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战国七雄形成的背景(2)

晋国地处山西汾水流域，与戎狄杂处。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执掌大权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推行免债轻赋、救贫济弱，积极发展工商业。扩充军事编制，结束了多年以来动荡的晋国格局，为晋国争霸奠定了基础。随着实力的增强，晋国开始全力与楚国争霸。一度依附于楚国的宋国首先摆脱了楚国，转而依附于晋国。这样激起楚国的不满，为了保持在中原的绝对优势，楚国在陈、蔡等国的支持下出兵伐宋。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山东省）。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取胜的先例。城濮之战是关系到中原全局的战争，使中原小国摆脱了楚国的控制，归附了晋国。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和诸侯会盟。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城濮之战后，楚国北上再度受挫，转而向东发展，先后灭掉江（息国西）、六（安徽六安）、蓼（河南固始），攻打群舒（安徽舒城、舒山一带）和巢（安徽巢湖北），占领了淮南等地。楚庄王即位，楚国国内一度发生内乱，楚庄王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进行改革。孙叔敖主张“施教于民”，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因此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也都以便利农、工、贾为主。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不适应这种变化，商人们也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当时的经济异常萧条。孙叔敖知道后，就去向庄王请求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不久以后，市场又恢复了繁荣的局面。

当时，淮水流域常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亲自去调查，主张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楚国经济空前强盛。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河南嵩县北）之戎，接着率军北上，楚庄王谴使者问九鼎的轻重，鼎是象征王权的，问鼎的大小实际上是显示了楚庄王夺权的野心，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楚国一直没有放弃进军中原，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国围郑，三个月就攻破郑都。晋国遣兵救援，与楚国展开激战，晋国将帅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大败。楚庄王雄踞北方。时隔两年，楚国围宋，宋艰苦抵抗，但无济于事，最终被迫投降。晋国无力参与竞争，只好对楚国的军事行动置之不理，一些小国纷纷依附于楚国，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

3.秦霸西戎

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平王东迁的时候，秦襄公因护卫有功被封为诸侯。到秦穆公时期，秦国实力大增。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627年），秦趁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插足中原，派军偷袭郑国，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为了争取时间给郑国国君报信，弦高以国君的名义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同时让人回郑国报信。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于是灭掉了晋国的盟国滑（河南偃师西南）。由此，晋国开始对秦的军事行动有所防范，出兵截击秦军，爆发了崤（河南渑池西）之战，秦军陷入包围圈，全军覆没。随后秦军又接连几次出兵攻晋，但都无功而返。东进受阻后，秦将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当时在今陕甘宁一带，生活着许多戎狄的部落和小国，如陇山以西有昆戎、绵诸、翟、泾，渭南有陆浑之戎。他们生产落后，披发衣皮，各有君长，不相统一。他们常常突袭秦的边地，抢掠粮食、牲畜，掳夺子女，给秦国造成很大的困扰。秦穆公向西发展，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先强后弱，顺次征服。当时，西戎诸部落中较强的是绵诸（在今甘肃天水市东）、义渠（在今甘肃宁县北）和大荔（今陕西大荔东）。其中，绵诸有王，住地在秦的故土附近，与秦疆土相接。绵诸王听说秦穆公贤能，便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隆重接待由余，向他展示秦国壮丽的宫室和丰裕的物资储备，向他介绍西戎的地形、兵势，并挽留由余在秦国居住。与此同时，秦穆公还遣人给绵诸王送去女乐。动听美妙的秦国音乐舞蹈，使戎王大享眼耳之福，他终日饮酒享乐，不理政事。等到绵诸国内政事岌岌可危时，秦穆公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的劝谏，遭到了戎王的拒绝。在秦人的规劝下，由余最终归向秦国。秦穆公以宾客之礼接待由余，和他讨论统一西方戎族的策略。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秦军出征西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绵诸，在酒樽之下活捉了绵诸王。秦穆公乘胜前进，二十多个戎狄小国先后归服了秦国。秦国辟地千里，国界南至秦岭，西达狄道（今甘肃临洮），北至朐衍戎（今宁夏盐池），东到黄河。秦穆公称霸西戎，就连周襄王也派遣召公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以表示祝贺，承认了秦穆公的霸主地位。

4.吴越争霸

吴越两国都地处海滨，吴在今江苏南部，越在今浙江北部。两国都拥有肥沃的土地，可以坐收鱼盐之利，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公元前6世纪末，吴王阖闾即位，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辅佐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造。在政治方面，建造城郭；军事方面，举荐深通兵学的孙武为将，选练兵士，整军经武，使吴国成为东南地区的强国。根据吴与周边各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伍子胥与孙武等决定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而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实力大增的吴国多次派兵侵扰楚国边境。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联合唐、蔡大军攻楚，趁楚军兵疲马乏之际进攻楚军。吴军与楚军相遇在柏举（湖北麻城），楚军大败而逃。吴军乘胜追击，连战连捷，攻下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王仓皇出逃。楚国面临严重的危机，楚国人民奋力抵抗。吴国国内贵族争权，越国趁机攻入吴国都城，吴国国力大大削弱。

越国建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是越族的一支。公元前6世纪，楚国为了制伏吴国，便帮助越国攻打吴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越战于擕李，吴军败，吴王伤指而死。夫差即位，誓言报仇。两年后，吴大举攻越，越王勾践战败，军队所剩无几，只得称臣求和。但越王勾践自此下定了灭吴的决心。勾践任用范蠡、文种等人，在经济、军事外交上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发展畜牧业，垦殖土地；军事上，加强士兵训练，严明军纪；外交上，采取亲楚的策略。勾践的励精图治使得越国由弱变强。公元前482年，吴王北上会盟，国内空虚，勾践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吴国直逼都城，夫差慌忙回军抵抗，但为时已晚，越灭吴，夫差自尽。越王勾践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藤县），号称霸主。

（三）影响

诸侯各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败。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齐桓公、晋文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具有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意义，但口号背后的真实含义则是要扩张领土，掠夺财富。

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大地盘，掠夺人口和财富，相互争战，故有“春秋无义战”之说。争霸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人民怨恨战争，渴望统一。但争霸战争的客观后果是大国拓展了疆域，实现了区域性的统一，加强了集权的趋势，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奴隶主集团的势力，便利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战争又在客观上加强了华夏族同其他各族的接触，促进了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