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儒医”起源

所谓“儒医”，是指具备相应的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的医家，包括先儒后医、先官后医以及儒而通医者。儒医并非单纯的既通儒又通医之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行医生涯，有着淡泊名利、仁慈善良的品质，把医术作为济世救民、实现儒生理想的手段。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医生作为一种职业，被列为方伎卜相之流，地位是比较低下的。韩愈在《师说》中曾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当然那些医术高明备受百姓欢迎而记入史册的医生除外。到北宋时期，医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朝廷对医学的重视，医生地位大大提高，开始有“儒医”之称。《宋会要辑稿·崇儒》：“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儒医的产生主要与宋代统治者重视医药文化有关，也可以说儒医是自宋太祖以来的北宋统治者长期刻意培养扶植的产物，也是医儒两家相互结合的结果。

在北宋建国初期，为了防止出现割据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中央集权、文官治国的举措，提出“宰相需用读书人”，并立下“不杀士大夫”的家法。此后宋太宗赵光义又提出“兴文教，抑武事”。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对文教的重视蔚然成风，文士的培养和选拔得到极大加强，在京师设国子学、太学、律学、医学，培养各行业的官吏。大量培养文士，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其中不乏重视医药的文士，他们进入医学队伍后，使医学队伍的结构发生变化，提高了医药人士的素质，无论对医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医疗事业、医药学术及医药人才的培养，另设太医局专管医学教育，培养专业人才，规定医学生必须修学儒家经典，向其灌输儒家学说，培养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有别于以往医师的儒医人才。在政府的支持和影响下，出现了安济坊、保寿粹和馆、福田院、慈幼局、漏泽园、病囚院等医疗慈善机构。朝廷还设置药政机关，同时颁布了许多与医药卫生相关的律令。

近代学者谢观曾说过：“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的确，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王朝比宋王朝尤其是北宋更重视医学的了。北宋九位皇帝中有七位懂医药学，并且相当重视医药学的发展。

宋太祖赵匡胤本身就通晓医学，建国之初便下令修订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并亲自撰序。这种做法表明了宋初期统治者对医药事业的重视。同时赵匡胤为医籍作序的做法也为宋代后世几位帝王所效仿延续。其弟宋太宗赵光义，未登基前就非常重视医药，收藏历代名方千余首。称帝以后，宋太宗下令翰林医官各献家传验方，竟得万余方，于是又命医官王怀隐等再搜民间单方、验方，纂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方16834首。同时还下令编修一部1000卷的方书 《神医普救方》（现已佚），并亲自为两书作序。宋仁宗赵祯时期，除了再次征集医书医方外，还成立了“校正医书局”，对宋以前的医药书籍进行校正，将中国重要医籍《素问》《伤寒论》《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作了整理，使后世医家研读有所依据。同时命令王惟一撰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造针灸铜人，标定穴位，以供教学之用，成就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宋徽宗甚至亲自撰写医著《圣济经》，总结医学理论。

由于宋代统治者对医学的这种重视，宋代士人知医成为了一种风尚，如苏颂、林亿、文彦博、苏轼、沈括等文士都精通医学或养生之术。

虽然在宋以前医学被士大夫阶层视为小道，但医术确是最能体现儒家核心思想“仁”学的一项技术。如果所用药物与病症相符，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的话，既可保全自己又可以治疗亲人的疾病，又能达到解除百姓疾苦的目的。那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宋代士大夫对医药学的重视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宋元学案》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有一个商人派自己的儿子到京都去学习，可是这个书生身患重病，几乎将所带的钱财都花光了，也没能把病治好，病情反而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来到京都，带着他去拜见老师。老师拿出一本书说：“这本书可以教你养生之术，等你懂得养生之后，再来向我求学吧。”这本书就是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素问》。读过此书，书生非常自责不懂医理，老师见这个学生已经悟出了一些道理，便教诲他说：“知爱身，则可修身。”这位老师就是北宋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胡瑗先生，也被称为“安定先生”。

儒家教育自己的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首先要懂得医理，爱惜自己身体，能够保全自己的身体，然后再去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一旦儒生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又可以有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做一名良医，救百姓于病痛，以高尚的医德扬名。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所说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则高度概括和充分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在他看来，做官与行医都是儒生可以担当的职业。医人同治世都是一种作为，一种奉献。正是这一旷世流芳的儒士箴言，开创了儒士学医、行医之风，一时间“儒医”成为医家向往的美誉。

在宋代知医风尚的影响下，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还有一批文坛巨匠苏轼、沈括、陆游等都以儒通医，医学功底也都十分了得。他们其中还有不少人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家藏方，如陆游的《续集验方》、苏轼和沈括的《苏沈良方》等均属此类。而名医朱肱、许叔微等既出自儒门，又都是进士出身，并有任官执政之经历。再如医家之子的孙奇、孙兆等人也都考取进士，任官后又兼行医，都属于儒而兼医之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名言，也鼓舞了众多的士大夫文人步入岐黄之路。此时的儒医之说已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心理需要，他们以此名正言顺地学医习医，又用以谋求生计。因此，两宋时期举业不成或因忤罢官而改从医业并成为著名医家的也不胜枚举，如朱肱、董汲、崔世明等人，在医术上均颇有建树。

实际上，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思想对近代也是不无影响的。翻开一部近代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让许多有志于拯救国家的热血青年在寻求治国之路的过程中选择了学医，如孙中山和鲁迅，最初都走了学医之路，将医人与治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也是儒生的一种理想。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曾说：“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儒医本身儒学修养的功底很深，对于研究医理、发展中医学术理论、发扬仁爱的医德及丰富中医药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