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1)
1961年预示着未来10年的动荡。美国国内的动荡不安自1964年夏天开始出现，那时，距肯尼迪总统去世已有8个月了。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这场动荡主要应由他承担责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职时进行的两个主要政治行动之一，第二个就是他制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将人类送至月球的计划。肯尼迪的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空间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后面的几届政府都无法创造性地采取措施，或采取有长远意义的策略处理震惊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席卷沃兹及哈勒姆黑人区。这些骚乱加上抗议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损害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损害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问题和太空问题都让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挣扎在放弃边缘，想退出中南半岛。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曾说过，肯尼迪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撤出越南，在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次旅程之前，他已发布命令，撤回首批1000名美国军事顾问。（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返回后，秘密撤销了这一命令。）其他迹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这一问题上并非一个友善的批评家，他认为肯尼迪已经下定决心，但“不想突然从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内部出现不必要的分裂。这需要时间”。
空间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对此没有开脱罪责的借口。无论是荣耀还是损失，这一决定的结果都必须归结于肯尼迪，每年的形势都在持续恶化，这有违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竞赛不再与国家安全挂钩。矛盾的是，苏联拥有更大的火箭，但这恰巧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美国找到了一种设计氢弹头的方法，其体积和重量仅占之前氢弹头的一小部分，所以无须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发射。苏联科学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并且是重量达到80万磅[1]的助推器。因为他们的氢弹头仍是制作粗糙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在太空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把更重的卫星送入轨道，但也仅此而已。在后期，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白宫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苏联正向美国耀武扬威，这或多或少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向他们解释轨道上3/4的卫星是美国的毫无意义。即使向他们解释与苏联只发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相比，美国已发射了整套的“先锋”“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还有“萨莫斯”、“蒂罗斯”（用于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声”（用于通信）等各式各样的卫星，也是白费唇舌。在公众眼中，苏联更引人注目。苏联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第一个“光顾”月球并对其进行拍照的国家，也是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轨道，并将金星的信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回地球的国家。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在载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国科学家展开较量。他们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轨道，现在，他们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这一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发射台那里准备发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曾试图在其注定要倒霉的飞行之前拍照留念。
这与美国的安全或科研都无关，而仅关乎脸面。有人尖刻地称之为“天体政治学”。以肯尼迪的精英主义作风，美国毫无疑问将奋起应对挑战。但是冷战与此事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像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每一场竞争都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美国人一想到苏联模式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更受推崇，便寝食难安。似乎这关乎人类自由的生死存亡。这从西奥多·索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伦森写道，对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继承的“空间探索差距”是这个国家缺乏“首创性、机智及活力”的标志。
他（肯尼迪）深信美国还未完全抓住空间竞赛对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东西方正在竞争，力图说服举棋不定的新兴国家转向自己的阵营，以及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苏联的巨大成就会帮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会在科学上遥遥领先。
这样看来，美国拥有超级武器系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占优势：“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空间技术领先意味着导弹技术的领先。无论这种假设是真是假，它都左右着冷战中这些国家的态度。”这只是异想天开，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该转向哪里的根据是外层空间的最新消息。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苏联发射火箭的繁荣情形若未受到挑战，那么美国的威信无疑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相比之下，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动中捣毁美国城市中心区都没有这件事更令人受挫。
这并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伦森在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并非像在越南问题上那样举棋不定：“总统比其他顾问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上屈居第二，甘于人后，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也与‘新边疆开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问题一样，太空问题也变成肯尼迪1960年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曼哈顿的竞选演说中他曾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应对方案。本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抉择是基于其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等因素的。应重视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苏联如今已抢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还说：“他们（其他国家）看到苏联领先进入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次绕月飞行、首次绕日飞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日益强大而美国每况愈下。我认为是让我们来扭转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在俄克拉何马城，在他当选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宁可只看落后的黑白电视，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动力上胜过他们。”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行动，扩散莫斯科盛传的谣言：苏联的火箭研究者们已将载人航空器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虽然这一消息传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传来报道称，按计划该飞行将在当晚进行。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用其低缓的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来迎接新的一天了。随后，便广播了一个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飞船已进入了绕地轨道。”为了紧跟动态，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员们离开商店，工人们走出厂房，纷纷出来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鸦雀无声，异常震惊。在他们头顶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际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置信。
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位27岁的空军少校，他被选为俄国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于莫斯科时间早上9点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7分）起飞。那时，他的历史地位似乎要比实际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大众反响是否强烈。1938年奥森·韦尔斯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动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支持布里克修正案也引发了大众关注。如今，不仅是俄国人，全世界的人对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这时，苏联出现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个小时，其中89个小时是在轨道上运行，随后，他从距地188英里处从天而降，这成为他之后巨大的宣传资本。站在列宁墓旁，他受到了20发礼炮的鸣放致敬。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艺术家着手设计印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苏联报纸都用红字印着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对其顶礼膜拜的苏联记者称其为“加加”。有人无比亢奋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仿佛依然闪耀着太空的星光。”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将其与哥伦布相提并论。苏联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航员的谈话，他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话是：“在外层空间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党和祖国”，还有“在返回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大地所得到，祖国大地心知晓》这首歌”。
美国人气得咬牙切齿。“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竞选中失利。”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等着苏联送上去3个人、6个人，之后再送上一座实验室，等着他们联合起来，送回一批太空拍摄纽约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怨气冲天的宇航员告诉记者：“我们原本能发射载人飞船的。若两年前高层就下达命令，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能发射了。”那天下午4点，面对国务院新礼堂里的大批记者，肯尼迪回答了人们的提问。有人问他：“总统阁下，今天有议员称他对美国在航天领域总是屈居苏联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想他传达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一领域，美国追上甚至超过苏联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并未正面作答，他说：“尽管有些人痛恨这种现状，但是我比你们更加痛恨。事实是这的确需要时间（来赶上苏联）。我希望，像美国在其他能勇争第一的领域奋力拼搏一样，美国同样能在为人类带来更长远利益的领域里领先。但美国的确处于劣势。”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道，这“看起来缺少了‘新边疆’的精神”。一则新闻杂志报道称美国上下的情绪是“沮丧、羞愧还夹杂着狂怒”，他们还预测：“只有一次蔚为壮观、高难度的发射，比如载人绕月飞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苏联宇航员。”
实际上，肯尼迪在当晚得知，这一洗刷耻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飞行，别无他法。因为在其他领域苏联已大占先机，太难超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寻求对策。他的顾问们依次表态，这些顾问是杰尔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局局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这些科学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内情。空间科技并非肯尼迪的长项，相对其他领域，对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确知之甚少。当时，他还没有听取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让他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以处理好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低声道：“我们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了。”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知道美国已有3枚已经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产生100多万磅的推力。总统问火箭的制造者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何时能造好？我们能取得跳跃性进展吗？”
德赖登告诉他只有一线希望，但可能需要采取一项和曼哈顿计划相似的突击计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但这可能是在赌博。而且至少要花费200亿美元，甚至达到400亿。总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费用是最让我忧心的。”他满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并未从贝尔那里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一项需耗费巨资的事业。肯尼迪问：“难道你们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的竞赛，来让我们的情况好转吗？”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脸外，其他事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将手指在牙齿上敲了敲，最后让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研究一下。在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越了解情况，越有利于我做出是否值得进行这样行动的决定。要是有人告诉我如何追赶就好了，让我们找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怎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