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世界大革命(3)

无论如何，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毕竟成功了。革命政权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不管当初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来，列宁不遗余力，一手发展维护的这个组织模型，最终毕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促20世纪涵盖的这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的革命政权不论大小，几乎多少都有一点苏联的影子。其次，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党。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不同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红军队伍才得以更快地发展壮大。对这些爱国的旧俄军官而言，他们当时的抉择，看重的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于维护国家完整，使其不致沦入像其他战败帝国一样分崩离析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眼前就有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做例子，而史家抚今追昔，同样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苏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农业苏俄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队的主力——紧要关头，农民们认为，如果让士绅阶层回来掌权，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将不保，倒不如留在红军统治下比较保险。1918～1920年的苏俄内战，因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苏俄农民当初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在列宁的心目中，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贫穷落后的孤立之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圣彼得堡——自1918年苏俄迁都，移到战略地位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10]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工人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也不只限于工人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苏俄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称，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ó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浪潮不久便波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团体及党派在这段时期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高潮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开始与本土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肖像并列，成为当地革命者崇拜的对象。这些人物肖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 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苏俄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成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从苏俄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热，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信仰共产主义。其中有返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其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兰塞姆（Arthur Ransome）。兰氏虽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却是个素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一腔对航海的热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还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后写出伟大文学名作《好兵帅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k）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ek）——哈氏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听说更令他惊奇的是，醉生梦死了一辈子，竟从此醒来，再也不沾杯中物。苏俄内战时期，哈谢克加入红军，担任人民委员。可是战后回到布拉格，他却再度沉迷醉乡，重新回到以往无政府主义暨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却的确曾是他追求的理想。

发生在苏俄的革命，不只激励了各地的革命人士；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18年1月，夺取冬宫数周后，新政府正拼命设法，想与不断挺进的德军媾和。正在此时，一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及反战示威，却开始横扫中欧各地。革命的浪头，首先打向维也纳，然后经过布达佩斯与捷克一带，一路蔓延到了德国，最后在奥匈帝国亚德里亚海军事变中达到高潮。同盟国的大势已去，其陆军部队也迅即解体。9月间，保加利亚农兵归乡，宣布成立共和国，向首都索菲亚（Sofia）进发；但政府在德方协助之下，义军的武装终遭解除。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意大利前线打了最后一场败仗，从此下台。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怀着一线希望，纷纷宣告成立。它们的想法是，比起危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想来胜利的协约国总该比较欢迎它们的出现吧（这个想法倒也没错）。事实上，苏俄呼吁人民群众停战媾和，西方国家早就担心不已——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公布了协约国秘密瓜分欧洲的战时协定。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计划中玩起民族主义牌，对抗列宁关于各国人民联合的呼声。此外，该计划将由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合成一道长墙，共同围堵“红色病毒”。同年11月初，德国各地陆海军士兵纷纷哗变，由基尔的海军基地开始，革命风潮传遍德国。共和国宣布成立，皇帝退位逃往荷兰，代之而起成为国家元首的是一位马具工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员。

于是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到莱茵河，各地一片革命怒潮。但这是一股以反战为中心的革命风潮，社会革命的色彩其实很淡。因此大战结束，和平来到，革命的爆炸力便和缓许多。对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以及东南欧小国的农民士兵及其家人来说，革命的原因不外有四：希望获得土地、对城市的疑惧、对陌生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担心，以及对政府的疑惧。因此农民们虽然起来革命，却并不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波兰部分地区、德国的巴伐利亚，以及中欧南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皆是如此。农民的不满，必须经由土地改革的手段方能安抚，甚至连一些保守反革命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既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铁定无法在民主式普选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出头的机会更为渺茫。不支持社会主义，并不表示农民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可是这种心态对具有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极为不利。在苏俄等国家，选举式的民主形式甚至因而完全废止。布尔什维克原本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一直沿用的革命传统），可是10月之后不到几周，却马上把它解散了；其中原因正在于此。至于按威尔逊的主张设立的一连串小民族国家，虽然内部的民族冲突并未就此消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活动余地却从此大为减缩。这正中协约国促和人员的下怀。

但是俄国革命，对于1918～1919年间欧洲革命的影响实在太深，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莫斯科当局难免怀抱着十足的信心。即使对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依照当时情况看，似乎只有德皇治下的德国，能够幸免革命浪潮的席卷——即使德国当地的革命人士，恐怕也这样看。不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德国都相当稳定，工人阶级运动的声浪虽强，立场却极为温和，要不是大战之故，武装革命根本不可能在德国发生。德国不像沙皇俄国，不像摇摇欲坠随时会倒塌的奥匈帝国，也不像所谓“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更没有欧陆东南山区那些使枪弄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野性山民。总而言之，德国根本就不像一个会发生大动乱的国家。跟战败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两地货真价实的革命比起来，德国绝大多数的革命战士与工人，不但守法，也相当温和。德国人的性情，就跟俄国革命党揶揄他们的笑话一模一样——不过这笑话可能是捏造的：如果告示禁止公众践踏草地，德国革命者们也会自然遵命改走人行道。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水兵起来革命，将苏维埃的旗帜带到全国各地；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由柏林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任命了社会主义德国政府负责人。俄国的两次革命，在德国一气呵成，似乎一次就达成了：皇帝一下台，首都政权马上落入激进分子手里。不过德国的革命，其实只是一时的。在战败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旧有的军队、国家，以及权力组织，都暂时性地全面崩溃。然而不出几日，原有的共和政体重新掌权，再也不惧怕那些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后数周内举行的首次选举当中，竟也不曾获得多数票。[11]至于共和政府，更不把刚刚匆匆成立的共产党放在心上。共产党的两名男女领导人，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很快便遭陆军的枪手谋杀。

尽管如此，1918年德国掀起的革命，毕竟再度增加了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希望。此外，尚有两事更加助长了它的雄心：一是1918年间，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寿命虽短，却确确实实地存在过。二是在1919年春天，在领导人遇害之后，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告成立。同样，这个共和国的寿命虽然短暂，意义却颇为深长，因为慕尼黑是德国艺术、人文、反传统文化，以及啤酒（啤酒此物，政治颠覆的意味总算比较淡）的重镇。与此同时，就共产主义西进的意义而言，匈牙利方面曾兴起一场意义更重大的事件，即1919年3月至7月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12]德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当然都被残酷的手段迅速扑灭。但是由于对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德国工人很快便变得相当激进了，许多工人转而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之后，更转而支持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因而成为苏维埃俄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1919年，可谓西方社会最为动乱不安的年代。然而也就在这一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努力，却同时宣告失败。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坐镇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眼见革命浪潮迅速销声匿迹，却依然没灰心丧气。一直到1923年，他们才完全放弃德国革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