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为什么卖米粉

简单地说，我就是卖米粉的，我的店叫伏牛堂，2014年4月4日成立。最早是由我和三位小伙伴凑了10万元钱，找了北京高大上的环球金融中心的地下室的拐角，开了一家30平方米的、比路边摊稍微好一点的牛肉米粉店。三个月后，更好、更强大的伏牛堂朝外SOHO店开张了。这三个月，我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首先团队成员从原来的4个人变成了14个人，以及场所由最早的30平方米变成了现在的180平方米。短短三个月，我们的人员翻了将近300%，场地面积翻了将近400%。所以目前来看，伏牛堂还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企业。

现状看来比较风光，但不妨把镜头倒回三个月前，看看我们的“艰苦”岁月。我们是怎样开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卖米粉？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学的是金融法，工作去向很窄，痛苦的人去金融街，牛人去投行。即将展开的人生明明应当是问答题，为什么社会、家长和老师都告诉我们人生是一道三选一的选择题，是选A、B还是C，但如果我想选D怎么办？

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问题大多时候都在关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什么，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现在要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比如，如果奋斗就是为了在北京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

而且找工作时，我产生了两个困惑。

1.所有人都去投行搞金融，谁来搞实体？投行的钱投给谁？我发现现在不是项目招投资人，而是投资人追着项目跑，钱没地方去。

2.当所有人都去挤仅有的几个选择时，却有大把的工作没有人做。这就像我每天去伏牛堂上班，路过北京国贸时的一个场景：三环路上永远在堵车。国贸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想去，但更可能的结果不是大家都到了这个好地方，而是都堵在了通往好地方的路上。

所以，每天早晨八点半，我最爽的一件事儿，就是骑着一辆破二手自行车，慢悠悠地把一辆辆堵在路上的丰田、奔驰、宝马甩在身后。创业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不想堵车，所以选择骑自行车。我们是非主流创业者，被逼出来的，因为恐惧一种生活，才去选择另一种生活。我们知道如果做不好，只能郁闷地回到不想过的生活上去。

这就是我创业的初衷。决定卖米粉时，心理压力非常大。硕士毕业卖米粉，怎么跟老师、朋友、周围人说？困惑很大，心理负担也很大，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直到有一天，我北大的导师吴先生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

我在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中有这么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本以为只是自己表达人生想法的一段话，却受到吴老师的批评。吴老师说，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北京的一位掏粪工人时传祥，他是全国劳模。刘少奇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你我本无不同，只是分工有别，都是为人民服务”。

这个故事是一个50后讲给我这个90后听的，对我触动非常大。它给我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再小的事情，只要肯用心去做一辈子，最后都会实现你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所以，心理的负担都七七八八卸得差不多，我开始认真考虑开餐馆的问题。我问自己，我的理想是什么？答案是开一家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实现了。

三个月，我们已经卖出了15000多碗米粉，加起来重量将近一万斤的米粉所带来的踏实感，足以抵消在学校填写确认毕业信息时户口和档案一栏显示被打回原籍的不安与失落，也足以让我有那么一点点自信为一件在现实面前不那么现实的选择背书。

有人问：“你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吗？”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对我来说就已经成功了：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得到，真正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