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企业家产生的社会条件(1)
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成长及事业的成功，与他们个人的天赋、素质及偶然碰到的机遇，无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仅靠天赋、素质及机遇并不能造就企业家，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和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点认真的研究。
一14至19世纪的欧洲：一代企业家的产生
世界最早的一批企业家诞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思考……
一、时代的浪潮，人们在怀念过去
企业家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稀疏地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中。在14至15世纪，意大利依靠它占据东西方贸易中心的有利地理位置，与西欧、东地中海地区和亚洲各国以及黑海北岸的一些城市展开了广泛的贸易，大批新兴的意大利商人把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转向产业，创办了一些手工业工场。马克思说过，手工工场无论从历史上或是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由此，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企业家（确切地说是企业家雏形）—银行家、商人、工场主构成的广大阶层—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中兴起了。
但在这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金钱与财富的时候，却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最高概括和标准，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念准则及经济道德，竭力维护封建秩序，排斥市场经济，排斥竞争，把对金钱与财富的追求视为一种罪恶：“商人永远得不到神的欢心”；“富人是贼，要不就是贼的儿子”；“贸易是坏事，因为它会使人们脱离对上帝的祈求”。此外，它否定人、人性，否定科学，制造愚昧与黑暗。因而，人们在经济发展与天主教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中，遭受着痛苦的精神折磨，迫切要求从教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
就在这时，地中海东部海岸，即拜占庭帝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给意大利，继之给整个欧洲注入一种新思想的催化剂，导致一场伟大的精神观念的变革。
14世纪末叶，显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随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急剧衰落了。君士坦丁堡危在旦夕。于是，许多拜占庭的古代史学者，便抱着古希腊时代的手稿和手抄本，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西欧避难，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许多城市创办了希腊学院，讲授古希腊的历史、文学和哲学，培养出一批爱好古典文学艺术的学者。很快，希腊的古典文化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中传播开来，兴起了“希腊热”。
这是一股“时代的浪潮”，它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怀念过去，复兴古典文化”。然而，在复兴古典文化背后隐含着的，绝不仅仅是几缕思古的情丝，实际上它在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即人文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从过去的文化中汲取走向未来的精神力量。这正如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所揭示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的突出特征是用世俗文化代替僧侣文化。它告诉人们：与其祈祷上帝，不如相信自己；与其迷信天堂，不如相信尘世；与其消极遁世，不如积极奋斗。它否定一切封建教会的等级权威，痛斥封建制度的不公平。一位人文主义学者尖锐地指出：“夸耀自己是贵族世家出身，就等于夸耀祖祖辈辈是怙恶不悛的强盗。”
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人类个性本身的价值，并把关心人的事业，用人的观点观察一切生活现象，特别是保护人的个性放在第一位；它强调个人的权力和利益，否定封建的教会的权力和利益；它把满足个人需要当做目的本身。
人文主义者颂扬各种“坚强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来说，道德原则是不必要的，他们的“美德”就是不顾一切困难，去达到自己的目标。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通过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赞扬勇敢、机智和力求达到自己目标的坚毅精神。米开朗琪罗通过“巨人”那有力的手势、面部表情和俨如迸发闪电的目光，表现令人震恐的征服一切的巨大意志，歌颂人的力量和威力。
人文主义者崇尚科学、崇尚自然，关注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认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知识，高于任何宗教权威。
人文主义价值观体系的建立，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作为教会之外的一种新的精神力量，一种新的世界观，被最早的一批企业家接受了，并成为他们冲破中世纪封建宗教的精神桎梏，克服各种困难和孤独卑怯心理，去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金钱与财富的精神支柱。同时，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也塑造了创业时期企业家的许多特征，或促使这些特征的发展。
如不择手段地追逐利润；竞争、冒险、力求实现自己目标的坚强意志；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热切追求和重视，等等。
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只是触及但并没有完全冲垮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事业的追求与奋斗中，仍然感受到宗教精神统治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寒光逼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家阶层的成长期待着一次更深刻的思想变革，这次变革的锋芒直接指向天主教精神统治自身。
15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哥伦布、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及由此而带来的新大陆的发现。它不仅使旧的许多世纪没有改变的“地球的界限被打破了”，使人们真正地发现了地球，而且它改变了商业贸易道路，促进了世界经济变革。
随着商业贸易道路的变更，世界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意大利的经济地位迅速衰落，曾出现在这个国家许多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红点由此消失了。而处在新的经济中心周围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有了长足的发展。如尼德兰、英国、法国等。与此同时，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也从意大利转移到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不久，一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些地区兴起了。
二、新教伦理与企业家群体的兴起
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变革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因此，还需借助上帝的力量，给自己的存在寻找合理的理论依据，解脱天主教会的精神枷锁。18世纪的启蒙学者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道理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对于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来说，完全取消基督教信仰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和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如此。
16世纪在北欧、法国、英国、尼德兰等国家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主要目标就是以一种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神学理论和宗教伦理观念，取代落后、腐朽、陈旧的天主教神学理论和伦理观念。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和他创立的新教理论。
加尔文是第二代宗教改革家。而最早从宗教内部向罗马天主教会发动攻击的是德国的马丁·路德。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唯信称义”说。所谓“唯信称义”说就是不承认教会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否定僧侣阶级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认为人“得救”或免罪不是通过教会，而是依靠上帝所直接给的信仰。这在当时代表市民摆脱教皇教会和天主教僧侣政治、思想压迫的普遍愿望，赋予世俗机构和世俗国家以宗教权威的作用和力量。但路德的宗教改革没有给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一个完整而合理的伦理观念体系，并且由于他对世俗封建诸侯的依赖，路德教逐渐蜕化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
加尔文比路德小26岁，青年时代在巴黎大学马奇学院读书，深受马丁·路德和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1528年，加尔文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他想深入研究神学，探索宗教改革。因父亲之命难违，遂改学法律。当时，他自己也认为学法律是一条通向财富和荣誉的道路。不久，他考入奥尔良法学院。在该学院学习期间，他精心研究罗马法，吸收其精确性和严密性，应用于他始终难以丢弃的神学和伦理学的研究，大受其益。1531年，他父亲逝世，为他继续进行神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他来到巴黎的人文主义学院，专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目的是深入研究《圣经》，寻求适应法国社会的宗教改革方案。1534年，他因宣传宗教改革和路德学说，被天主教会视为异端，受到通缉。他被迫逃亡到巴赛尔。流亡期间，他集中时间精心研究《圣经》，遍读教父、奥古斯丁、经院哲学家以及路德和马丁·布赛尔的著作，潜心著述，于153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著作《基督教原理》，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宗教改革思想。《基督教原理》一书，后几经修订和补充，当它1559年再版时，内容比初版增加了5倍多。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远比他的老师马丁·路德深刻得多。他的巨大影响就在于，通过对宗教教义的修正和重新解释，提出了一套新的、比较系统的宗教伦理观念。
加尔文教所宣扬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呼召”说。它主张人们顺从上帝的呼召，充分利用和掌握时机，发财致富。因为“象牙与黄金以及各种豪富，均神恩所赐福，不但许可，而且显然是为人所用的”，所以追逐利润，发财致富，合乎人情，顺乎天理。从而，它轻轻抹去了商人、企业家的罪恶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镀上了一层圣光。
追逐财富、攫取利润，必须勇敢、坚强，富有雄心，锐意进取，百折不挠。在激烈的资本主义竞争中，只有那些善于观察、勇于创新、不屈不挠的人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加尔文教适应早期企业家这种心理需求，把今生事业的成功与死后永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告诉人们：“凡欲求来世在天国中得到光荣的，在今生必须斗争，而斗争之胜利，必须经历无数困难及克敌制胜始能获得。”经斗争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者，不仅死后可以升天堂，而且在现世可理所当然地获得财富，过优裕的生活。而对于那些未积极斗争，缺乏勇气，或在竞争中失败的人，不仅死后被定罪，而且要体现于现实的苦难生活之中。
他鼓励人们说：“我们个人依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奋斗，都会有所前进……不要因成功渺小而失望……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的方向，奋力上进，不骄傲，不走邪道，永远努力向前，终必成为至善之人。这是我们一生的目的。”按照加尔文教教义，人们今生事业的成功，财富的获得，既是上帝的呼召，又是获得上帝拣选的明证；既可在现世过优裕的生活，又可以获得天国的入门券。
因此，他使每一个信徒都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事业上得到上帝的帮助与肯定，激起人们敢于竞争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加尔文教在鼓励人们尽一切努力追逐财富、取得物质成就的同时，告诫人们：这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对每一个上帝的信徒来说，还要有高尚的品德，要奉行一种勤劳、节约、俭朴、谦逊和讲求效率的苦行主义，在使用财富时要有节制。要注意财富的积累，用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因为，人类对上帝的天职，就在于通过尘世的“硕果”而赞美上帝。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硕果，他就可以使自己放心，他是棵好树，命中注定是上帝的永久信徒。
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否定封建贵族出身和等级特权的合理性，认为这些东西并不能决定人们的优越性和能否得救。相反，靠继承来的钱生活，依赖遗产收入为生，是一种罪恶。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和现世的奋斗，才具有上帝赋予的合理性，才能得救。这无疑为否定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种新的思想，借助宗教这个外壳加以传播，其威力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加尔文教产生以后，首先在瑞士推行，不久就迅速传播到法国、尼德兰并越过英吉利海峡，在英格兰、苏格兰发展了大批的新教教徒。
如果说文艺复兴剧烈地冲击了人们的思想的话，那么，加尔文教则改变了人们的灵魂。一位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撰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加尔文教伦理激发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本质契合的进取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的能力和热情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的确，新教伦理赦免了企业家的贪婪罪，为经商、致富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消除了人们的精神障碍，激励人们勇敢地走上企业家的道路。新教伦理所肯定的自我克制、敬业守职、勤勉节俭、勇于进取的精神气质，则促进了资本的快速积累与增值，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位叫戈泰固的学者甚至把加尔文教的分布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
当加尔文教传播到法国的时候，它首先成为工商业者的宗教。最早加入加尔文教的就是这批人，在入教者中占比例最大的也是这批人。同时，在法国，人们发现新教徒无论作为统治阶级或者作为被统治阶级，无论作为多数派或是作为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在商人企业家中，新教教徒的人数最多，而天主教徒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很少参与近代商业活动，或有过特别的发展经济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