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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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突然,蒋介石又走出了山重水复的境地,老天为他派来了救难的福星——何成浚喜不自禁地夜闯辕门,报告张学良派来了和谈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蒋介石大喜过望,难以置信地问:“这可是真的?”

“真的!”何成浚有些得意地笑了,“我已经和他们商谈过一轮了。”

“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一、代表已经继位的少帅张学良将军晋见总司令,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二、听取总司令对东北军的处理意见。”

这则飞来的实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消息,无疑是一支巨大的强心剂,顿使蒋介石又来了精神。如果张学良真的归服了中央,在北方必然是一支足可威慑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事力量。这样,蒋介石不仅可以大张旗鼓地“削藩”裁兵,而且还可以移兵江西.把刚刚兴起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消灭在摇篮里。然而,多疑的蒋介石一俟冷静,又发出了这样的怀疑:张学良此举是对抗日本的权宜之计,还是决心倒向中央为父报仇?他一时得不出明确的结论。瞬间,他的思绪又闪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天下的不满,为实现南北一致行动讨直倒曹,孙中山先生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派其公子张学良与之应酬。于是产生了有名的“三公子会议”,促成了“粤皖奉三角联盟”,对讨直倒曹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入主北京,于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就在前一天,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阎锡山的代表南桂声到了北京,张作霖在其公子张学良的鼓动下,派出杨宇霆与之协商,并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事先阎锡山通电张作霖,劝他服膺三民主义,改易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最为滑稽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时候,竟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这次南北停战谈判失败了,方本仁一行回到了南方。蒋介石听说张作霖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一事大为重视,遂于七月三十一日,再次派何成浚为全权代表秘密潜往北京,先晤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准备协商在北京成立一个军事三角同盟。由于国民党内哄而流产。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其日本好友铃木贞一的策动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之际,张作霖在其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主使下抢先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革命者。在处决李大钊的问题上,张作霖完全是遵从蒋介石的电示办的。应当说,这次反革命的合作是十分默契的。

一九二八年春二次北伐以来,张学良力主罢兵回关外,重开南北议和,这是时人皆知的事情;而今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为家仇国难计,绝不可能投降日本;相反,为壮大其力量又必然要靠近南京。

蒋介石历经深思熟虑,断然做出决定:为迅速完成统一,以政治手段解决张学良的问题。他当即命令:“雪竹兄!明天我就召见张学良的代表。”

“慢!”张群蓦地站起,严峻地问,“你对这位少帅易帜,服从中央的事有多大把握?”

蒋介石坦然地伸出右手,像经纪人那样用手势做了个八字。

“如果日本人反对呢?”

蒋介石又被张群这突发的炮弹打哑了。他沉思有顷,以守为攻地反问:

“难道我们应当冷淡这位少帅的代表吗?”

“不!应当热情地接待。”张群打量了一下蒋介石的表情,说,“我的意见,是应当把诸种因素都考虑进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比方说吧,张学良倒向中央是出自本意,还是为形势所迫?如果说是兼而有之,我们如何促其变被动为主动,早下倒向中央的决心呢?”

“我赞成岳军的见地!”何成浚又进而阐述其见,“换句话说,目前阻碍这位少帅易帜的有两种势力:一是日本人,他们为了鲸吞满蒙的自身利益,是决不会同意张学良改弦易辙,倒向中央的;二,我们了解杨宇霆这些奉系中的元老派,他们是坚定地走亲日路线的,加之他们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必然会向张学良施加压力,这样一来……”

“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蒋介石抢先说出了结论。他扫了一眼张群、何成浚的为难面色,沉毅地说,“世界上的事情,有哪一件不是复杂的呢?日本人有他的优势,杨宇霆这伙亲日元老派也有他的长处,可不要忘了,我们有占天时与人和的有利因素。”

张群自然明白蒋介石指的天时是中央,人和是反日。他思索了片刻,问:“我们如何克服不占地利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吧……”

“我们如何才能进入东北,帮助张学良排除干扰,下决心,对吧?”蒋介石说罢轻轻地哼了一声,“我已经想好了,派一名有影响的全权代表到张学良的身边去。”

“好!好……”张群拍手称赞,转眼看见了面有得意之色的何成浚,忙举荐,“我看,出使奉天的全权代表,非雪竹兄莫属!”

“不!下一步的裁兵会议还离不开雪竹兄。”

“你的意思是……”

“派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去。”蒋介石看了看何成浚那不太自然的表情,又补充说,“如果方主席受挫,我再派雪竹兄,甚至岳军兄前去。”

接着,蒋介石和张群、何成浚议定了方本仁出使奉天的任务:一为代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前去吊唁张作霖,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明确示意无进军东北之意;二为谋求“和平统一”途径,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易帜,亦应积极工作,等待时机;三为了解东北军、关东军的动向,以便使中央心中有数,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

翌日上午,蒋介石热情地接待了张学良的代表邢士廉和王树翰,对张学良意欲服从中央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旋即说明自己公务繁忙,近期就要返回南京,不能亲赴奉天吊唁张大帅,特派全权代表方本仁前往,希张学良将军海涵。

待邢士廉和王树翰离去不久,何成浚又慌忙跑了进来,甚是神秘地说:

“总司令!桂系的白崇禧决定派其高参何千里为代表赴奉天吊唁张大帅。”

蒋介石立时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这位何千里原是奉军司令部的少校副官,和张学良、杨宇霆都属私交。当然,他也清楚白崇禧此举的目的。他沉思有顷,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在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中,不仅要前门拒狼,而且后门还得防虎!”

张学良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中!

张学良迅然掌握东北领导权,完全得力于老把叔张作相。当时,东北军中的旧派军人目无张学良,推戴张作相继任东北军政领袖。张作相素称稳健,对张作霖极为忠诚。他认为张学良少年美俊,干练有为,培养的新势力雄厚,继承父业是自然的趋势,对于担当危局,应付内外,保持东北军中新派老派的团结,一定能够胜任。而自己则无力应付这复杂的局面。遂以此意说服旧派,并以元老的身份首推张学良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虽有“辅帅”张作相的撑腰,但依然是威信未孚,因此,他必须取信于老派,并设法缓解和老派的矛盾,方能稳住阵脚。在此当口,有关情报部门报告,直鲁军司令张宗昌和关东军暗中勾结,妄图借口部队整编退守关外,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一举夺取东北的最高权力。张学良闻听此信震愕不已,独自思忖对策。事有凑巧,杨宇霆为张宗昌率部退守关外事赶回沈阳,径直闯进了张学良的卧室,操着父执辈的口吻暗施压力地说:

“汉卿啊!效坤跟老帅出力多年,现在兵败冀东,我们不能不管吧?”

张学良听罢为之一惊,遂又镇定如初,称谓着这位“狗肉将军”的字,非常严肃地说:

“效坤想率部撤回关外不行!我和他一块儿相戏,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此外随他怎么办,我不管。”

“不管不好吧?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啊!”杨宇霆色厉内荏地说。

“那,你说该怎么个管法?”张学良有意缓和气氛,客气地问。

“我主张把他的队伍缩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地整训。”

“这不行!命他原地整编。”

杨宇霆一听这断然的口吻,暗自讥笑地说:“翅膀还没硬朗起来,就想飞啊!”他沉吟片刻,有意旁敲侧击地说:

“好,我听你的命令。不过,这样做下去,难免不发生狗急跳墙的事情。”

张学良听后十分不悦,再一看杨宇霆那阴阳怪气的表情,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把右手一挥,干脆地答道:“随他去吧!”

杨宇霆有些尴尬地离去了。有顷,副官谭海来报:

“报告!老帅的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先生求见。”

“他不是去拜见林久治郎领事了吗?”张学良暗思,似又悟到了什么,把右手向屋门口一指,“有请!”

町野武马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不久,受帝国参谋本部的派遣来到中国,专门从事谋略工作。先为奉天督军张锡銮的顾问,后为张作霖的顾问,并和这位“胡帅”约定要共生死,取天下。实事求是地说,张作霖从一名马上英雄爬到东北王的地位,町野武马是出了不少力的。因此,在所有顾问中他最得张作霖的信任。有一次张作霖对町野武马说:“你归化中国好了,你归化了,我就给你做督军。”町野武马十分认真地说:“不要。如果你做了皇帝,要把满洲给我,那还差不多。”由此,可知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深。

张学良一向尊重这位町野武马顾问的。即便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知道这位町野武马是站在日本立场上进行工作的,但这种尊重依然如故,分毫未减。至于对他产生怀疑,那却是父亲被炸以后的事……

张作霖决定出关之前,一方面日本公使芳泽曾威胁说:“对你不利。”另一方面奉系的密探报告说:“关东军有谋害大帅之举动。”对此,“张以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遂最后促成张作霖班师出关。但是,张作霖的专列行到天津,町野武马突然提出,“要跟潘复总理等准备到德州的张宗昌军,我就跟大帅告别,在天津下车”。更令人生疑的是,当事人向张作霖报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切须在日间到达奉天,已露暗示。”结果,演出了皇姑屯爆炸的悲剧。

町野武马的德州之行,把张宗昌的残兵败将引到了冀东,并要求率部出关。如果再把直鲁军和关东军相结合,一举取代张学良在东北的地位的消息联系起来,这位町野武马的真实用心不就路人皆知了吗?

张作霖被炸之后,町野武马迅然赶回了奉天,逢人便说:“大帅死在南方革命军的手里!”近来,他又经常出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家门,并多次陪同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除大谈日中亲善之道外,还有意拨弄是非,造谣中伤有关南京政府的要人,企望加深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恶感。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听日本人的,张氏天下稳如泰山;跟着蒋介石走,自取灭亡。

有顷,町野武马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他望着愁容满面的张学良,故作高兴地说:

“汉卿!我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

张学良不为所动,收起不悦的表情,执礼甚恭地请町野武马落座,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我身处危厄之中,只求平安无事,不敢妄求吉祥如意,更不敢奢望有天大的好消息。”

“汉卿!不要太悲观了嘛,我真的给你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町野武马喜形于色地说。

“请讲吧,我洗耳恭听。”张学良依然打不起精神,勉强地答说。

“林总领事收到了帝国田中首相对阁下的谈话要旨。”接着,町野武马转述了田中首相谈话要旨,“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学良将军的宏图大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后者,并且我可负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张将军的事业。同时,还请张将军放心,我们绝不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最后,町野武马一挥右手,唾沫星子飞溅地大声说,“汉卿!放手大胆地干吧,我们日本人支持你,我町野武马也一如既往,和你相约共生死,取天下!”

张学良听了这番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反感扑入心底。突兀而起的动荡危局,造就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成熟,一夜之间,他全然看穿了所谓日本朋友的好心。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应付这些日本人的策略。他望着异常兴奋的町野武马,含而不露地笑着说:

“请转告林总领事,我感谢贵国田中首相的关怀,中日两国会真正地友好下去的。”

町野武马注意到了“真正”两个字,但由于他把这位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当成了阿斗,以为可以当成玩偶随意来耍,认为这是外交辞令中的修辞问题,故而乐滋滋地告辞离去了。

然而,张学良的心湖中却翻起了巨澜。他望着町野武马的背影,又想起了被炸死的父亲和他相处的日日夜夜。他痛恨这位含笑参与杀死父亲的日本顾问,也悲叹父亲惨遭杀害的命运。可是当他想到要做一名不仰承日本人的鼻息,而又能堂堂正正地为父报仇、为民造福的少年领袖时,又急切地盼望着晋见蒋介石的代表快些回来。

蒋介石的代表方本仁、白崇禧的代表何千里的到来,对张学良而言无疑是一股强劲的风,它吹散了张学良心头的愁雾,使他打开新局面有了希望。当天,他在帅府附近的边业银行大楼上设宴,隆重地接待了方本仁、何千里二位代表。何千里事后曾撰文形容这一盛况:“张、杨对我如遇故人,极为亲切,认为老朋友来了,可以无话不谈。”当主客对饮到淋漓酣畅之际,双方直言说出了和谈的条件。张学良当即表示:“换旗统一根本不成问题,他们正在策划之中,只待时机成熟。”几经协商,遂达成协议:七月二十二日易帜——即取掉原挂的北洋政府时代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以示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格局。正如有关著述记述的那样:

日本田中首相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七月十九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闻言为之哑然。因为从纯外交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间,本是站不住脚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之后,遂会见关东军司令村冈中将。为日本在所谓满洲的最大权益,请求关东军出面干涉张学良于七月二十二日易帜。这位默许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司令,当即通知张学良,于二十日下午在城内南满洲铁道公元公署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