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读后感”

我写这篇杂感，想不出题目来，所以便用了“读后感”这个时髦——或者已经过时了——的名称。

这篇杂感，本可以不做，因为《吴虞先生的来信》本不是给我的。他这封信虽然好像是对于我那篇《孔家店里的老伙计》的答辩，但他并未曾把我的话驳倒一句，所以我本不必再来讲话。但是《吴虞先生的来信》的话太妙了，我读了之后，实在手痒难熬，忍不住要来写一篇杂感。

原信云：“顷阅贵报副刊杂感栏大著一篇。”按：吴先生的信是写给“晨报记者先生”的。我是一个投稿的人，那篇杂感是我做的。吴先生因为它登在《晨报副刊》上就认为“晨报记者先生”的“大著”，这未免是“张冠李戴”

了。听说吴先生在北大讲授诸子之文，我要忠告吴先生，你讲书的时候，可要注意些。假如你讲《庄子齐物论》中南郭子綦的“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二语，你若因为它在《庄子》书中，便说这是庄周的话，那就错了呵！

原信云：“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按：蔡、陈、胡、吴诸君固然是新思想的先觉，但他们也未必全无“谬”论。吴先生的议论是“浅陋昏乱”，还是值得“称许”，应该看它的自身而定；它固然不因XY不“称许”

它而羞辱，却也未必因蔡、陈、胡、吴诸君“称许”它而加荣啊！

我说冒牌的孔家店里的货物有“古文、骈文、八股、试帖、扶乩、求仙、狎优、狎娼”，这不过是随便举例罢了；所以“娼”字下尚有不尽号之“……”，又说“三天三夜也数说不尽”，这本是包括二千年来的“读书人”（无论自命为儒者或自命为非儒者）的思想而言。我并没有说这许多昏乱思想皆备于吴先生一人之身，这是从文理上可以看得明白的。所以吴先生既“不知古文”，“骈文实无所知”，“八股试帖全无所知”，“扶乩求仙生平不解”，则尽可不必一一辩解。（信中“不敢冒认为古文”一语，文义未安，疑有脱误。）我们现在对于《国语》、《汉书·艺文志》、《陶弘景传》

（原信“弘”作“宏”；吴先生不是遗老，似不必避前清的“庙讳”）这些书，只有两种处置法：一是送给思想清楚的人们做“中国昏乱思想史”的史料；一是照吴稚晖先生的办法，把它们扔到毛厕里去。除此以外，一无用处。至于严又陵，他虽然偶尔说过几句较为清楚的话，但他的昏乱话很多。即如“医国之道极于养生”这一句，便昏乱得很。研究政治是一件事，研究医学又是一件事，讲求卫生又是一件事；把它们连串起来，做成这样八个字的文章，便好像这是“三位一体”了，这真是昏乱之尤的思想，昏乱之尤的文章！原信云“此乃为文，非同学说，有所主张信仰。”哈哈！原来“为文”与“主张信仰”是不相干的。

然则“打孔家店”的人“为文”时尽可赞扬孔丘，主张文学革命的人“为文”时尽可表彰古文，反对多妻制的人“为文”时尽可为妾媵制张目，信仰“科学的人生观”的人“为文”时尽可替“玄学鬼”辩护了。反过来说：洪宪皇帝“为文”时尽可反对帝制，唐焕章“为文”时尽可痛辟去年中秋以后天地要混沌之说了。——有人说：“你真傻了！‘为文’与‘主张信仰’不符，正是孔家店里的伙计们的态度啊。”我说：对啊对啊！我不再说下去了。（原信中“以医道活人之术救治人”一语，我实在看不懂。）原来“人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时候，那些“年七十”与“年六十余”的“诸老先生于忧患之中”可以狎优而“藉资排遣”的。大概狎了优，“人”就“聊生”了；狎了优，“朝”就可“保夕”了！哈哈！奇乎不奇！这且不论。我要问，优伶也是“不聊生”的“人”？他“于忧患之中”若要想“排遣”，可以用什么来“藉资”？——啊！我又错了！拿优伶和“年七十”与“年六十余”的“诸老先生”相比，本是孔家店中的人所不许的啊！信中还有一句妙不可言的妙语：“岂尚有肉欲之可言哉！”原来对于优伶，只要没有“肉欲之可言”，便无论说什么臭肉麻的话，都是可以的。此殆所谓“心理上之赏爱，非生理上之要求”乎！哈哈！

原信云：“吴吾之诗，自有吴吾负责，不必牵扯吴虞。

犹之西滢之文，自有西滢负责，不必牵扯陈源也。”妙啊！

妙啊！我再给吴先生加几个例吧：饮冰之文，自有饮冰负责，不必牵扯梁启超也；孑民之文，自有孑民负责，不必牵扯蔡元培也；精术之文，自有精术负责，不必牵扯汪兆铭也；稚晖之文，自有稚晖负责，不必牵扯吴敬恒也；……又云：“若定指吴吾即吴虞，我也不推辞。”敬闻命矣！

原信云：“我非讲理学的，素无两庑肉之望”，这的确是孔家店里老伙计的口吻。孔家店里的伙计本有两种：一种是不玩相公，不逛窑子的（或者暗中玩玩逛逛也未可知）；他们非不爱玩，非不爱逛，以“有两庑肉之望”也。一种是相公也爱玩，窑子也爱逛，以“无两庑肉之望”

也。故苟“无两庑肉之望”者，尽可作“绮艳之词”，尽可“寻芳”，尽可“买美人怜”。至于“芳”是什么东西，“美人”是什么东西，那些人和自己是否同是人类，是否同有人权：这些问题，本非孔家店里的伙计的脑子所有的。

原书云：“中国人诗词戏曲，痰迷者，真汗牛之充栋。

足下能一一举正之乎？”按，这些“汗牛之充栋”的“中国人诗词戏曲”，我们本不屑去“举正”它；最干脆的办法，惟有照吴稚晖先生的话，把它尽数扔在毛厕里。至于这句话中“足下”二字，不知是指谁。若是指我，则我并非“晨报记者先生”；若指“晨报记者先生”，则那篇杂感并非他们做的。吴先生：你又闹错了！原信又举及梁○○、蔡松坡、陈独秀、黄季刚之“遗韵”（“遗韵”二字用于活人，似乎欠妥），不知何意。（梁○○究是何人？何以四人之中惟此公应该避讳？）难道吴先生因为他们有“遗韵”，所以自己也不妨有“遗韵”吗？又此节之末有“不必曰各行其是，各行其非可耳”一语，真使我“思之累日不解”。看官们！你们有懂的这句话怎样解法的吗？

我原文中“自己做儿子的时候……”数语，本未曾指明这是吴先生的行为。吴先生既未曾“想”打老子，又没有儿子，又未曾阴护礼教，那就与我所说的无关了。至于我所说的那一种人，实在是有的。他们从前因为自己受父母的管束，便气得不得了，痛骂礼教之害人。现在他们看了自己生的儿女（我那文中所谓儿子，本是兼包男女而言；不过这种讲法，又必非孔家店里的伙计所许可耳）不受管束，便觉得这都是中了外国的新学说的毒，同时又觉得“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如汉宣帝所云：“汉家自有制度”，这些“国情”与“制度”，实非保存不可；但自己仍不得不藉口破坏礼教以便私图，这便叫做“阴护礼教”。

周作人、马叙伦诸先生的思想清楚不清楚是一件事，吴虞先生写信给“晨报记者先生”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啊！

（本篇发表于1924年5月6日《晨报副刊》，署名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