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特殊“商品”效用的凸现(2)

鸦片贩子更是在这一非法贸易中大发横财。例如1817年，每箱鸦片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而在中国的卖价则高达三千六百一十八卢比，两者差额为一千八百三十三卢比。扣除少量运费及其他支出，剩下的部分就是鸦片贩子们的纯利。自从1834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后，鸦片贩子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他们把鸦片从印度偷运到中国后，既不需要纳税，又能拿到中国烟贩的现金，坐收暴利。在广州开设怡和洋行的行主威廉·查顿和詹姆斯·马迪臣，都是靠走私鸦片发了财。查顿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最好的年头，每箱可赚纯利一千元。”非法的鸦片贸易，使查顿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变为拥有百万英镑财产的富翁。而马迪臣满载着金银财宝回国后，当上了英国下议院议员，英王还封他为爵士，成为英国社会上层名流的头面人物。

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想扩大中英贸易，但失败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走私商人却胜利了。走私导致鸦片市场急剧扩张，东印度公司甚至不得不赶紧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面积，增加鸦片产量，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单宗商品。在19世纪的前四十年里，中国的大量白银开始哗哗地外流，对外贸易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出超变成入超了。

（三）中国的民弱、银荒与腐败

鸦片泛滥，使中国的民力、财力、军力大为削弱，清政府的吏治也更加腐败，社会风气败坏。

1.古老帝国里烟雾弥漫

最初的时候，由于鸦片的走私数量有限，烟毒问题更多是存在于东南沿海地区。然而，随着鸦片走私的猖獗，大量的鸦片流入中国，就像一股黑色毒流在中国的土地上泛滥、蔓延，烟毒逐渐扩大到内地十八省，深入到山西、陕西、盛京等腹地，并形成了贩卖鸦片、开设烟馆、制造烟具一条龙下来的贩毒组织机构。其中，开馆者并不仅限于大的都市和城镇，已经辐射到乡村市镇，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已经鸦片烟馆林立；贩卖者不仅有勾结外商、偷漏银元出洋的囤贩户，还有包揽一乡一镇，乃至一省和数省鸦片贩卖的人；制造烟具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他们制造的烟枪，以竹木、玻璃、陶器、象牙和金、银、铜、锡等金属为原料，不少烟枪经过点缀雕饰，精致华丽。

同时，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越来越多。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四百万人。不管怎样，其数目肯定是不小，可以说是烟民遍地。由于购买鸦片的费用很大，因此，吸食鸦片的人最初主要是那些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据当时人说，京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尤其严重，大约在督抚以下的文武官员及衙门的上下人等中，一点儿也不吸食鸦片烟的人，几乎是没有。甚至道光皇帝在即位以前也曾吸烟成瘾。他曾自述：“感觉到倦了的时候，吸上几口大烟，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当然后来道光皇帝戒掉了，但是在什么时候不得而知。

距北京咫尺之遥的天津，烟馆林立道旁，烟具陈列街前。京津的烟馆里，烟雾弥漫。吸食者横卧在床上，手握烟枪，面对鬼火似的烟灯，吱吱地狂吸。这些吸毒者多是夜间过瘾，白天昏睡，成为日夜颠倒的大烟鬼。对于此情此景，爱国诗人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鬼灯队队散秋萤，落魄参军泪眼荧。何不专城花县去？春眠寒食未曾醒。”时人指出，这些吃喝玩乐的腐朽官吏，已成为“鬼灯队队”的灯客，烟瘾发作时，涕泪横流，一副丑陋模样。

不仅许多文武官员成了大烟鬼，而且宫廷内部也有吸食鸦片的现象。1831年11月，揭发出来的宫廷吸食鸦片烟案，太监张进福吸食鸦片达三十余年之久，伙同吸食的人还有王子王孙及皇宫中的首领太监等人。

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吸食鸦片的人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军队中的将士，甚至社会上的游民、乞丐乃至和尚、尼姑等各个阶层，都有吸食鸦片的人。中国吸毒成瘾者越来越多，中国大地上烟雾越来越浓。

2.烟毒侵害使民众肌体衰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地毒害着人们的身体，吞噬着人们的灵魂，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也使军队的战斗力被大大削弱了。

由于吸食鸦片的人一旦上瘾，可以不吃饭，却是非吸鸦片不可。时间久了，吸食者本人身体日渐衰弱，委靡不振，浪费时间，不能工作。不同体质的人在吸食之后，几乎都走上了同样一条由强壮到衰弱、由衰弱到疾病、由疾病到死亡的自我毁灭之路。特别是吸食鸦片的士兵，渐趋失去战斗力。那时在清朝的军营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官兵随身带着两杆枪，一杆是作武器的枪，枪尖生锈；一杆是吸鸦片的枪，却油光发亮。有人在一首诗中写道：“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底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

马克思在《鸦片战争史》一文里引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可见，吸食鸦片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

3.银荒下的财政经济困境

英国等国商人在走私鸦片中，都是以白银作为流通货币。1800年，两广总督吉庆就曾经指出，鸦片贸易是“用外夷的泥土来交换中国的白银”，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从1820年到1840年的二十年间，中国白银外流量超过一亿元，每年平均约五百万元，相当于中国当时白银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随着白银的大量外流，中国国内流通市场白银供不应求，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现象。结果，不仅国库空虚，而且随着白银的外流，银价上扬、钱价下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银、钱并用，不分主币、辅币，其银钱比价能否稳定在法定比价，就取决于白银是否丰足。制钱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铜钱，每一枚称一文，这是日常大量流通的货币，为民间老百姓所通用。但政府的各项收支如税收等，却都是以纹银为准。老百姓完粮纳税时，都按照银价兑应的铜钱数目进行缴纳。由于鸦片吸走白银，引起银价上涨。譬如，一亩田假设需纳税白银一两，如果当时一两白银兑应一千文铜钱的话，老百姓向官府缴纳一千文铜钱即可。从鸦片战争前的四十年来看，1800年左右白银兑钱不到一千文，而到了1821年至1838年间，白银兑钱从一千二三百文升至一千六百余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将仅有的少量农副产品出售，只能换回制钱，而缴粮纳税又必须折合成银两。这样，银价的上涨使农民原来卖一石粮食可以缴纳的捐税，非得出卖两石粮食不可。劳动人民的负担大大加重了，生活愈加贫困。所以，鸦片走私，归根到底，直接受害的是广大的劳动人民。

由于鸦片泛滥，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地被鸦片吸收，造成了工商业的普遍衰落和萧条。当时，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广州和江南。广州的行商因银两渐少，生意困难，赔累不堪，就大量拖欠外商债务，以致破产。如兴泰行和万源行就是因为无力还债而倒闭的。江南地区也同样是一派凋敝景象。1838年，一位清廷大员在长江中下游著名商业区调查以后这样写道：“苏州的南滨、湖北的汉口，……近来各种货物的销路都是疲软。在二三十年以前，货物的交易额大约有一万两银子，现在只剩下一半的数量了。如果问那一半的钱去买什么货物了，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都用来买鸦片了。”鸦片贸易吸去了人们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夺去了普通商人的生路，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衰败。

4.清王朝吏治腐败加剧

在清朝的康乾盛世之后，清政府在政治上出现了腐败的现象，尤其是吏治的腐败十分严重，贪污受贿盛行。而鸦片走私则使得吏治的腐败进一步加剧。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而鸦片走私这一可以带来丰厚利润的东西，无疑会吸引那些唯利是图之人，甚至清政府地方上的一些缉私官员也参与走私。清王朝的官府衙门中，大部分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鸦片有关。他们或吸食、或贩卖、或受贿包庇。在清皇宫的所在地北京，有些烟馆正是官府人员开设的，甚至是直接参与走私。在鸦片走私的集中地广东等省，问题更加严重。

鸦片贩子以贿赂的手段收

买清朝政府的官员，使他们从鸦片走私中得到了好处。以广东为例，广东水师缉私队几乎变成了鸦片走私的护航舰队。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曾大模大样地声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却每月收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李鸿宾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专以护私渔利。他与洋船商定，每箱鸦片收五元至十元，并从每一万箱鸦片中抽取数百箱交水师“报功”。更有甚者，水师船只竟然代运鸦片入口。结果，韩肇庆不仅未被查处，反而以缴烟有功，晋升为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的水师官兵，也是一片腐败现象，其收入十分之几来自规银。如此腐朽败坏的吏治，怎能阻止鸦片的源源而来？因此，鸦片之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在鸦片战争前的五十年里愈演愈烈：1890年是四千箱，1835到1839年间，已经剧增到每年近四万箱。在鸦片毒水的腐蚀下，清政府的贪风更盛，吏治更坏。所以马克思指出：“中国人在道义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国人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员。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