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扬州城市发展与文化谱系构成
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积淀，并形成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因而文化具有强烈的局域性。《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比因天地寒暖湿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位于“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扬州，其文化是中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内涵最为丰富，特征最为鲜明的地域文化之一。
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一）追根溯源
据考古资料，距今大约一万年前，今天的扬州已经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它临海濒江，气候温润，物产富饶。作为江淮地区的史前文化，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龙虬庄遗址充分说明了扬州文化的源远流长。距离今天高邮市区东北约10公里的龙虬庄遗址是江淮东部地区考古发现的最大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挖掘发现有房屋、墓葬坑等遗址，整理出土大量生产及生活器具，发现了比甲骨文还要早1000年左右的陶文，并且发现了4000多粒距今7000—5500年之间的炭化稻米。
（二）扬州建城
“扬州”一词古代作杨州（按：汉碑中杨字皆从“木”，从“手”系后人所改，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王念孙对此有详细考证），杨州的名称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海惟杨州”，包括了今淮水东到东海、南到南海的扬州地域，今日的扬州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上古时期，在黄河与淮河之间东部沿海地区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能捕鱼蚌、制绢丝、冶炼青铜、烧造陶器、技艺高超的淮夷部族；古本《竹书纪年》载：“夷嫔珠美鱼，其筐玄纤缟”。据说在周王朝时期，在以齐国、鲁国为首的诸侯国的不断联合进攻下，淮夷部族背井离乡、举族南迁，其中一支在今天扬州城的位置上建立了邗国。后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便于进攻中原，灭邗国，开邗沟，并构筑邗城于蜀岗之上；通常意义上扬州城的历史自此开始。扬州作为一个城市诞生之后，其历史与文化从未中断。
（三）运河之始，广陵为名
邗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对沟通大江南北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位于邗沟入长江口的广陵成为南北文化的交汇点。此后，越灭吴，邗城属越；楚灭越，邗城归楚；公元前319年，楚在邗城旧址上建筑广陵城。据《河图括地》解释说：“昆仑山横为地轴，此陵交带昆仑，故云广陵也。”《尔雅》对“陵”的解释为：“大阜为陵”，因此蜀冈也称为阜冈，还叫昆仑冈。公元前206年秦亡之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一度准备建都于广陵并取名“江都”（即“临江都会”之意），自此广陵又称为“江都”。
二、汉代封地国用饶足，儒家文化垂示千古
（一）藩国都城，国用饶足
作为两汉时期封建藩王的封地，广陵因其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而先后成为荆国、吴国、江都国、广陵国等藩国的都城。公元前201年，刘贾被封为荆王，封地在淮东（今淮南），建都于广陵城，下辖三郡五十三城，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等部分地区。这是广陵第一次作为诸侯王的都城之所，荆王刘贾成为广陵历史上第一代诸侯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贾被谋反的淮南王黥布杀死后，高帝在会缶（今沛县）封刘濞为吴王，都广陵，改荆国为吴国，领域不变。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他定都广陵后，在旧城的基础上，于城东增筑附郭城，将城池周长从十二里扩建到十四里半。刘濞凭借广陵城东临大海、南有铜山的自然条件，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奖励耕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使当时的吴国及广陵城富甲天下、雄霸东南。他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扩建都城，流通财货，捍盐通商，致使吴国“国用饶足”，成为当时西汉最有实力的地方藩国。在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实力支持下，刘濞联合六个藩王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无论是春秋时的吴王夫差，还是发动叛乱的汉代吴王刘濞，由于均对扬州城市的开创和开发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务实、感恩图报的扬州人为他们修庙立祀，甚至将其奉为财神。
（二）正谊明道、和亲乌孙
“七国之乱”平定后，“素骄”、“好勇”的刘非被封为江都王，都广陵；为防止刘非步刘濞后尘，于是就选派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担任江都相辅佐刘非。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正谊明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成为扬州文化所奉行的圭臬，塑造了扬州敬重道义的人文环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今扬州城内仍存有“董子祠”、“大儒坊”、“正谊巷”等街巷名，从侧面表达了扬州人对董仲舒的尊崇和感念。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江都王刘非死后，其子刘建继承王位。刘建骄奢淫逸、图谋不轨，事发后自缢身死。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国被除，改为广陵郡。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作为“汉家和亲第一公主”远嫁乌孙国（新疆伊犁河南源特克斯河畔一带），为新疆地区带去中原文明，促进了当地的社会进步。远在塞外的刘细君思乡心切，写出千古不朽的思乡之曲《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乌孙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首诗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从“诗言志”向“抒情”回归的标志，也有人称其为历史上的第一首边塞诗。
（三）国制废除，封地世袭
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以广陵郡的部分地域置广陵国，封儿子刘胥为广陵王，都广陵。刘胥在位64年，后图谋造反，事发后被迫自尽，葬于高邮天山，其陵墓内采用的“黄肠题凑”葬制是西汉厚葬之风的高度体现。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广陵郡改为广陵国，徙山阳王刘荆为广陵王，这是东汉第一代广陵王，也是最后一代广陵王。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刘荆因祝诅皇上而畏罪自杀，广陵国复被废为广陵郡。至此，汉代广陵作为诸侯王国的都城所在，从荆国的建立到广陵国的废止，共历时267年。东汉中期以后，广陵一直作为诸侯的世袭封地，刘氏后裔沿袭侯位、食其俸禄长达四百年之久，直到东汉末年都没有改变。几度分封、持续发展，广陵城不仅创造了辉煌瑰丽的物质文明，而且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东汉初年，以擅长辞赋著称的广陵人陈琳荣列建安七子之一；汉初文学家枚乘、邹阳均活跃于扬州，枚乘的《七发》为“七体”之开端。
三、三国两晋战事频仍，南北融合、文化发展
（一）战乱频仍，修筑新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扬州以其介于南北之间的地理位置不可避免地成为军事纷争的前沿阵地，此间广陵城屡经战乱。
公元213年，曹操因怕淮南沿江郡县为吴所得，遂决定把人民内迁，结果广陵近万户居民渡江东下投奔吴国，使广陵几乎成为空旷之地。公元255年，东吴卫尉冯朝修筑广陵城，为有史记载的第三次修筑广陵城。西晋永嘉以后的二三百年间，由于中原地区被各少数民族所统治，因此大批人民越淮渡江、移民南方地区，当时，广陵城内安置有大量来自山东兖州的移民，由此扬州旧有“南兖州”之称。公元369年，东晋大司马桓温自广陵起兵北伐前燕慕容晖，军败后回师广陵，并对城池进行了加固修筑。公元383年，谢玄在广陵招募的、主要由南徐及南兖移兵组成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中晋军的主力；战后，谢安在广陵步邱（今江都境内）筑“新城”而居并修筑平水埭，水埭随需蓄泄，因此当地岁用丰稔。
（二）世族南迁，经济发展
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北方世家大族纷纷南迁至现今的扬州（治所在今南京）、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北方移民的大量南下不但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品种，而且他们围湖开山、建屋造田，积极重建家园。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当地手工业和商业得到飞速发展，当时的广陵城成为一方商业都会，并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三）兵祸连年，成为“芜城”
随着宋文帝元嘉年间和平状态的持续，广陵地区经济恢复、富庶繁华，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园林，但很快又遭到兵祸的摧残。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攻宋，率步骑十万渡过淮河，直逼长江北岸的瓜步（位于今江苏六合东南），军队破坏民居、砍伐蒹苇以备造筏渡江、攻打刘宋的首都建康；第二年正月开始退兵北撤时，又一路大肆杀戮，致使广陵之地“村井空慌，无复鸡鸣犬吠”。仅过了九年，刘宋王朝同室操戈，孝武帝讨伐其为南兖州（今扬州）刺史的同父异母弟弟刘诞，并迁怒于老百姓，杀民三千余人，致使广陵成为“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的荒芜之地；诗人鲍照据此所作的《芜城赋》使广陵从此获得“芜城”的别名。在接下来的“侯景之乱”中，广陵城池被叛军攻陷，城内男女老幼全被半埋于土中并惨遭射杀，广陵因此变成一座空城。北齐占领广陵后，改“南兖州”为“东广州”；陈朝复为“南兖州”；北周占据后，又将其改称为“吴州”。
四、隋唐时期，天下之盛扬州为首
（一）开凿运河，文化发展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于丹阳（今南京）。炀帝杨广鉴于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为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巩固国家统一，开凿了纵横南北、串联东西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由此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隋帝杨广尊儒、崇佛、信道，在位十四年中三下江都（今扬州），不但在龙舟之中塞满精选的大量孤本典籍，而且将当代鸿儒召集至扬州考研周汉以来的礼治沿革，并鼓励扬州地方学者各抒宏论。他广延名僧，新建十几座寺庙，一时间扬州群贤毕至，百家争鸣，寺庙林立，高僧云集，成为南方当时的佛教中心。一方面，隋帝杨广的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曾陷扬州人民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另一方面，他使位于长江、运河交汇点的扬州因水利而繁华，并且为扬州的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客观的扬州人不以其功抵过，亦不以其过抵功，为隋炀帝修碑立陵，公正评价。
（二）港口重城，始称扬州
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扬州治所从丹阳移到江北，从此广陵享有扬州的专名，扬州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扬州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为都督府、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治所，领淮南、江北诸州。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外水陆交通中，扬州始终起着骨干作用。唐代的扬州，水陆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文荟萃，富庶繁华，不仅在江淮之间“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国东南第一大都会，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即今成都）。同时，随着运河的通畅、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多，唐代扬州城规模扩大，在蜀岗平原另建了新城“罗城”，形成了连贯蜀岗上下的双城局面。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咏道：“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青春花柳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月不教眠。送君懒问君回日，才子风流正少年”。从诗中可以看出，唐时的扬州城犹如一座美丽的大花园；从“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的诗句中可以想见当时居住建筑与园林的结合已蔚然成风。从当时的诗歌或笔记中或可窥见唐代扬州一些“花园宅邸”风貌，如“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的富商周师儒家园（《广陵妖乱志》）、“楼台重复、花木鲜秀”的药商裴谌的樱桃园（《太平广记·裴谌》）、“鹤盘孤屿、蝉声别枝、凉月照窗、澄泉绕石”的郝氏园（嘉庆《江都县志》）等。另外，从时人咱咏扬州的一些诗句如“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天碧台阁丽，风闵歌管清”（杜牧《扬州三首》）、“九里楼台牵翡翠”（罗隐《江都》）、“层台出重霄，金碧摩颢清”（权德與《广陵诗》）、“绿水接柴门，有如桃花源”（李白《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中，可见唐时扬州宅园在追求华丽浪漫、气象宏伟的同时，也欣赏自然山林的幽淼意境。当时扬州园林中的典型建筑为楼榭及台阁。
（三）富甲天下，歌声沸天
凭借优越的交通区位，随着北人南迁和农业、手工业、商业的蓬勃发展，唐代的扬州不但成为国际、国内重要的贸易城市和港口，而且“富甲天下”，成为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唐代扬州造船业、制锦业和铜镜制造业十分发达，玉雕工艺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太平广记》中提到扬州当时有“铜坊、冶成坊、纸坊、官锦坊”等手工业作坊，当时侨居扬州的外国客商数以万计。唐代扬州高僧鉴真六渡扶桑弘扬佛法，并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在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唐代扬州的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歌舞声乐得到高度普及和发展；李白、杜牧诸人均在此留下千古绝唱，收进《全唐诗》有关扬州的诗有几百首之多。“吴中四杰”之一、扬州诗人张若虚的一篇《春江花月夜》被誉为“孤篇压倒全唐”，闻一多先生盛赞它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晚唐诗人杜牧所作《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被毛泽东推崇备至，手写口吟。唐时的扬州，莺歌燕舞成为诗文的传播途径，文学才子成为大众的崇拜偶像，佳作一出便广泛流传，正如杜牧在《扬州》诗中所云：“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殿堂诗文与通俗文艺密切结合、雅俗一体，尤其诗词的艺术生命力极高。
（四）注释《文选》，编纂《通典》
扬州学者曹宪极其弟子李善在吸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为《文选》作注，阐幽发微、追本溯源，使《文选》由原来的三十卷扩展为六十卷，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经散失的重要文献资料，泽及后世。李善之子李邕，不仅文章、诗歌很有影响，也是继虞世南、褚遂良之后的大书法家之一。此外，中国第一部记录典章制度的巨著《通典》系杜佑编纂于扬州。至公元684年，徐敬业、骆宾王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执政；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扬州遭到严重破坏。后来杨行密在扬州建立政权，史称“杨吴”，扬州有短时间的经济恢复，然而不久又陷入战争的破坏之中。
（五）北人南迁，人口激增
唐“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继“永嘉之乱”后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旧唐书·地理志》曾记载：“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到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扬州所领四县人口达到77150户、467857人，是伍德九年的五倍。唐末诗人韦庄在《湘中作》中对此有所反映：“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当时仅苏州一地的居民就有近三分之一是南迁的避难者。
五、宋元时期风云际会，辉煌灿烂、风雨交加
（一）漕运要冲，扩建三城
北宋时期，扬州依然凭借地处漕运要冲之势，再度成为中国东南部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与都城开封相差无几，但已远逊于唐时的繁华。史载扬州宋代有三城：宋大城（老城区）、宝佑城（蜀冈上）、夹城（笔架山），其中宋大城为扬州官衙和士农工商所在地，保佑城为屯军之用，二者之间的夹城则主要方便战时在上下两城之间进行兵粮运送。宋大城的形制为规整的长方形，城内开十字大街与四面城门相通，其南北向大街西侧有与之平行的一条河（汶河，今填平为汶河路），河与南北水门相通；东西向有三条相距300—500m的平行街道，分别通过太平桥、开明桥、小市桥。此前五代后周周世宗在唐代旧城的东南隅改筑了一小城，世称周小城，因此西城门为在五代周小城基础上修筑而成，并一直沿用到清代。由北宋及南宋时的瓮城门道可以看出，宋代时我国已开始用砖铺路，且开始使用砖砌券顶式圆形城门洞，并以此替代了以前的木构过梁式方形城门洞。扬州宋三城的出现和历次增筑，均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二）构筑官方园林，注重亭子运用
在北宋150多年间，扬州私家宅园建设所记甚少，较大型的造园活动多为官府所为。宋时的扬州园林开始注重亭子在园中的灵活运用。据清嘉庆《江都县志·古迹》中记载，镇守扬州的两淮制置使贾似道于宝祐五年，“自州宅之东”重建郡圃，将十数座亭子分布于竹间、坡顶、山趾、桥边：“历缭墙入，可百步，有二亭，东曰翠阴，西曰雪芗。直北有淮南道院，后为两庑，通竹西精舍，后有小阜，曰梅坡，上葺茅为亭，曰诗兴。坡之东北偶，有亭曰友山。循曲径而东望，气檐雕栏，缥缈于高阜之巅，是为云山观，即环碧亭旧址，乃于池上，为露桥以渡。桥之北，翼以二亭，曰依绿，南有小亭对立，曰弦风，曰箫月。又百余步，始蹑危级而登云山。东望海陵，西望天长；南揖金焦，北眺淮楚。其下为沼，深广可舟，水之外为长堤，朱栏相映，夹以垂柳，阁于南为面山亭；于东曰留春，曰好音；于西曰玉钩，曰驻履，观之直北，画拣层出，为淮海堂。堂其东，巨竹森然。亭其间者，曰对鹤，又东为道院，曰半闲，堂之后，为复道而升，与云山并峙，可以远眺者，为平野堂，即观稼旧址”。宋时扬州园林名称多以园内的主体建筑尤其是亭子进行命名，如周淙在九曲池所建“波光亭”、彭方在学宫里所建“四柏亭”、郑兴裔新建之“矗云亭”、郭果所建“羽挥亭”、满泾所建“申申亭”、陶谷所建“秋声馆”等，多为宋代扬州私家宅园的名称。
（三）芍药琼花冠绝群芳
宋代扬州对鲜花丽木有充分的研究与欣赏，喜爱在宅园中营造出花木深茂的自然景象，尤其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名花异木主要为琼花和芍药。当其时，被誉为“维扬一枝花，四海无同类”的琼花珍稀神奇、冠绝百芳；而扬州芍药生长茂盛、名品叠现。宋代留存至今的芍药谱有三种，即刘攽所撰《维扬芍药谱》（作于1075年）、王观所撰《扬州芍药谱》（作于1075年）及孔武仲所撰《芍药谱》（作于1075年左右），所记皆为扬州芍药。苏东坡任扬州太守时，在《东坡志林》中讲道：“扬州芍药天下冠，蔡繁卿为作万花会，步聚绝品十余万本于厅宴赏，旬日既残归各园”。可见当时栽培之盛。另据王观《扬州芍药谱》记载：“今则有朱氏之园最为冠绝，南北二圃所种几乎五、六万株，意自古种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当其花之盛开，饰亭宇以待，来游者逾月不绝”。可见当时人们对扬州芍药尤为喜爱。
（四）倡导文化，流风百代
五代宋初时扬州的徐铉、徐鍇兄弟整理校正《说文解字》，在学界有“大徐小徐”之称，呈现出扬州文化底蕴丰厚、气息浓厚的特征。宋代文豪欧阳修、苏轼先后任扬州知县，“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倡导文化，流风百代。北宋后期著名的婉约派扬州词人秦观成为当其时扬州文坛的杰出代表，其词“工巧精细，音律谐美，情韵兼胜”，代表作有《鹊桥仙》（纤云弄巧）《望海潮》（梅英疏淡）《满庭芳》（山抹微云）。张炎《词源》说：“秦少游词体质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另外，秦观的散文长于议论，《宋史》评其散文为“文丽而思深”。
（五）意境萧疏，平淡隐逸
在元代近百年的历史中，扬州经济文化水平始终处于低潮，宅园建设也寥若晨星。目前见于著录、较为有名的仅有采芹亭、明月楼、瞻云楼、居竹轩、平野轩等。明月楼为富商赵氏为接待四方宾客而建，文学名家赵子昂旅次扬州，园主于此设宴招待，孟頫即席书题：“春风良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自此该园自名为“扬州第一楼”而传颂至今。平野轩在扬州城外，元代以画平远山水著称的名家倪瓒绘有《平野轩图》，并附以七绝一首：“雪筠霜木影参差，平野风烟望远时。回首十年吴苑梦，扬州依约鬓成丝”。与明月楼的春风良苑相比，平野轩更多萧疏、淡远的山水画意境。元末成廷珪的居竹轩营造的是“万竹中间一草堂”的恬淡优雅的意趣，他“植竹于庭院间，因匾于宴息之所”（《江都县志》），表达出“定居人种竹，居定竹依人”的超脱隐逸、天人合一的境界。元时的宅园少富丽奢华、多平淡隐逸，乃是元代的政治环境对经济、人文的影响所致。
（六）文化交流，经济发展
从隋唐到宋元时期，扬州仍然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空间和平台，有为数众多的西亚商人、伊斯兰教徒来扬州经商或传教。今扬州汶河南路仙鹤寺是扬州现存最早的清真寺，相传宋德祐元年（1275），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普哈丁在扬州传教，募款兴建此寺。仙鹤寺与泉州麒麟寺、广州圣怀寺和杭州凤凰寺并称为中国四大清真寺。公元1275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开始对中国进行游览和访问，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于今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提到扬州时说：“扬州，城甚广大，所属二十四城，皆良城也”，提到宝应时说：“恃工商为活，有丝甚丰饶”。元时的运河经整治恢复了漕运，扬州的工商业又迅速发展起来。元代末年佥院张德林率众改筑扬州原有旧城，使扬州“旧城”的老街小巷具有排列有序、纵横严谨、平直方整的特征。
（七）征战毁城，文化融合
扬州作为抗金、抗元的战场，经济和社会遭受严重破坏。“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姜夔的《扬州慢》成为当其时扬州的真实写照。宋金时期，运河阻塞，至元初之时，漕运不得不改换海道，扬州经济发展大不如前。
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北宋都城开封的市民纷纷迁到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其他的城镇如扬州、绍兴等地都容纳了新的居民。随着人口迁移，北方文化融入南方文化中，并创造了新的文化。南方恬美的环境增添了北来学者赋诗作文的灵气，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则在南方广为传播。
六、明代盐漕带动经济复苏和文化发展
（一）江河交界，商业发展
明王朝建立后，扬州从宋元的战乱中恢复过来，运河经修整又成为南北交通的动脉。自从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明清两代将近600年间中国的统治中心在北京，而粮、盐产量占据了全国产量大多数的农业经济中心在江浙和两湖、两广地区，因此造成了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割的局面。当时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是两条水路：长江和京杭大运河，而当时的扬州，正好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界处。凭借地理优势，扬州重新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城市之一，并且成为两淮区域盐的集散地和南北货物的中转交易中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明中叶后的扬州城市更加繁荣，盐业、商业及手工业获得极大发展。明代，扬州被列为全国16个大城市之一。
当时，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物贸易。早在明初，因朝廷实行“开中制”，引来了大批的山陕商人来到扬州专事盐业。嘉庆《江都县续志》云：“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麋至。”元明时期数百年的安定和发展再度使扬州呈现出一派莺歌燕舞的繁荣景象，并且在漆器、玉器、铜器、竹木器具、刺绣品、化妆品的生产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二）构建新城，小巷纵横
随着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当时靠近古运河的扬州旧城东郭形成了一大片繁荣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这片依附旧城而扩展出来的新城原无城墙，后在明嘉靖三十四年，知府吴桂芳提议建筑城墙。建成后的新城城墙“自旧城东南角起，折而南，循运河而东，折而北，复折而西，极于旧城东北角止。东与南、北三面，约八里有奇，计一千五百四十二丈。”至此扬州形成了旧城和新城庇连的格局。新城内的小巷纵横交错、处处连通，正如扬州俗语所说：“巷连巷，巷通巷，长巷里面套短巷”。此种小巷虽易使人一时迷路，但肯定能走得通，所以扬州据此形成一句俗话为：“弯弯扭扭，处处好走；扭扭弯弯，没有难关。”有的小巷宽不足一米，仅可容一人而行，故有“一人巷”之称。
（三）私人造园，技艺交融
明代中叶以后，扬州的商人以徽商居多，其后赣（江西）商、湖广（湖南、湖北）商、粤（广东）商等亦接踵而来，他们与本地商人共同经营商业。经济的复兴带动了大规模的宅园建设，扬州城内外及所属扬州的仪征、瓜洲等地的住宅及园林建造活动相继活跃。明代扬州宅园除明末郑元嗣、郑元勋、郑元化、郑侠如兄弟各自构筑的四处园林即影园、休园、嘉树园、五亩之园之外，见于著录的名园还有皆春堂、江淮胜概楼（位于瓜洲）、竹西草堂、康山草堂、偕乐园、西圃、荣园、小东园、乐庸园、寤园、荣园等。明代扬州宅园建造思想日趋成熟，园景无论简繁，遵循画理，重在意趣。简者，如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欧大任的“莒蓿园”，以园林内尽种莒蓿而得名；繁者，在有限空间里，巧于因借，构筑复杂，一园多景；采用写意手法，布置众多的山水胜境，使园景呈现幽曲无尽、自然朴野之致，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当其时，著名造园家计成参与了汪士衡的寤园和郑元勋的影园建造。在寤园建成之后、影园建成之前，计成梳理总结十几年造园经验，于寤园扈冶堂中著成《园冶》一书，从侧面体现了扬州园林的建造水平。园主人郑元勋在计成所做《园冶》一书的题词中谈到：“予卜筑城内，芦汀柳岸之间，仅广十笏，经无否（计成）略为区画，别具灵幽”。当时各地的建筑材料及苏州香山匠师汇聚扬州，徽州的建筑匠师亦随徽商而来，使苏州、徽州等地的建筑手法融汇在扬州建筑之中，从而使扬州传统建筑技术兼具东、西、南、北之长，并形成了当地鲜明的艺术特色。
公元1645年，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拒不投降、以身殉国。清军强行攻入，下令屠城，杀害了几十万平民百姓，制造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使历经千年沧桑的古老城市又一次遭受重创。
七、清代盐漕引领城市再度辉煌
（一）漕盐利厚，繁华至极
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位居交通要冲的扬州成为我国南北漕运的咽喉，其经济、文化再度出现极度繁华的局面。由于长江中下游各产粮省份的皇粮国税均必须经此北上、由京杭大运河运输到北京，因此仅运输粮食的漕运量即占全国总量的81%，扬州钞关的税收额在明清两代则位居全国前八名之内。由于自明代以后允许漕运船只自带二成货物，并允许搭载客商，因而扬州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外地商人在扬州急剧增多。大批安徽商人涌到扬州，陈去病《五石脂》云：“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明清两代的富商在扬州为了方便交通，在扬州城的东南，沿着古运河兴建了大量的住宅，这就是现今的南河下一带的盐商住宅群。各地在扬经商的商人为便于互通声气、提高利润，根据其产业特色和经营范围，在扬州建立了湖南会馆（经营湘绣）、江西会馆（经营瓷器）、湖北会馆（经营木业）、安徽会馆（经营盐业）、绍兴会馆（经营绸布）、山西会馆（经营钱业）等。康熙和乾隆的多次巡幸，使扬州出现空前的繁华。
盐业损益盈虚、动关国际，两淮盐运使的设立使扬州成为商业经济的中心。“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扬州画舫录》）。至清中叶，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乔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其中尤以徽州盐商居多。大批盐商举族迁居扬州，以盐起家、富至千万，成为扬州最大的消费群体。全国各地盐商云集扬州，带动了银庄的发展，使扬州成为整个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中心、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其繁荣程度如同当今世界之伦敦、香港，仅次于同省的苏州；所谓“天下殷富，莫逾江浙；江省繁丽，莫盛苏扬”。盐商又是商人中最富有者，生活奢侈，挥金如土，不惜巨资竟相修造邸宅、园林。《扬州画舫录》记载：“……然奢靡之习，莫胜于商人：……衣服屋宇，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俳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住宅极尽奢华讲究，私家园林大量涌现，形成一派“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景象。
（二）清帝南巡，园林甲天下
康熙年间（公元1622—1722年）康熙南巡驻扬州，除以元代影园旧址为基重建的郑御史园之外，扬州盐商们先后在城池护河城（今瘦西湖）两岸建有王洗马园、卞园、员园、贺园、冶春园、南园、筱园，共称八大名园，是为湖上园林形成之始。
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扬州盐商又在沿湖两岸陆续建园，“随形得景，互相因借”，以供乾隆“品题湖山，流连风景”。至乾隆乙酉三十年（1766年），扬州北郊建卷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览胜、冶春诗社、长堤春柳、荷蒲熏风、碧玉交流、四桥烟雨、春台明月、白塔晴云、三过留踪、蜀冈晚照、万松叠翠、花屿双泉、双峰云楼、山亭野眺、临水红霞、绿稻香来、竹楼小市、平冈艳雪二十景。后复增绿扬城郭、香海慈云、梅岭春深、水云胜概四景于湖上，谓之“二十四景”。正如《扬州览胜录》所载：“当高宗南巡江浙，临幸扬州，驻跸湖山，于北郊建行宫，于行宫前筑御码头，泛舟虹桥，登蜀冈，纵览平山堂、观音山诸胜，品题湖山，流连风景，赋诗吊欧公之遁踪，并幸临沿湖各盐商园林，宸翰留题，不可殚记。如江氏之净香园、黄氏之趣园、洪氏之倚虹园、汪氏之九峰园等，皆高宗亲书园名赐之，或并赐联额诗章，各盐商均以石刻供奉园中，以为荣宠，至诸名园之楼台亭榭，洞房曲室以及一花一木一竹一石之胜，无不各出新意，争奇斗丽，以奉宸游，可谓极帝王时代游观之盛矣”。“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清人刘大观云：“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并有“扬州园林甲天下”的盛誉。
康熙与乾隆都曾多次南下。扬州官僚士绅盐商为迎合帝王，赋工属役，招聘造园名家，运用我国造园艺术手法，随形得景，互相因借，利用桥、岛、堤岸划分，使狭长的湖面形成层次分明、曲折多变的湖光山色；同时又依山临水面湖起筑，组成若干个小园，园中小院相套、自成体系，但又以瘦西湖为共同的空间，应用起伏岗峦、参错树木、院墙分隔空间，造成小中见大、意境深远的效果，还引借历史胜迹和自然景色为主题，以匾额、楹联、题咏为画龙点睛之笔，组成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区胜景，提高其欣赏境地，使有限的河道水面变成了无限的山水空间，创造了以人力巧夺天工的湖光胜境。
（三）盐业渐衰，楼台倾毁
时至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因盐业渐衰，扬州湖上园林“此后渐衰，楼台倾毁，花木凋零”。身为“三朝元老、九省疆臣”的扬州仪征籍学者阮元（1764—1849）曾经为《扬州画舫录》写过一序二跋。其中写于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的跋中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方翠华南幸，楼台画舫，十里不断。五十一年（注：1786年）余入京，六十年赴浙学政任，扬州尚殷阗如故。嘉庆八年（注：1803年）过扬，与旧友为平山之会。此后渐衰，楼台倾毁，花木凋零……近十年荒芜更甚，且扬州以盐为业，而造园旧商家多歇业贫散……兼以江淮水患……按图而索园观之，成黄土者八九矣。”后写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的跋中说：“自画舫录成，又四十余年，书中楼台园馆，廑有存者。大约有僧守者，如小金山、桃花庵、法海寺、平山堂尚在。凡商家园丁管者多废，今止有尺五楼一家矣。”到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湖上园林荒芜更甚，而少量富商大贾、名儒硕学、文学泰斗的宅园反有复苏。嘉庆年间，两淮商总黄应泰在东关街构筑个园，书法家包世臣筑“小倦游阁”、经学名儒刘文淇筑“清溪旧屋”、八怪之一罗聘筑“朱草诗林”；以及道光年间盐运史下属官员包松溪在南河下旧园之上重建的“棣园”、阮元所筑“小云山馆”等。其中个园的规模和景色远超其他名士之园，《芜城怀旧录》中说：“黄氏个园，广袤都雅，甲于广陵”，个园堪称嘉庆年间扬州宅园的代表。
（四）盐业渐盛，宅园兴筑
至同治、光绪年间（公元1862—1908年），“海内承平，两淮盐业渐盛”，扬州宅园建设渐有兴筑，相继筑有卢氏“意园”、魏氏“逸园”、梅氏“逸园”、卞氏“小松隐阁”、贾氏“庭园”、蔡氏“退园”、刘氏“刘庄”、陈氏“金栗山房”、许氏“飘隐园”、方氏“梦园”、徐氏“倦巢”、臧氏“桥西别墅”、周氏“小盘谷”、江西盐商集资“庾园”、方氏“容膝园”、毛氏园、员氏“二分明月楼”、魏氏“魏园”、华氏园、熊氏园、珍园以及李氏小筑、刘氏小筑等。此时的扬州宅园堪以小盘古和寄啸山庄为代表，前者盘曲幽深，为小园佳构；后者轩朗明丽，为清代末期大中型宅园的杰作。与此同时，湖上园林也相继兴修，“时值（同治年间）定远方公浚颐转运两淮，以振兴文物为己任，慨然捐修平山堂、谷林堂、洛春堂、平远楼诸名迹……于是（光绪年间）小金山、功德山、莲花桥（即五亭桥）、法海寺诸名迹，亦次第兴修”。
（五）儒商养文，成就斐然
明清两代，扬州文士辈出、流派纷呈，施耐庵、汤显祖、王士禛、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魏源、龚自珍等文学巨匠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不与扬州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扬州曲艺、扬州园林、扬州工艺、扬州雕版、扬州美食等文化在此一时期获得蓬勃发展，瑰宝辉煌，璀璨炫目，令人感叹。扬州文风之盛得益于主政者的倡导和盐商的欣赏和资助。清代诗坛祭酒王士禛在扬任推官期间，模仿王羲之兰亭修禊，约请当地和旅扬的文人名士进行虹桥修禊，他的一首诗中一句“绿扬城廓是扬州”使“绿扬城廓”自此成为对扬州城市的标志性特征的确切描述。其所交往文人名士大多布衣，如参与修禊者诗中所言：“客子怕闻寒食节，布衣轻入使君筵”，“唯有使君爱文雅，坐中宾客半渔樵”。受徽商文化的影响，扬州盐商大都有儒商的情结以及回报社会的责任意识，其巨额资财一部分用于挥霍，一部分进贡，还有一部分用于公益和文化教育事业，在带动扬州经济繁荣之余，推动了扬州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和谐。他们当中的一批人结交文人、兴办学校、藏书刻书，从事公益。在扬州盐商的支持下，清朝的扬州学院名噪一时，培养了段玉裁和段玉成兄弟、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汪中、洪亮吉等扬州大批知名学者，“梅花安定广陵兼，膏火来源总是盐”。此时的私家园林兴造之风也如《扬州画舫录》谢溶生序文中所说：“增假山而做陇，家家住青翠城间；开止水以为渠，处处是烟波楼阁”；庭院内栽花种竹、略加点缀已经成为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大型宅园则叠石引水、名手辈出。
（六）经济下滑，宅园兴盛
民国初年，随着扬州交通失利，特别是津浦铁路开通，扬州失去了优越交通地位，经济衰弱，成为中小城市。但竟造宅园之风不减，除湖上兴建徐园、熊园之外，城内筑有卢氏“匏庐”、汪氏“小苑”、黄氏“怡庐”、陈氏“蔚圃”、周氏“平园”、徐氏“祗陀精舍”、邱氏“邱园”、张氏“拓园”、胡氏“息园”、周氏“辛园”、余氏“餐英别墅”、郭氏“问月山房”、张氏“冬荣园”、杨氏“蛰园”、刘氏“庭园”、丁氏“八咏园”等。虽居弹丸之地也力争引水叠石、朝夕欣赏。至此，宅园真正成为扬州传统居住建筑的典型特征，小院春深的优雅和卧游山水、亲近自然的怡然自得成为扬州传统居住空间的气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