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长尾市场(2)
事实上,这些“货架空间无穷无尽”的企业已经领悟了数学集合论的一个原理:一个极大极大的数(长尾中的产品)乘以一个相对较小的数(每一种长尾产品的销量),仍然等于一个极大极大的数。而且,这个极大极大的数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些不计其数的零星销售是一桩有效率、低成本的生意。由于货架空间是没有租金的(对iTunes这样的纯数字服务来说,生产成本为零,流通成本也几乎不存在),利基产品的销售多多益善,利润并不低于(甚至会高于)热门产品。大热门和利基产品开始统领风骚,两者都只是数据库中的条目而已,两者也都值得摆上货架——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突然之间,流行度不再是利润的垄断力量。文化和商业的新形态变成了图1–5中的模样:
潜藏的大多数
要理解过去的有限选择和今天的丰饶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文化想象成一片海洋,露出水面的陆地就是一个个大热门之岛:有热门唱片组成的音乐岛,有热映大片组成的电影岛,有流行电视节目组成的电视群岛等。
海平线就是踏上这些岛的经济门槛:能让商家们满意的销量。各岛就代表着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突破海平线)的产品,它们的流行度足够大,因此通过容量有限的营销渠道供应它们,能换来足够多的利润——所谓容量,就是指大多数零售商都不能没有的货架空间。放眼眺望一下远方的文化海平线,我们能看到的都是那些高耸于海浪之上的流行之峰。
但是,岛屿当然只是广阔的海底山脉的尖端区域。当营销成本开始下降时——这与海平面的下降并无两样,曾经隐藏在水下的东西会在刹那之间显现出来。而水下世界的丰富多彩远非水上可比。当在线零售商们开始利用他们那非凡的经济效率时,我们会看到满载新选择的巨大山脉浮现于过去仅存在一座山峰的海面上。
今天,市场上的音乐产品有99%不在沃尔玛的货架上。在已经正式发行的20万余部电影、电视节目、纪录片和其他影像产品中,一般的百视达店只有3000余部。其他任何顶尖零售商都一样,从书籍到厨房装置,其他任何商品也都一样。绝大多数的产品都不在你身边的那些商店中。必然地,传统的热门中心主义零售经济学限制了我们的选择。
如果你可以大大降低供给与需求的连接成本,那么你能改变的不仅仅是数字,还有市场的整个内涵。这不仅是一个量的变化,也是一个质的变化。当利基产品被纳入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非商业内容的市场需求开始显现无遗。接下来,随着需求转向这些利基产品,供应这些产品的经济学也会进一步改进。如此循环往复,一个积极的反馈环将会应运而生,彻底地改变未来几十年内的工业世界——还有文化世界。
e 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美国最大的传统DVD租赁、唱片销售连锁店。——编者注
f B-Side一词源自于胶木唱片时代。当时,唱片正面是主打歌曲,被称做A-Side。空闲无用的背面则会顺便录上一首不太重要的歌,称为B-Side。进入CD时代后,这种传统被保留下来,尽管CD只有一个面,但在收录主打歌之余也会顺带加入一两首不太重要的曲子,这便是“B-Side”音乐。
g 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Nirvana、Soundgarden、Pearl Jam、Bon Jovi等一大批流行乐队均以卷曲的长发和狂放不羁的举止著称,被媒体统称为长发乐队(Hair Band)。
h Ambient Dub是节奏电子音乐、70年代末起源于牙买加的dub风格以及氛围音乐(ambient music)的融合体。
i “砖头和水泥”(bricks-and-mortar)指传统的实体企业。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文化都是本地化的。经济以农耕为主,土地有多广,人口就有多么分散,而距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文化被分割了,方言和民歌等由此而生。由于缺乏快速的交通和通信手段,文化的融合以及新理念和新趋势的传播受到了限制。这是小范围文化的早期阶段,决定它的主要是地理位置而不是共同的兴趣。
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各地状况千差万别,五花八门,因为承载大众文化的工具实在少之又少。除了巡回戏剧表演和知识分子才有福消受的寥寥几本书,大多数文化信息的流动速度还不如人口流动速度。教堂成为西欧的主要大众文化纽带是有原因的——它有最好的传播设施,而且,古登堡的印刷术也为它贡献了产量最大的传播载体——《圣经》。
但是在19世纪早期,现代工业时期的来临和铁路系统的发展造就了风起云涌的城市化浪潮和欧洲大城市的崛起。这些新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史无前例地将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一处,制造了一个强大的新文化引擎。万事俱备,只欠一种大众媒体给这种引擎装上翅膀。
19世纪中后期,几种新兴技术完成了这个任务。首先,商用印刷技术日益进步,趋于主流;接下来,新“湿版”工艺使摄影术流行开来;最后,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这些新技术激发了第一次流行文化大潮——由图文报章杂志、小说、印刷乐谱、政治宣传册、明信片、贺卡、儿童书籍和商品目录推动的大潮。
新闻和报纸将纽约、伦敦和巴黎这类都市文化中心的最新时尚传播到了四面八方。然后,在人类刚刚迈入20世纪的时候,爱迪生用电影技术创造了又一个大规模市场,过去的舞台明星们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记录式媒体。它不仅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观众,还提供了在许多城市同时“登台亮相”的机会。
这些威力无穷的文化载体可以跨时空地联结不同的人,创造一个同步性的社会。史无前例的是,你不仅可以放心地说你的邻居读到的晨报新闻与你的一模一样,欣赏的音乐和电影与你的一模一样,甚至也可以确信全国各地的同胞们都是如此。
这些强大的大众文化技术的兴起也不是没有遭遇反对之声。1936年,沃尔特·本杰明直言,他担心“神圣性”(艺术的超凡属性)会在一个机械复制时代逐渐沦丧。本杰明强调的是摄影术和电影的例子,关注的是录制的音乐而非演奏的音乐,所以他担心“艺术的机械复制会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反应。过去人们对一幅毕加索油画的被动接受转变成了现在对一部卓别林电影的积极反应……人们不加批判地享受着因袭下来的东西,却带着厌恶之情批评那些真正的新事物”。
但实际上,他还没有看到真正的革命。蓄势待发的广电媒体大爆炸将最终彻底改变游戏的规则。电磁波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它可以毫无成本地向各个方向传播。正是因为这个优点,它一经问世就震惊了世界,就像50余年之后的互联网一样。通过一次广播就能接触到方圆几十英里之内的每一个人,这种经济上的价值实在诱人,以至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进入了无线电设备制造业,只为支持和加速广播接收器的普及。
但地方和地区性广播毕竟只能覆盖地方和地区的听众,对面向全美的广告商来说还是有点美中不足。走向全美需要另一种技术的支持。192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长途和地方贝尔电话运营部门开发出了新技术,实现了长途电话网(当时的新事物)上的语音级和音乐级音频传输。一直乐于尝试新技术的纽约WEAF电台推出了一套定期性的节目,还开创性地制作了一批结合了商业许可和赞助内容的节目。通过长途电话线,这些节目还被输送给了纽约之外的其他电台。这一做法大获成功,创造了电台与电台之间的双向通信渠道,将过去的地方性体育和政治活动报道变成了全美性的新闻。
从1935年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广播黄金时代孕育了不少举国闻名的大明星,比如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和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此后,电视取代了广播,大一统文化的终极传媒就此诞生。在1954年,有电视的家庭中有74%会在每周日的晚上收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比例。
电视黄金时代标志着所谓“饮水机效应”(watercooler effect)的最高峰。“饮水机效应”指的就是办公室里围绕某个大众文化事件的热烈讨论。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你大可以放心地假设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前一天晚上看了同样的节目。也许大多数同胞都是先看完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j的晚间新闻,然后换个频道去欣赏一下当晚最棒的节目:不管是《贝弗利山人》(The Beverly Hillbillies),《荒野大镖客》(Gunsmoke),还是《安迪·格里菲思》(The Andy Griffith Show)。
在整个80和90年代,电视一直是美国人之间的一条伟大纽带,甚至在进入21世纪之后也是如此。下水道的最高排放量通常是在超级碗大赛(Super Bowl)的中场休息时测量到的;《美国偶像》第一季播出期间,火暴的电话投票使电话网负荷量创下了纪录;随着企业掏出越来越多的钞票购买黄金时段,电视广告收入每年都会创下新高。而且,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为什么不呢?电视定义了主流文化。黄金时段也许不是唯一的时段,但它是唯一重要的时段。
但就在9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网络开始崭露头角了。网络企业连连大捷,文化地壳开始在它们脚下慢慢迁移。第一道裂缝就出现在叛逆的年轻人们抗拒主流的战场——音乐世界。
尽管是留声机首次让音乐超出了现场表演的范畴,但造就了流行音乐偶像的却是收音机。在四五十年代,把自己标榜为“美国流行音乐品位的精准写真”的《流行排行榜》(Your Hit Parade)成了周六夜晚的一道固定风景。之后,随着摇滚乐和节奏布鲁斯(R&;B)迅速崛起并感染了年轻一代,个性化的节目编排和知名的流行音乐主持人应运而生。50年代,艾伦·弗里德(Alan Freed)和默里·考夫曼(Murray Kaufman)等大牌主持人把电台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热门音乐制造机器。
最终,这台机器为我们献上了巅峰之作——《美国40大金曲》(American Top 40),凯西·卡塞姆(Casey Kasem)首创于1970年的一个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它最初是个3小时的节目,每期都会从上至下地将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上排名前40位的歌曲挨个儿播一遍。到80年代早期,节目变成了4小时,单在美国就有超过500家电台在每个周日播放它。对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孩子们来说,它无异于流行文化的载波讯号。每个星期,他们都会与全国各地的美国人一起竖起耳朵,痴迷地追踪明星们的起起落落:哪些乐队的排名上升了,哪些乐队的排名下降了——其实,寥寥40首歌连唱片店中的一个架子也填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