁丝圈作为保护,一浪一浪拥入此时已成“无人的地界”:举目一片狼藉,积水成潭的弹坑,连根倒的树干,泥浆满身的弃尸。大伙儿继续前进,一直到敌人的机关枪——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再将他们扫射倒地为止。德军在1916年(2月到7月)曾试图突破凡尔登(Verdun)的防线。那一仗总共有200万兵士交手,死伤即达100万人。可是德方没有得逞。为了迫使德军停止在凡尔登的攻势,英方在索姆河(Somme)发动攻击。这一仗打下来,英军牺牲了42万人——其中有6万人,在头一天攻击行动里就告丧命。这次大战西线的战争以英法两国部队为主,难怪在两国人民的脑海中,这次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多了。法国在这场大战里面,失去了两成兵役年龄的男子。我们若再将俘虏、伤兵、终身残废、容貌被毁者——这些“面目全非”之人,战后成为活生生的战争写照——一道算进去,法国每3名军人里面,恐怕只有1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打完这场大战。英方也好不到哪里去,500余万兵员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者也没有多少。英国整整失去了一代——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Winter,1986,p.83)——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重。这一阶层的青壮年人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自然也就先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Winter,1986,p.98)。德国损失人数虽然远超过法国,但由于它军事年龄总人口高出更多,死亡比例就比较小了——13%。比起来,美国的损失显然少得多(美军阵亡人数11.6万名,英国近80万,法国160万,德国180万),但同样可以证明西线战事的残酷,因为这是美军唯一参与的战区。两相比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总人数,虽是上一次大战的2.5倍至3倍之多,可是1917~1918年间美方的军事行动,就时间上而言,几乎不到一年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长达三年半;就地点上来说,也只限于狭小一区,不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作战规模的庞大。
西线战事的恐怖,还有更阴暗的后果。这一次战斗经验,使得人类的战争及政治都变得更为残酷:如果大家可以不计后果,死伤无数都在所不顾地打上这么一场,那么再来一场又有何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被征入伍的兵员——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自然憎恶战争。可是却有另一批人,他们虽然也走过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却并不因此而反对它。相反地,那一段有勇气与死亡随行的共同经验,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野蛮残忍的优越滋味。他们这种心态,在女性和那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人面前,更是流露无遗。战后初年,极右派阵营就充斥这一类人——前线作战的年月,是他们人格形成的重要人生经验,希特勒不过是其中一名罢了。但是,另外一头极端反战的心理,也同样产生了负面效果。战后,至少在民主国家里,政界人士都心知肚明,选民再也不会容忍1914~1918年那般杀戮重演了。因此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英法两国采取的政策,正如越战终结之后的美国政策一样,都假定在这种选民反战的心理上面。短时间来看,这种怕事心态促成了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西方战区的军事胜利。因为德方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是躲在残缺防线后面怯懦不前,而一旦防卫瓦解立刻弃械就擒的法国;另一个则是逃避唯恐不及,生怕再次把自己卷入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免得重演1914~1918年的历史再度造成自家人民惨重死伤的英国。而就比较长期的影响而言,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爱惜自己国民的性命,却不惜将敌方百姓视为草芥。1945年落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并不能以求胜为借口,因为当时盟国得胜已如囊中取物。原子弹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减少美军继续伤亡。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大概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想让当时的盟邦苏联占去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功劳罢了。
回头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却保持进展。战事初起的头几个月,坦能堡(Tannenberg)一役,德军彻底粉碎了俄军拙劣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德军在奥军忽好忽坏的间歇支援之下,把俄国军队赶出了波兰。虽然俄军偶尔还会来一下反击行动,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显然已占上风,俄国只能采取守势,试图阻止德军的挺进而已。至于巴尔干地区,也在同盟国的掌握之中,只是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摇摇欲坠,军队表现也时强时弱。而巴尔干当地的协约国成员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损失就异常惨重了。就比例而言,这两国军队受创最重。因为虽说协约国联军占有希腊,但直到1917年夏天同盟国阵线崩溃之前,协约国联军部队都不曾有过任何进展。意大利原打算在阿尔卑斯山区另开辟战场对付奥匈帝国,计划却没有成功。主要的失败原因在于意大利士兵不愿为外国政府送命,更何况没有几个意大利兵懂得这些外国佬的语言。
1917年,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卡波雷托(Caporetto)遭到重创,意军甚至还得靠其他联军部队调兵支援——此役后来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笔下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与此同时,法英德三国正在西线打得你死我活;俄国方面的战情也每况愈下,沙皇俄国政局越发不稳。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则一日日走上分崩离析的末路。而老大帝国的瓦解,正是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乐于见到的趋势,盟邦诸国的外交部门虽然老大不愿意,也只有任其发展。但是大家都知道,欧洲政局从此必将纷扰不安了。
战争双方都绞尽脑汁,想要打破西部战线的僵局。西线胜利无望,谁都赢不了这场大战,更何况海军方面的战况也陷入胶着。除了几次奇袭之外,一般而言,海上的控制权操在同盟军手里。可是在北海一带,英德两国的战舰狭路相逢,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双方只开过一次火(1916年)却不分胜负。不过总算把德国舰队困在老家出不了门,两相抵消,协约国还是占了便宜。
双方也都试过打科技战。最擅长化学的德国人,把毒瓦斯带到战场上。结果证明,这种武器既野蛮又没有多大用处。日后1925年签订《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签约国发誓不得使用化学武器。这倒是各国政府出于真心,为人道缘故反对某种特定战争手段的唯一一次共识。事实上,虽然大家还是继续进行化学军备,同时也全力防备敌人出此伎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倒都真的没违约使用化学武器。不过人道主义的感情,却无法阻止意大利人使用毒气对付殖民地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道德急剧败坏,毒瓦斯又重新出现。80年代两伊战争中,西方各国热心支持的伊拉克,便毫无顾忌大量使用毒瓦斯,对象不分军队平民。)此外,英国首先创制了履带装甲车,称为“坦克”,一直沿用至今。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领,却看不出坦克有何惊人之处,更别提把它派上用场了。至于刚刚发明不久的飞机,还有德国那种状似雪茄的充气飞船,虽然还不大可靠,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却都开始用它们演练空中投弹,还好效果不佳。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终于在战争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尤以用来吓唬平民百姓最为有用。
1914~1918年间,影响效果最为宏大的科技新武器是潜艇。交战双方既然打不退彼此的军队,就只好转谋断绝对方粮食。英方所有的补给都靠海运,窒息英伦三岛的最佳途径,自然就是用潜艇不断发动无情攻击,拦截运粮的船只。1917年,德国这一招差不多都快奏效了,联军最后才想出了克制之法。可是这一场围海绝粮战,正是促使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而英国也不例外,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封锁德国的补给,不但想饿死德国人,也要置德国战时经济于死地。英方的封堵政策,结果出乎意料的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并没有发挥他们一向引以为荣的效率与理性,经营战时德国的经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见分晓。两次大战里面,德国军事的机器运作优秀精良,举世无匹。1917年盟国若不曾向美国求援,在没有源源不绝美国物资供应之下,单凭德军的优越,便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光看德国即使在奥地利拖累之下,还能勉强取得东部战区的胜利,就可想而知其实力之惊人。1917~1918年间,俄罗斯帝国被德国赶出战场,导致内部爆发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夺得政权。新政权与德国谋和,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wk Peace),从此退出大战,还失去旧俄在欧洲一大部分的领土。德俄停战之后(1918年3月),德军开始有余力全力对付西部战场,最后也的确突破了西线的防御,再度向巴黎进发。此时幸有美军大力增援,装备不断涌入,联军才喘过一口气来。可是联军曾一度战况紧急,似乎真的大势已去。不过,这已经是德军的最后一搏,它自己也知道已成强弩之末。待联军于1918年夏开始发动攻势,不消几周,大战就告终了。同盟国不但彻底认输,而且完全崩溃。1918年秋天,革命风潮席卷了中欧与东南欧,跟前一年俄国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俄国革命见下章)。从法国边境直到日本海,原有的政府全部都垮台了。胜利国的政局也同样受到震撼,虽然英法两国的政府就是战败也不至于解体,但是意大利就难说了。至于战败国家,更没有一个能在革命的震荡中幸免。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外交先贤——比如法国的塔里兰(Talleyrand),或德国的俾斯麦(Bismarck)——我们若能把其中任何一位请出地下,请他看一看这场大战,老先生一定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貌似聪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个折中办法解决一场战祸,反而眼睁睁地让1914年的美好世界毁于一旦呢?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过去,大多数“非革命性质”以及“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战争,往往都不必打到这种玉石俱焚,非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回看1914年,意识形态显然和敌我阵营毫无关系。当然打起仗来,双方都得动员舆论炒作,攻击对方的不是,比如俄国对德国文化,英法民主政治对德国专制,等等。不过有关意识形态之争,也就仅止于此。再进一步来看,俄国和奥地利在战况紧急之时,也曾一再恳求友国考虑和谈。而且,当时有此建议者不只俄奥两国。那么为什么,列强最后还是坚持走上拒和之路,非要分个绝对胜负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