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经济大恐慌(3)

社会之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时，已无人对此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推行规模庞大的福利政策，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现象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期，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出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冲击并产生了一定成就的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自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答案是确定的。于是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经济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治经济计划会”（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标榜反共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德国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未引起国际间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2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陷入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美国。欧洲经济萧条的责任，也许有一部分可以归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交战诸国身上。可是美国的本土远离战火，后来虽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参战时间却极为短促。更有甚者，美国经济不但未因大战受损，反而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深得战争之利。1913年，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工业生产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到了1929年，美国已经占据全世界经济总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Hilgerdt，1945，Table I.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w，1978，p.194，T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殖民地崩溃所致。而美国呢，战争初起，尚是个债务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债权国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年到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的责任，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民众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战胜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订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确定。协约国要求如此苛刻，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圆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就无法偿还。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争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协约国赔款，协约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国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非常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几乎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1.5倍。而协约各国对美国的债务，同样也高得吓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欠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Hill，1988，pp.15～16）。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规定了德国每年偿还的数字；1929年的“杨格计划”（Young Plan），又将付款表重新调整，并附带在瑞士巴塞尔（Basel）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协约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中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议，他的看法的确很有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国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国不得不接受现实，容忍德国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赔款，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可是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国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国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显著增长。但是这迫使德国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使德国及欧洲诸国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国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股脑儿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对德国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其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从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的出口国家，深知国际贸易是用英镑结算，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动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影响，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对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有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盛行，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如何争论，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