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很久很久以来，世界一直在走向地狱。所以，如果你因为现今新社交媒体的惊人发展而感到不安，如果你害怕人类沟通的方式将快速改变——并非朝好的方向，那你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新科技一再被视为骇人的、颇具威胁性的、必将走向灭亡的。
未知的事物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深知，世界即将在进步的名义下被搞砸，而这一认知有时相当正确。人们经常觉得新的发展似乎蓄势待发，准备破坏原本好端端的生活方式。在各种不同时期，它们显得十分危险（甚至会威胁到生命安全），注定要摧毁我们的个人关系，毒害我们的文化、语言，或是基本礼仪。
但我们仍在这里。尽管《纽约时报》束手无策，我们仍然会去听音乐会，也会去听演讲——即使就享受音乐和演讲而言，我们可以在超薄的iPod上轻易获得较便宜的选项。
对1876年的报纸来说，这种可能性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它正探讨罗伊斯（Reuss）教授的研究所能造成的冲击。“一位杰出的德国电报机操作者最近有项新发明，无疑会引起音乐家甚至一般民众的极大兴趣，”报上说，“这项名为‘电话’的新发明的目的在于，通过普通的电报线将声音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它可以传送瓦格纳风格的交响乐团的轰鸣，或是女性演讲者的轻柔话语。”这似乎是个好东西，而且肯定很方便。但这项发明也有其阴暗面：
如果坐在书房里就能通过电话聆听音乐学院演出的歌剧，人们就不会想去第十四街，在一栋闷热且拥挤的建筑里度过一个夜晚。……到城里度周未的农村客人如果在旅馆办公室读到一张印刷告示，大意是“11点时，您可在电话间聆听打马字
的布道……”，这位访客当然会放弃他原本冒险前往布鲁克林区的打算。……于是，通过将音乐与牧师带进每一幢房屋，电话将使音乐厅和教堂变得空空荡荡。……要指出这位公认的才华横溢、看起来充满善意的发明者可能另怀邪恶的目的，并不令人愉快。尽管如此，基于爱国的考虑，为了让国人能成功地庆祝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我们必须警告费城博览会负责人：电话可能真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敌人发明的设备。
但是，在罗伊斯（他的名字其实应该拼成Reis）有机会破坏当时人们所了解的社会之前，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版的电话就出现了——一百多年来，它不仅让我们与亲友保持联系，也让我们能从千里外进行商业交易。虽然《纽约时报》指出，电话能将别人的声音带进家里，但作者担忧的却是不确定的未来——而他确信电话将消除人们离家的需要。显然，这些可能性让人备受惊吓，但没过多久，另一项科技的丑陋头角又冒了出来。
才过了一年半，《纽约时报》便因为留声机而更感沮丧。留声机可以将那些珍贵的声音与文字保存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演讲者将不再要求听众到礼堂来见他，而是将演讲装进容量为946毫升的瓶子销售，每瓶50美分；政治家也不用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发表政见，他将把自己最好的演讲一瓶一瓶地放进每位选民手中。”该报于1877年11月这样写道。
但真正的危险，即对社会来说最严重的威胁，还埋伏在前头。该报警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倘若留声机真的具有其发明者所声称的功能，那么书籍的制作与阅读都将被淘汰。如果演讲可以装瓶，我们为什么还要把它印刷出来呢？如果某个技巧娴熟的朗诵者只需在留声机前大声诵读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某一本小说，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聆听，那大家何必学习阅读呢？
“未来的小男孩有福了。他将永远不必学习字母，也不用努力对付拼写课本……”
媒体变革
对新事物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恐惧，都是常见的折磨。在最糟糕的状况下，它们可能会妨碍或阻止改革创新。不过，这种科技臆想症（technology hypochondria）通常会让大多数人紧张不安，致使社会分裂成两类人——其中一类带着新经验往前冲，害怕自己可能错过什么；另一类则因为惊恐而感到迷惘与落伍。
在如此严重的焦虑下，要跳上移动的火车（这是极为贴切的形容）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即使是铁路运输的到来，也伴随着一列满载恐惧的列车，使得有些人紧紧抓住他们的马不放。若干历史学者指出，铁路为所有社会阶层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焦虑。举例来说，根据一本历史著作叙述，19世纪铁路开始在大英帝国运行时，激起了“非比寻常的偏执妄想”（extraordinary paranoia）：“据说火车冒出的烟会使农作物枯萎；其噪音会惊吓牲畜；人们如果搭乘速度超过每小时30千米的火车将会窒息；而且，每年会有数百人死在它飞速旋转的车轮下，或死于火灾与锅炉爆炸。许多人认为铁路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因为它允许低下阶层的民众自由旅行，从而降低了道德标准，进而消除了传统的社群联系。”
未来探测
没错，真的有人提出：如果人类以超过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旅行，将会窒息。还有更糟的，哈佛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安妮·哈林顿（Anne Harrington）发现，当时的科学家也相信，以某种速度旅行“确实可能让你的骨头散掉”。
在读过无数19世纪中叶的文章、论文和讨论记录后，哈林顿发现神经科专家与精神病学家，包括极受尊崇的科学家和医师，都支持这些理论。最后，这些症状都有了属于它们自己的诊断结果。19世纪的公民身受“铁路恐惧症”（railway phobia）与“铁路脊椎异常”（rail spine）等疾患之苦——后者因为火车突然停止所致，会造成病人日益衰弱。这种痛苦不能被等闲视之。1867年，费城一位备受尊敬的外科教授约翰·埃里克·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针对这一主题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一本的书名是《论铁路与其他神经系统的损伤》（On Railway and Other Injuri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对新事物的恐惧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转化为对未知后果的恐惧。“当铁路日益普遍，成为大家公认的经济与社会必需品，并且被证明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时，较极端的恐惧确实在逐渐消退。然而在表面的接纳之下，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安。”铁路历史继续诉说着：“铁路所引发的恐惧与焦虑并未完全消失，反而随着19世纪的发展而改变了性质，变成一种内在的恐惧，而非外部崩溃的恐惧。”
“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铁路作为一种现代性象征的独特影响力。就其设计制造之规模与精细、其操作之井然有序与复杂，以及其技术所具有的速度与力量而言，铁路体现了机械化、组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一切力量，而这些力量正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就像今日的许多工艺一样，它真正的长期影响是很难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