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悲观源于我们的“认知偏差”

卡尼曼的经历

富足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但是却被我们压缩进了一个相当短暂的时间期限之内。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人类可以重塑这个世界，但是这个目标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完成。我们需要面对很多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出现了相应技术就会迎刃而解的。克服让大多数人不相信富足有实现可能的心理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怀疑主义、悲观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想法。为了让人们相信富足有可能实现，需要理解一点，那就是，我们的信念是由大脑塑造的，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又是由信念塑造的。因此，必须搞清楚，它们都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塑造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没有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更适合的人选了。

卡尼曼1934年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一个犹太家庭，但是他的童年却是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度过的。1942年的一个下午，他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家里玩，忘记了时间，超过了纳粹占领军强制规定的6点钟宵禁的时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卡尼曼把他身穿的毛衣里外翻了过来，把被迫缝在毛衣上标志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的“大卫之星”隐藏了起来，然后准备偷偷地溜回家。他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了一个纳粹党卫军的士兵。那个士兵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朝他走来，他无处可躲。卡尼曼确信，这个纳粹党卫军士兵很快就会发现他衣服上的“大卫之星”，于是他加快了步伐，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甩开这个士兵。最终，他被拦了下来。然而，这个士兵并没有逮捕他。正如他在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委员会提交的自传中所回忆的：“他招手示意我过去，让我坐上了他的车，并且拥抱了我……他充满感情地用德语跟我说话。当他把我放下车的时候，他打开了他的钱包，给我看了一张小男孩的照片，并且给了我一些钱。回到家之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我妈妈是正确的：人性极其复杂，研究人性的趣味永无止境。”

卡尼曼永远也忘不了这次际遇。他和他的全部家人都幸运地挨过了战争。战后，卡尼曼迁居到了以色列。由于对人类行为一直充满好奇，所以到了以色列之后，卡尼曼转而主修心理学。1954年，卡尼曼刚刚从希伯来大学毕业，就立即被征召入伍。因为他的心理学背景，部队要求他帮助评价从军官训练营出来的候选人。卡尼曼接受了这项工作——因为研究人类的行为恰恰是他最感兴趣的工作。

以色列为这些准军官制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测试。在测试中，全部候选人都穿上中性的制服，他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去完成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例如，其中一个任务是双手高举一根电线杆，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越过一堵两米多高的墙，电线杆既不能碰到地面也不能碰到墙。“为情势所迫，”卡尼曼写道，“士兵们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谁将会成为一个好军官、谁将无法成为一个好军官了。”

但是，测试的效果并没有设想的那么好。“麻烦在于，实际上，我们什么都不能确定。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统计日’，在这一天，我们会收到来自军官训练学校的反馈，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候选人潜力的评级是否准确。事情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预测能力实际上非常有限——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些预测。但是，第二天还是会有另一批候选人被带到障碍物前面，我们又得让他们面对那堵墙，然后，看着他们流露本性。我强烈地感觉到，在统计信息与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他人的感觉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专门为这种感觉创造出了一个术语：‘有效性错觉’（illusion of validity）。”

卡尼曼最初把“有效性错觉”描述为一种“你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别人并且能够预测他们行为的一种感觉”，但是到了后来，它的内涵又被进一步扩展为“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信念当作现实的一种倾向”。以色列人确信电线杆测试能够揭示出士兵们的真实性格，因此他们不断地使用它，尽管实际上士兵们后来的行为表现与测试结果毫无关系。是什么导致人们产生这种错觉的？人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它吸引？这两个问题成了卡尼曼后来的研究重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得到的成果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看法——当然也包括对富足的看法。

认知偏差

富足这个概念很难被人们接受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世界中，而且让我们对不确定的事情做出决策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如果要做出选择，我们会评估所有可能结果的概率与效用，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出预测。但是，人类不太可能得知所有的事实，也不可能知道所有事实的结果，而且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没有时间，没有脑力去分析所有的数据。事实上，我们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有限的、常常是不可靠的信息做出的，同时还受到来自内部的限制（大脑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来自外部的限制（必须做出决策时的时间限制）。因此，为了在这种条件下解决问题，我们采用了一种“潜意识”层面的策略，这就是“启发式”（heuristics）。

启发式实际上是在认知问题上走捷径：它是一种省时节能的拇指法则，允许我们简化决策过程。启发式适用于各个方面。在视觉感知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利用清晰度这种启发式原则来帮助我们判断距离：我们看得越清楚的物体，离我们越近。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判断某件事情的可能性时，启发式也会起作用——比如说，在评估某个好莱坞明星是不是可卡因成瘾者的概率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大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检索已知的好莱坞吸毒者的资料库。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可得性启发式（为了作比较，相似的范例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减少我们要访问的信息量，这是完成我们评估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常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们的心智资源有限，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启发式就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在一般情况下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卡尼曼发现，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启发式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还要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很多时候，如果完全依赖于这种启发式来判断A、B两者之间的距离，那么当在能见度比较差，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又比较模糊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高估两者之间的距离。反之亦然。当能见度比较好，而所判断的对象的轮廓比较清晰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低估两者之间的距离。“这样一来，”卡尼曼在他与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于1974年合写的一篇论文《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中这样写道，“依赖于清晰度来判断距离的远近会导致一种惯常偏差（common bias）。”

自那之后，这种惯常偏差以及类似的惯常偏差都被统称为认知偏差。认知偏差的一般定义是：“在特定环境下做出判断时出现的偏差。”研究者们现在已经收集到了许多有关这类偏差的资料。绝大多数资料都显示，这种惯常偏差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敢相信富足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性。例如，证实偏差（confirmation bias）是一种寻找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证明自己先前所持观点是正确的信息的倾向。在这样一种搜寻过程中，我们通常由于能力所限，找不到太多的新证据，因而我们先前所持的观点往往无法改变。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对富足所持的反对意见建立在“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那么，任何能够证明你的怀疑的信息都被你记住了，而对于那些与这个假设相矛盾的资料，你可能直接就把它们否定了。

关于证实偏差，这里有一个绝佳的例子：莎拉·佩林（Sarah Palin）所声称的“死亡小组”。2009年和2010年，在对奥巴马政府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争论不休的那段时间，这个观念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尽管这个消息来源的可靠性遭到了质疑。（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谎言，理应受到谴责。）《纽约时报》对这个现象感到困惑不解：“最近几周，不知从什么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个固执而虚假的谎言，它四处传播，迅速升温，说根据奥巴马总统所提议的医保改革方案，政府将会组建一个‘死亡小组’，来决定哪些病人可以继续享受治疗，允许他活下去。”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不知是什么地方”对应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证实偏差。极右的共和党人早就已经不再信任奥巴马了，所以那些证明“死亡小组”是个谎言的可靠消息都被他们当作了耳旁风。

证实偏差只不过是一连串偏差中的其中一种，它们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富足的信念。例如消极偏差（negativity bias，即与积极的信息与经历相比，人们更倾向于重视负面的信息与经历），肯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富足没有帮助。还有所谓的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在做出决策时，太过于依赖某一方面的信息。“当人们相信这个世界将要分崩离析的时候，”卡尼曼说道，“往往就会出现锚定效应，19世纪末的时候，因为马粪过多，伦敦渐渐变得不适宜人居了，于是人们变得十分恐慌，由于锚定效应，他们想象不出任何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本没有人想到将会出现汽车。事实上，很快他们就会担心受污染的空气，而不再担心肮脏的街道了。”

事实上，不同的认知偏差往往接踵而至，这当然会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由于许多人身上都存在着消极偏差，所以如果你没有随大流，反而声称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那么你就会成为许多人眼中的怪胎。除此之外，我们同样也受到了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即别人怎么做我们也跟着怎么做的倾向）的影响，因此，即使你怀疑真的存在着乐观的理由，这两种偏差结合起来，也会让你质疑自己的观点。

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甚至还在各种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用来“克服”这些偏差的模式。在这些模式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心理免疫系统”（psychological immune system）。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毫无希望了，那么，你继续奋斗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绪，人类逐渐发展出了一个“心理免疫系统”，这是一组让我们保持极度自信的认知偏差。在数以百计的研究当中，所有的研究者们都发现，人类总是高估自己的魅力、智慧、职业道德、成功的机会（例如买彩票中奖或晋升）、避免消极后果的可能性（例如破产或患上癌症）、对外部事件的影响力、对他人的影响，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比同行高出不止一筹——这种倾向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乌比冈湖是作家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的一方乐土，生活于那里的所有小孩的智力水平“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当然，这个“心理免疫系统”还有另外一面：当我们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时候，往往也就极度低估了更广泛的世界。

在认知方面，人类天生就有既局部乐观又全局悲观的倾向，对于富足目标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合作者，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Thomas Gilovich）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正如锚定效应所显示的一样，想象力与感知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第二，都是控制狂，都非常乐观，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掌控所有的事情。如果我问你，为了在数学这门课上得到更高的分数，你将会做些什么？你就会想到，你需要更加努力地练习，少出门参加一些聚会，或许你还会想到要请一个家庭教师，这一切你都能掌控。正因为这样，你的心理免疫系统会让你觉得十分自信。但是，如果我问你，对于世界性的饥饿问题，你能做些什么的时候，你能想象到的只有成群结队的处于饥饿状态中的孩童。你根本就没有自己能够控制整个局面的感觉，这时你就完全没有了自信，你想象当中的那些饥饿的孩童就成了你的‘锚’——它把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全都从你的脑海当中挤了出去。”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世界饥荒的控制，这种可能性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正如我们将会在下面几章中看到的，由于技术的进步（而且技术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如今的小型组织已经有能力去做一些过去只有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了，这其中就包括了对抗饥荒。不过，要想把所有阻碍这种进步的心理障碍的机制都搞清楚，我们首先必须探讨一下大脑的结构及演化历史，因为归根到底，使我们产生悲观情绪的是大脑。

负面新闻最爱上头条

每分每秒都有大量数据通过我们的感官进入大脑。为了处理这些信息洪流，大脑不断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排序，试图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梳理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对大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存更重要。这些进入大脑的信息所遇到的第一个过滤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过滤器就是“杏仁核”。

杏仁核的外形呈杏仁状，负责诸如愤怒、仇恨和恐惧等原始情绪。杏仁核是我们大脑内的预警系统，总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它的工作就是在生活环境中寻找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生存的东西。一旦受到了某种刺激，杏仁核就会变得过度警惕，然后我们就会绷紧神经，做出“或者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此时，心跳会加速、神经会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眼睛会睁大以便能够扩大视野，为了加快反应速度，血液会流向肌肉，因而我们的皮肤会变冷。从认知层面上讲，识别系统会去搜索我们的记忆，寻找类似的情况（以帮助识别威胁）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减轻威胁）。但是，如此强烈的反应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能停下来，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现今，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着，在周围有数以百万计的新闻媒体在竞争着，它们竞相争夺，总想占领我们的大脑。那么它们是如何竞争的呢？它们争夺的正是杏仁核的注意。老式的报纸一直都是根据“如果新闻的内容非常血腥，那么它就会出现在头版，就能引起人们注意”这样的理念运营的，因此，在铺天盖地而来的众多信息当中，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总是这种充满着危险信号的信息，而我们自己也总是随时准备着寻找这类具有威胁性的信息。我们正饲养着一个恶魔。你不妨顺手拿起一份《华盛顿邮报》，比较一下其中刊载的正面故事与负面故事，你就会发现超过90%的报道都偏向悲观。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好消息并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坏消息却很“叫座”，这是因为杏仁核总是在寻找一些让人产生恐惧的东西。

这种倾向对我们的感知有直接影响。对此，休斯敦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神经科专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的解释是，即使在平常情况下，注意力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试想象一下，你正在观看一个短片，在镜头里，只有一个演员在煎蛋卷。接下来，镜头切换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不过，仍然只有一个演员在继续煎蛋卷。此时如果演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肯定会注意到的，对吗？然而，实验表明，超过2/3的观众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一旦我们开始集中关注某一件事，通常就注意不到其他事情了。当然，任何恐惧的反应都有扩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一旦杏仁核开始搜索坏消息，它就几乎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不断地去寻找坏消息。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演化早期形成的预警系统是与必须即时做出反应的环境相适应的，在那时候，人类面临的威胁就像隐藏于丛林中随时可能跳出来的老虎一样，时时刻刻都可能变成现实，因此预警系统一直处于警觉状态。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危险都是偶然性的，经济可能会急速下滑、恐怖袭击事件也可能会突然发生。但是，杏仁核却不能辨别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差异。更糟糕的是，这个预警系统天生就不会自动关闭，除非这种潜在的危险确实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偶然性的危险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再加上让我们无处躲藏的媒体为了争夺市场份额而持续不断地恐吓我们、威胁我们，这一切使得大脑确信：我们总是处于被围攻的状态。这真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正如纽约大学的马克·西格尔博士（Marc Siegel）在他的一本著作《假警报：恐惧流行的真实性》（False Alarm:The Truth About the Epidemic of Fear）中所解释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远离真相的东西了，西格尔写道：

从统计的角度来看，工业化世界是永远也不可能让人感到更加安全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确实都活得更长久了，平常的日子也过得更安宁了。但是，我们仍然总是处于恐惧当中，时时刻刻戒备着，做着最坏的打算。在过去的100年里，实际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美国人所面临的风险都已经大幅下降了，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与1900年相比，200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延长了60%。抗生素的使用也减少了美国人死于疾病感染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样的水才是可饮用的、什么样的空气才是洁净的，公共卫生部门都已经出台了健康标准。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迅速被搬离了。我们生活于一个能够控制气温、能够控制疾病的时代。但是，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更加焦虑。虽然来自自然界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人的恐惧反应机制却依然故我，而且，它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运行着。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爆炸性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来的适应性恐惧机制变得不再适应了。

这一切给实现富足带来了三个方面的障碍：第一，这很难让人们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人类大脑的过滤机制天生就是倾向于悲观的；第二，好消息完全被淹没了，因为媒体在最佳利益的驱使下，总是过分强调坏消息；第三，科学家们最近发现了这种机制所带来的一个更高的代价——不仅仅是人类的这些生存本能使我们轻易地就相信“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就爬不出来”，而且它们还限制了我们爬出坑的渴望。

不难发现，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至少有一部分基于同情和怜悯这两种感情。现代科学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类亲社会的行为根植于大脑中，与大脑是硬连线的。不过，在这个好消息当中又附带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与这类亲社会的行为连线的是反应更慢、最近才演化出来的前额叶皮质。但是，在演化历史上，杏仁核出现得更早，反应速度也更快，而反应时间对生存至关重要。当灌木丛中出现一只老虎时，没有太多时间供你思考，让你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处理，因此需要大脑走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而前额叶皮质却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在出现危险情况时，杏仁核就会把信息引导到前额叶皮质区。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看到地上有一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就会往后跑，而根本没有时间先去察看清楚，它到底是一根拐杖还是一条蛇。由于神经元的处理速度存在着差异，一旦信息被我们的原始生存本能所接管，那么，我们更新的、亲社会的本能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当恐惧感涌上心头时，同情、怜悯、利他主义，甚至愤慨，都变得不再起作用了。举例来说，一旦媒体让我们提高了警惕，相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已经太大了，以至于根本无法逾越时，另外那些能够驱使我们想方设法去填补这条鸿沟的情感就会被排除于我们的认知系统之外。

海量信息让人无所适从

在15万年前，作为一个物种的智人是在一个“局部性和线性的”生存环境里进行演化的，但是，今天的生活环境却是“全局性和指数型的”。人类的祖先所生活的局部性的环境里，大部分日常事务都发生在步行一天就可以到达的距离内。在他们的线性环境里，下一代人的生活与上一代人的生活实际上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变化速度极其缓慢，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线性的。为了让读者对“线性的”变化与“指数型”变化两者之间的区别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以“线性的”方式从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家前门往外走30步（假设1步为1米），那么我只能走出30米；然而，如果我以“指数型”的方式走出30步（第一步1米，第二步2米，第三步4米，第四步8米，第五步16米，第六步32米……依此类推），那么到最后走出30步之后，我将会走到10亿米之外的某个地方，或者更直观地说吧，如果我是绕着地球走的，那么实际上我可以绕着地球走26圈了。

今天的“全局性与指数型的世界”已经与人类大脑演化成形时所能理解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了。试想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的数据流吧。《纽约时报》一周所包含的信息量比一个17世纪的普通公民终其一生所能遇到的信息量还要大。在现代社会里，信息量一直在以指数型的速度在增长着。“从人类出现伊始到2003年，”谷歌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说，“人类创造了5艾字节的信息。1艾字节相当于10亿吉字节——或者说一个1后面跟上18个0。而现在，2010年，人类每两天就会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我们预计，到2013年，每10分钟就可以创造出5艾字节的信息……难怪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正在描述的这个全局性的世界却不得不由一个专为局部性世界而演化出来的系统来解释。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指数型变化时，心里实在没什么底。“现在的情况是，每过18个月，科技的威力都会翻一倍，而科技产品的价格则会减半。500年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中写道：“在当时，水车并不见得下一年会比上一年更便宜；锤子的使用在下个10年也没有比这个10年变得更简单；铁的产量也没有大幅增长；玉米的产量还是依赖于气候的变化，而不是逐年提高；每过12个月，你并没有改良你的牛轭，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一如你过去时一样。”

大脑的局部、线性的神经元系统与全局、指数型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造成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破坏性的收敛”（disruptive convergence）的结果。科技的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迸发出来，并且实现了“超级大联合”，但是，大脑却无法轻而易举地预测到如此快速的转变。而且，目前的管理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监管结构也不适应科技发展的步伐。作为一个例子，不妨让我们来看看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10年里，像柯达、百视达（Blockbuster）、淘儿音乐城（Tower Records）这样市值曾经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了，几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也横空出世了许多价值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公司。YouTube从创立之初到以16.5亿美元的价格被谷歌收购总共才经历了18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高朋团购（Groupon）的价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60亿美元。人类有史以来，价值的创造从来没有如此快速过。

而这也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心理问题。富足是一个全局性的愿景，它是建立在技术以指数型速度增长变化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局部性、线性的大脑却很可能看不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巨大的机会，也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机会后获得成功的极高速度。事实上，我们至今仍然会不时地陷入所谓“炒作周期”。当初次引进某项新技术时，我们总是会给予过高的期望，当然，如果它在短期内没有达到所宣扬的那种效果，我们就会感到失望。但是，这类事情还有更重要的另一面。我们也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到，指数型增长的技术确实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而且这通常发生在大力炒作之后——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我们富足愿景的根本基础的技术发展潜力，我们确实还存在着认识盲点。

邓巴数

大约20年前，牛津大学的演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人类局部性、线性的视野相关的现象。邓巴感兴趣的是，通常来说，每个人都与另外一些人保持积极的人际交往关系，那么一个人的大脑在同一时期内能够处理的最高交往人数是多少呢？在对全球数据进行了全面考察，并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邓巴发现一个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自组织”形成的群体的规模大概在150人左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军方会在长期反复试错之后得出结论，150人是最优的功能性战斗单元。同样，在对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的交往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邓巴还发现，虽然某个人可能会有数以千计所谓的“朋友”，但是，实际上，真正与他们积极互动的人其实只是其中大约150人。这个数字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巴数（Dunbar’s number），也是大脑所能处理的交往人数的最高上限。

虽然在当代社会，由于核心家庭已经取代了大家庭等原因，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维持150人的人际交往网络，但是，大脑确实拥有记住这么多人的能力，这种原始认知模式已经内化于大脑中了。因此我们会拿大多数日常“接触”的人来填补这个缺口——即使这个日常“接触”的人其实不过是在电视上偶尔看到的某个人物。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当中，流言蜚语里包含着许多对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信息，这是因为，在一个由150人组成的部落里，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会对部落里的每个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今天却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非常关心发生在像Lady Gaga这样的人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她的为人处世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是因为大脑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所了解的摇滚明星与所认识的亲戚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

大脑这个演化历史生成的“艺术品”本身的结构和特点决定了：电视对我们人类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会让我们“成瘾”。如果我们没有在电视机前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话，我们本来或许可以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一些的。当然，“邓巴数”并不是我们沉迷于电视的唯一原因。在本章中，我们并不打算详细描述任何一种大脑内部的神经处理过程。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指出，大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集成系统，因此在处理信息时，这些神经处理过程总是协同工作的，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和声”却并不总是优美动听的。

由于大脑的杏仁核总是对悲观的信息反应更为快速，也由于媒体之间一直在相互竞争，因此，在电视广播里总是充满着一些“末日般”的事件。因为消极偏差与权威偏差（authority bias，指我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权威人物），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这些末日事故。又由于局部性、线性的大脑（邓巴数只是这种性质的其中一个例证），我们会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这些“权威”人物，从而又进一步导致了“圈内人偏差”（in-group bias）。这里所谓的“圈内人偏差”是指，在生活环境中，我们会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所信任的人。

一旦我们开始相信所预感到的末日事件将要发生，杏仁核就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过滤掉大多数与此无关的其他信息。既然杏仁核未能捕捉到其他方面的信息，那么证实偏差就一定会起作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证实偏差将偏向于确认那些明显具有破坏性的悲观预期。总而言之，“对所有的事情都做了评估之后”，结果人们还是会确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且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由此，也就带出了最后一个担忧：我们真的掌握了真相吗？如果大脑严重地破坏了我们感知现实的能力，那么，我们还能搞清楚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正处于灾难之中，那么拥有上述这些偏差或许是一种可贵的资产。但是，这同样也可能会使得事态变得更加奇怪。在本书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系列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那些事情实在让人惊异。请忘记“我们所陷入的坑太深了，根本无法爬出来”的想法吧。就像很快会看到的那样，其实这个坑真的没那么深，甚至，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