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苏联文学史话(6)

穿着古怪的衣裳，我将在世界上走着，为了讨人欢喜，又为了把我自己烧死。

或是在下面这节诗中：

这是对的：把灵魂藏在黄短褐里，免得受众人注目，这是对的：

被投在断头台的刀锋下，而呼喊着喝“房·胡登”朱古律茶吧。

在《玛牙可夫斯基和未来主义》这个题目之下，这位诗人出版了一本发表着俄国各派作家对于这个新派及其领袖的一切批评文章。在这本书中，玛牙可夫斯基发表了他的自传。他写散文的时候是很少的，他说他生于高加索的库塔伊斯。他父亲是一个林务官。他在幼小的时候很讨厌诗。在他眼睛里看来，最厉害的惩罚是叫他读熟了诗并背诵。在年轻的时候，他在莫斯科的一个绘画学校里念书，在那里，他认识了蒲尔鲁克。他参加革命运动，参加工人示威，入过监狱。在狱中，他才开始写那些古典形式的诗。可是因为他觉得这种体格很麻烦，于是他便从事去做他的找寻诗的新表现法的最初的试验。

这篇自传全篇都是用一种谐谑的口气写的。例如他说，当他对画家蒲尔鲁克说他已开始写诗了的时候，蒲尔鲁克便在任何地方都用这一类张大的话，把玛牙可夫斯基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我来替你介绍玛牙可夫斯基，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那时玛牙可夫斯基还一点诗也没有写出来，他还在找一个形式，而找不找得到一个形式又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听了这些话，弄得很窘。

当他看见没有别的人在蒲尔鲁克旁边的时候，他对他说，“你这样取笑我是不应该的。”——“不，不，”蒲尔鲁克回答，“现在，你只差得去写作并写出杰作了，否则，当着那些我介绍过的人们的面前，你真会使我很难堪呢。”

这整篇故事清楚地露出了那在《穿裤子的云》里所表现着的倾向：

这是对的：把灵魂藏在黄短褐里，免得受众人注目。

他的粗话，他的放肆的谈吐，他的呼号，掩藏这个胆小而纯洁的大诗人。

或许当在一整天中，我的声音指着时刻，而放肆地响出来的时候，或许在那时候，耶稣会感到我的灵魂的琉璃草。

那就是这个——打牌作弊的人和下流的骗女人的人的真正的面目。

玛牙可夫斯基的这本书是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这是他的哲学的，文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信条：

我对你说：

生命的最微小的尘埃是比我往日我现在更宝贵。

流浪人，被丢在“人类的肉丸子”里，这位诗人瞻望着这点生命的尘埃：世人。他们是：

斑斑点点的染着烟煤，握着宇宙的皮带。

玛牙可夫斯基看见民众的苦痛，他看见他们的不幸和他们的粗野，为了这个原故他才反抗那些歌唱少女或露中的花的颓废派诗人：

浮士特和美费斯陀在天堂的地上滑走着，那与他有什么关系。

诗人，雇员，大学生，娼妓，不去听他们，却去杀他们的，是我们这些铁臂大汉的事。

玛牙可夫斯基呼吼着，他变成粗野了。他很愿意自己温和，柔雅，不做一个人，却做一片云，一片穿裤子的云。可是怎样办呢：

我们能在那油腻的耳里，送几句温柔的话进去吗？

这时候，这位诗人便像一个平凡的人似地苦痛着：

一个被患肺痨的夜所吐出来的人。

我之所以着重于玛牙可夫斯基的纯洁，我之所以提出“太阳看见了他的灵魂的金矿会失色”，我之所以反复地说这位诗人是在“任何有苦痛的地方”，说他“因一小点眼泪”就苦痛非常，原因是为了舆论——这种点金成铁的舆论——给他贴上了一张粗暴的人，放肆的人的标纸，而太容易地忘记了玛牙可夫斯基是一位真正的抒情诗人，可是当他看出原谅那“天刑的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的时候，他便烧掉那他载在心头的柔情，于是他的诗歌便有了憎恨的面目。他说：“这是比攻取几千个巴斯谛监狱还难。”

《穿裤子的云》是一种对于诗人的环境和对于那些磨折他的人格的力量的反抗。这个作品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反抗的呼声，因为这首诗确实充满了一种激怒的个人主义。“我”，“我们”是占着极大的地位。可是在慢慢地伸展开去的时候，玛牙可夫斯基的“我”终于和普遍合在一起。

在这篇长诗中，玛牙可夫斯基做到把个人和集团联合起来。

在他的盛气的青春中有把握地向前进，“为了讨人欢喜，又为了把自己烧死”，他把“太阳代单眼镜用”，而同时他把自己当作一个革命的先驱，当作那些在工厂中受着极大的苦痛的劳动大众的弟兄。

在一九一九，一九二○和一九二一年间，他的人格和革命之间还没有裂痕。正相反，他冲到争斗中去，投身到人们之间，又用他的霹雳一般的声音，在革命旁边喊出他的《左翼进行曲》来。

同志们，到防垒上去，到心和灵魂的防垒上去。

这人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他在退却的时候烧断了桥。

“公盟”是永远不会被扑灭的，向左，向左，向左。

《左翼进行曲》是在一九二○年俄波战争期间写成的。在防垒的另一面，波兰名诗人斯洛宁斯基（SLONIMSKY）用《右翼进行曲》来回答。

在那些苦战的时代，玛牙可夫斯基便如鱼之得水一样。然而他却没有了解整个的革命。虽则他勉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革命的诸相，一篇像《一万五千万》那样的诗，却证明他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一万五千万》是一篇史诗，那象征俄国农民的伊凡，在大洋下挖一条地道，现身到那象征资本主义的威尔逊的前面去。威尔逊用他的剑刺中了伊凡，可是一个奇迹显出来了：从那个伤口中，涌出了几十个伊凡，又一变而为无穷数的伊凡，侵占了芝加哥，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在美国创立了苏维埃。这篇诗是用俄罗斯的旧传说的方式写的，它的动力性的韵律是充满了谐谑。

全诗很有趣而写得很好，可是却显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是完全地错误。在《一万五千万》中，无产阶级一点角色也没有演，而在这篇诗中，玛牙可夫斯基又好像已忘记芝加哥也有工厂，也有受着压迫的劳动大众。

《一万五千万》出版以后，苏维埃的批评界表示满意了，他们说，在玛牙可夫斯基身上，革命者已克服了个人主义者。这倒是真的，玛牙可夫斯基已不复谈说他的苦痛，他的快乐，而屈从事变了。不过，在《左翼进行曲》中，正如在《给革命的短歌》中或《兽尸》中一样，人们觉得这位诗人是被奔放的飓风所吹了去，而在那些最悲剧的时辰，他却沉醉地向革命呼喊着这种赞歌：

哦，兽性的，哦，稚气的，哦，庸俗的，哦，崇高的，两副面目的生物，你将变成什么，一个和谐的建筑呢，还是一堆的荒墟？

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那段时期，当革命还是一个两副面目的生物的时候，玛牙可夫斯基的人格是和革命完全和谐的。

可是在革命的重新建设时期，在诗人和现实之间便有了分裂了。

在一九二三年，特洛兹基写着：“革命的动力性是比它的活动的集团形式更和玛牙可夫斯基接近得多。玛牙可夫斯基是一个从个人主义的路上走出来想和革命联合的人。我们只能对于诗人的企图表示敬意，因为他并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了解，对于向完全新的创造的路前进的一个自觉的努力，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业。在这近几年来，玛牙可夫斯基的技巧当然是精练了，可是它却变成庸俗的了。”

特洛兹基后来接着又说：“这位诗人的发病（这种发病的存在是毫无疑义的），如果在那把一事万事都同样地总括在一起的贤明的老成期那里找到了它的解决，那么文学史家便会说，《滑稽的宗教剧》和《一万五千万》只是那把诗人领到他的创造的最高峰去的路上的各段落。”于是特洛兹基这样地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史家能对于玛牙可夫斯基下一个和这相仿佛的评断。”

现在，我们知道，这诗人所经过的这个发病期，在那个时代不过刚开始。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发病将严重起来，玛牙可夫斯基用怎样的一个悲剧方法结束他的发病，那我们是知道的了。

在一九二三年，人们说玛牙可夫斯基已改好了。未来派也演进了；无政府未来派们蜕化而成共同未来派，接着又转变成“列夫”（LEF），即“艺术左翼战线”之意。在叶赛宁死后，这个派便和意象派的人们合并，而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左翼战线。这最后一派的生命很短。在玛牙可夫斯基主编的他们的杂志的第二期上，那些往日的未来派说：

我们反对麻醉的艺术，赞成战斗的艺术，阶级的艺术。

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玛牙可夫斯基变成了一个用诗来作国家借款、五年计划和其他设施等的宣传的煽动者了。

在十年之前写这首——在歌曲未出来之前，我长久地走着，受着发酵的溃疮的侵蚀，那时那想象的愚鱼在我的心的泥泞中慢慢地挣扎的诗的同一个人，现在却大批地写诗了。诗一写好，他便把它们送到印刷所去；第二天，它们就刊登出来了；第三天，它们就被人读被人批评了。现在已不是发酵不发酵的问题，而是替革命的车子助一臂之力的问题了。玛牙可夫斯基把诗歌牺牲给宣传，而为了要表白他的态度起见，他把未来主义的最后的荫庇所“列夫”作了一个清算。

人们造一个新的工厂，玛牙可夫斯基便把这件事算成一件有全世界的重要性的大事件；人们改善一个学校，玛牙可夫斯基便去歌颂崇拜。他现在已不复在“任何有苦痛的地方”，却在建设的旁边了。他是诚恳的吗？当然是诚恳的。当他在叶赛宁死后赠叶赛宁下面这首判这诗人自杀之罪的诗的时候，他也是诚恳的：

叶赛宁，你失去理性了吗？

你飞着，沉没到群星中去……从这首诗里，露出了一个大悲哀来，为替自己的朋友复仇起见，这位诗人攻击了许多作家和许多官派批评家。

玛牙可夫斯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位抒情诗人怎样会变成了一个节米扬·别德尼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寓言诗人呢？为什么这个那么热烈地依恋着自己的黄色短褐的个人主义者，会完全消灭了自己，而去做那些宣传的诗呢！

可是，这个转变却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它是一个经过十年以上的长期演化的结果。

这位诗人是一个对于影响和批评敏感的人。如果在革命之前，在那对于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未来主义是战胜了的，那么在那时对于无产阶级派的战斗中，它却战败了。

无产阶级诗人们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之民的猛烈的攻击，使那些未来派不得不渐渐地降伏。在起初，无产阶级的作家们拥护一种宇宙的诗歌；他们之中的最杰出的别什勉斯基唱着：

我是由水门汀，太阳和钢铁锻炼成的；我的父亲，没有面貌的宇宙的建造者，在工厂的腹中，在机械的心里，我孕育而养大，我，劳动者……然而，无产阶级派不久就抛弃了这种的诗歌，而去歌唱那些比较不伟大，却更现实更有用的东西。这个宇宙的观念，无产阶级的批评界说，是从一种神秘主义中分化出来的，而对于这种神秘主义，革命的诗歌是曾经力战过的。从此以后，无产阶级的诗人对玛牙可夫斯基说：“你没有歌唱过蜜丽查的大腿，很好，可是你有没有试想在一师民军中发现革命的面目过？”

这是对于玛牙可夫斯基的攻击之一，因为，他固然没有歌唱蜜丽查的大腿，他却把革命当作一个力学性的抽象赞扬，而没有看出革命是由多少低微的牺牲精神造成的。玛牙可夫斯基顺从了，因为革命还没有餍足。它向他要他的黄短褐，他把黄短褐给了它；它要求他牺牲他的个人主义，他牺牲了个人主义；可是革命还有要求。它要求他拿出那组成一个诗人的存在的理由的东西，他的生活的最好的东西和精髓，即诗歌。这便是玛牙可夫斯基在一九三○年所办到的事。如果赫莱勃尼可夫是语言的牺牲者，那么玛牙可夫斯基便是革命的牺牲者了，因为在一个个人主义的诗人的抒情的人格和集团的革命之间，有一种抵触性存在着。

玛牙可夫斯基在自杀以前所留下的那封用诗和散文写的信上，对于不得不间断了他和一位同志所开始的一场有兴味的辩论这件事，很抱着遗憾。“被投在断头台的刀锋下”，玛牙可夫斯基最后一次吐出那未来派的呼声来：

喝“房·胡登”朱古律茶吧！

这位诗人用手枪在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自杀，享寿三十有六岁。在他的薰香的尸体前，在两日之间一列列地走过了两万个人。玛牙可夫斯基死了，一位诗人和一位革命家也随着死去。

在玛牙可夫斯基死后，人们发表了许多关于他的批评。在一九三○年四月，《文学新闻》给他出了一个专号，认为玛牙可夫斯基是一位没有能够完全和劳动阶级结合的伟大的革命诗人；那报上还说，那些诗人中的最年轻者，将来会克服那些困难，而能够变成无产阶级的诗人。

我们觉得，提一提那些布尔塞维克领袖们对于玛牙可夫斯基的态度，倒是一件有兴味的事。在一九二七年，布哈林责备玛牙可夫斯基的个人主义和游浪民性格；在同一个时候，批评家包朗斯基写着：“我们不能让你们再放出你们那些炫人的方法来。

你们第一是未来派。”他在《新闻报》上说，“单独地来看，你们这些未来派是很有用的，可是整体地看来，你们却值不了什么。”

特洛兹基不很喜欢玛牙可夫斯基，然而，只在他死后，他才似乎了解这位诗人的革命上的重要性。

至于列宁呢，单单下面这段逸事就可以表示出他对于玛牙可夫斯基的态度了：有一天，列宁去参加一个红军所开的庆祝会，女优格索夫丝喀雅（GSOVSKAYA）唱着诗，这位共产党的领袖听了很满意。他拍着掌，使劲地鼓励着那位女优，可是当这位女优开始朗诵玛牙可夫斯基的《我们的进行曲》那首典型的未来派的诗的时候，列宁却皱着眉毛，努力想去了解它；而当她朗诵到下面这一段的时候：

大熊星座的群星要人们领我们活着到天上去列宁突然站了起来走了出去。“多么讨厌，”他说，“这不是一首诗，却是那‘达啦啦篷，是了’一类的东西。”以后，当列宁去参加一个他知道人们将朗诵诗歌的庆祝会的时候，他总预先问人：

“是不是他们要唱‘他们的’进行曲给我们听？”

然而，像一切别的那些布尔塞维克的政治家一样，列宁却也扶持未来派的人们，因为未来派是对于革命抱着一种忠诚态度的稀少的青年文学派别之一，而在那些知识者之间，对于革命抱着忠诚的态度，却是一个不大流行的现象。

以后，当无产阶级强大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人们才对于那从资产阶级的游浪人的环境中出来的未来主义施行攻击。

§§§第六章民间歌谣

在那个时候，铁路交通差不多已完全停顿了。一切的客车都已不用，而货车便代替了快车。人民称这类火车为“马克辛·高尔基”，因为在俄文“高尔基”是作“苦”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