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物志》导读(4)
根据陈寿《三国志》卷廿一的《刘劭传》，刘劭为三国时魏朝的广平邯郸人，亦即今河北省邯郸市人。传中无记载其生卒年份，一般学者则经考证后，认为当生于汉灵帝建宁年间，即一六八年至一七二年，并于魏齐王正始年间，亦即二四〇年至二四九年下世。大约在汉献帝年间初次为官，历任计吏（相当于文书处理一类的低级官吏）、太子舍人（即太子的属官）、秘书郎（相当于会议秘书）、尚书郎（掌理呈交司法部门的文件）、散骑侍郎（掌管骑兵卫士）、陈留（即今开封）太守（相当于州长）等，后曾受封“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掌管宿卫侍从）。生平著作非常丰富，编有类书《皇览》，为魏明帝制定《新律》，还著有《乐论》、《律略论》、《法论》、《新官考课》、《许都赋》、《洛都赋》等，著作多已散佚。目前仅见《人物志》、《赵都赋》、《上都官考课疏》等。从其著述种类来看，刘劭在经学、法学、文学、音乐，[22]以至人事管理学都深有认识，且在相关领域具有扎实的资历。人文学成就如此之高，其于天文学亦同样精彩。建安年间，他以一人之力，驳斥一众悠悠之口，断言当时日蚀预言之谬。凡此种种，以现代标准来看，刘劭无疑是个通才，加以他著作如此丰茂，若身处大学环境，早已被聘为终身教授。
关于《人物志》的成书背景，我们要注意的应是汉帝国崩溃前后两个划时代的转变：第一，选拔人才的方式；第二，经学式微与个体解放之间的关系。
汉朝以察举制选拔人才，所谓察举制即从两方面来判断人才的高下：其一是由上而下式的“考察”，亦即官吏被派到国内不同地方直接罗致人才。但由于人生路不熟，考察人才的官吏其实颇仗赖地方势力的推荐，于是除“考察”外，便有“推举”的产生，亦即由下而上的推荐，由地方社会贤达推荐后，再由地方官推荐入中央。进入中央后是要经类似考试的考核检定，才会量才授官。但当中为时人所特别重视的一科却与考试关系最浅，此即为推举“孝廉”。汉代名义上罢黜百家，特标儒术，而儒家是以重孝为名，因此，顺理成章，对孝子贤孙礼遇有加。当时有不少人是循“孝廉”一途进入政府当官的。
察举制初行时的确是有利于人才选拔，有能之士从全国四方八面如进庞大的运河系统般，一批一批被运往中央政府，不单大大加强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在周秦以来的封建世袭制中破开缺口，更加重要的，是加强了社会精英分子对国家的向心力，从而巩固政权，而政权得以巩固反过来亦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两汉辉煌的成就与察举制的关系是很难被夸大的。
然而，像人世间所有事物一样，制度难免有生老病死。一项制度如不能与时并进，并且因其曾伟大过而以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任其老化、僵化、形式化，最终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察举制由于倚重个人的名声，仗赖主事者的主观判断，最终沦落为一陈陈相因，人脉关系环环相扣，继而重蹈世袭形态的落伍制度，并最终令吏治败坏，当中举“孝廉”就常有作伪事件的出现。这实在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直至曹操掌权，深明在大时代里人才的重要，于是三次下令求贤。[23]不过，所求的“贤”，其内在语意已偏离汉代儒家系统，而出现一种“去道德化”的现象。“贤”变为只讲求能力而与道德无涉，他那句常被援引的话“唯才是举”，[24]人们耳熟能详，若不深究其背景，几乎沦为陈腐语。
求才而不求德，正是针对因察举制而生的世袭阶级的一服贴身药。不过，既要求才，那么与汉初时一样，都面临相同的难题，就是如何寻找判断有才能者的客观标准。汉朝用了察举制，成也在斯，败也在斯，所以至曹魏时不可再用。于是，月旦人物、品评人才的论述便应运而生。依现存史料来看，当日相关的讨论与争辩，热烘烘多得不可胜数，独刘劭的《人物志》能历经千余年，不但没被淘汰，并且骎骎然有演成显学之趋势，海峡两岸学者多有论述，外国学人则由美国的J.K.Shryock于一九三七年的专论专译肇始，[25]一九七五年则有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Lancashire教授的期刊论文，[26]到管理学者对《人物志》的重视，在在都说明此书的价值。
五、《人物志》各章主旨
全书不计原序，共十二章，依原书分为上卷、中卷、下卷三组。但卷下首篇的“八观”，亦即全书第九篇，论内容似应归入中卷，现依原书分卷法及根据内容重分后的分组，列表于下：
至于各篇主旨，可于下表见之：
[1]这不是说只有此二角度，否则我用“至少”二字便无解。事实上，不同学者所采角度不一，反映了《人物志》的丰富。如牟宗三先生那篇广受征引的鸿文，就认为《人物志》是中国学术史上，从美学角度探索人性的奠基者。见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页三十七至五十六。
[2]《让对的人，做对的事》，《经理人月刊》，台湾：巨思出版社。
[3]原版本“左冯翊王三省”的后序有言：“修己者得之以自观，用人者持之以照物”，说得十分恰当。
[4]关于“人才”一词的英译问题，可参《人才学核心术语英译探研》，《武汉工程大学学报》，二〇〇九年〇八期，页十四至十八[5]事实上，《人物志》书名中的“物”字，就有“分类”的意思。成语中“物以类聚”、“言之有物”、“辨物区方”、“物以群分”、“物伤其类”，甚至词语如“物色”等，都带有或可以引申出“类别”的意思。因此，以“人物志”三字为书名，本身就有将“人”分类，以方便考察各类人才的实质之意。此亦所以钱穆先生谓：“物是品类的意思”。见钱穆（一九八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6]牟宗三先生认为《人物志》中的所谓圣人，是在讨论框架内，设定一个最高的标准，以方便探讨非圣人的特质而已。见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页六十一。
[7]当然可以再追问，以“偏”来作分类判准的根据，其本身根据又是什么。对此，刘劭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作先天根据，我在下面“从哲学观点看”一节有简略讨论。
[8]Laurence J.Peter；Raymond Hull（1969）.The Peter Principle：why things always go wrong.New York：William Morrow &；Company．[9]《人物志》在哲学的贡献，多至不胜枚举，当中新儒家代表牟宗三先生（一九〇九至一九九五），最具启发。牟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指出，由孔孟到宋明儒所开出的人性论理路，以道德为人性内核，亦即界定性特征，是人与其他一切有生命血气者的分别所在，此固然为中国哲学中的精粹。但对人落实在具体人世间时所绽放的美学生命，却并未能如《人物志》所了解得透彻。所以，牟先生认为，《人物志》正好补充了传统哲学的不足，两者凑合一起，便使人性的全部意蕴得以彻底展露。详见牟宗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
[10]此为典型的当代新儒家学派的观点，读者可随意翻阅新儒家宗师级哲人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或他们海内外无数弟子的著述即知。
[11]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12]见“九征”首句。
[13]“言”也包括行为等外显的表征。
[14]牟宗三（二〇〇三），《人物志之系统的解析》，《牟宗三全集——才性与玄理》，页三十三。
[15]吕光华（二〇〇九），《论刘卲〈人物志〉的性质目的及其修养论》，《兴大人文学报》，第四十三期，二〇〇九，页七十九至一〇四。此外，江建俊（一九八三）《汉末人伦鉴识之总理则——刘卲（按：即劭）人物志研究》亦大谈“修养论”，并于该章结尾处谓：“故人之欲求其大用，务先自平淡处修养焉”。见氏著，页八十。但文中并无正面讨论，在阴阳五行为人才质的先天来源的框架下，如何有修养的可能。
[16]吕光华，同前，页九十四。
[17]台湾易学专家刘君祖在为《人物志》作的导论中，引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舜徽的《周秦道论发微》作旁证，认为《人物志》既大谈“君王南面之术”（即古代君王驾驭臣民之术），因而可与道家相比拟。见刘君祖（一九八三），《人物志》，台北：金枫出版社。
[18]持“糅合”观的比比皆是，兹仅举汤用彤为例：“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按：即《人物志》）颇可见其大概”。见汤用彤（一九六二），《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中华书局，页二十五。
[19]如江建俊（一九八三），《汉末人伦鉴识之总理则——刘卲人物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四十三。
[20]钱穆对刘劭提出“平淡”二字以界定圣人十分激赏，谓“反复玩诵，每不忍释（，）至今还时时玩味此语，弥感其意味无穷”，见钱穆（一九八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21]刘劭之名，《三国志》有《刘劭传》，其名作“劭”，今天流行版本亦多作“劭”。但不少文献，如隋唐《经籍志》、宋阮逸《人物志序》、清《四库全书》等却又记之为“邵”。对此，今人杨新平及张锴生在《智慧之门·人物志》中有初步考证，认为刘之名应作“劭”，只不过“在北魏时期为避彭城王元劭之名讳”，才一度被易为“邵”。见杨新平、张锴生（二〇〇四），《智慧之门·人物志》，页二至三。
[22]《乐论》之“乐”，指礼乐之“乐”，原非指音乐，此书倡议“制礼作乐，以移风俗”，但当中其实就牵涉了将音乐普及化，以使社会免于因政治、经济、民生、战祸、天灾等“无常”因素所带来的紧张，从而教化或陶冶人民的心灵。
[23]三次求贤令分别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及二十二年发出。
[24]《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25]Shryock，J.K.（1937）.The Study of Human Abilities.New Haven：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6]Lancashire，D （1975）.“Man Determined or Free-A Study of Liu Shao’s Treatise on Man”.Journal of the ANZSTS.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