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七

就在张作霖决计告别古老的北京，率部退回奉天的前夕，他把心爱的长子张学良唤到身边，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六子”，不无伤感地说：

“这次，咱爷们是败在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夹击中，这口窝囊气到死我也咽不下去！我这个臭皮囊老了，很可能无力重整旗鼓，率部挥师入关了，只有靠小六子你给我出这口窝囊气了！”

时下的张学良，并不完全赞成父亲的这番话语，但他看看父亲那无限伤感的表情，作为孝子，又把到嘴边的话送回肚里，违心地点了点头。

张作霖似得到了某种慰藉和补偿。他沉吟片刻，突然把头一抬，分外郑重地问：

“小六子！你知道唐朝有个李世民吧？”

张学良闻声感到有些愕然，再一看父亲那严肃的表情，轻声地答说：

“知道！”

“你知道这位李世民多大岁数登基坐殿的吗？”

这下可把张学良给问住了！虽说他很早就知道李世民以弱冠之年随父李渊起事，打下天下，很年轻就当了皇帝，但具体是多大年纪，他的确不知道。

“你怎么连这样大的事都不清楚呢？”张作霖说罢伤心地叹了口气。

“父亲，”张学良愧疚地说，“原谅我无知，我回去一查历史就知道了。”

“不用去查历史了，他在二十八岁那年就当上了皇上。”

张学良深知父亲虽是草莽出身，却很想早日登上九五之尊的皇位。为此，他经常研究汉刘邦、唐李世民、明朱元璋等人的发家史，对他们起事中的一些重要战役和掌故如数家珍。对此，张学良的记忆总显得不如父亲。相反，他对华盛顿、林肯等人的历史却了如指掌，而且不需要特殊的用心，也永远忘不了。

“小六子，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再过几天——也就是六月四日，我就二十八岁了。”

“对！和李世民当皇上的时候一般大。”

张学良闻之又是一怔，他有些茫然地看着父亲那铁青的脸色，真猜不出父亲说这些话的真正用意。

“小六子，这些天来我想了许多，看来打天下的事和坐天下的事，我这个臭皮囊恐怕都不行了。”张作霖说罢异常伤情地叹了口气，旋即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憋了好一阵子没说话，突然像是下命令地严肃地说，“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当今的李世民！”

“不！我不做李世民。”张学良近似本能地反对着，当他看见张作霖就要暴怒的样子，又坚定地补充说，“父亲，你也不要做当今的李渊！”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活像是一头被困的野公牛，大声地吼叫着。

张学良很少看到父亲对自己发这样大的火。诚如他晚年所说：“我同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父子关系。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我父亲很喜欢我。”他为了不使就要退回关外的父亲过于伤心，没有说出自己的理由，并把头缓缓地垂到了胸前，做出一副认错的样子。

“没有大志的东西！”张作霖余怒未消地又大声质问，“你知道日本裕仁天皇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知道。”张学良复又抬起头，“裕仁天皇和我同庚，二十八岁。”

“算你有记性，还知道日本的裕仁和你同庚。”张作霖操着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罢，又喟叹不已地摇了摇头，“你若是我的儿子，那就应该立志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

“我不当！我不当……”张学良再次本能地反对着。

“为什么？！为什么……”张作霖又再次怒不可遏地大声质问着。

是啊！张学良为什么不做李世民，也不当今天中国的裕仁天皇呢？这要从张学良的思想成长过程去寻找原因。

张学良虽然生在草莽出身的大军阀、一代军政府首脑之家，但他的思想却远远超越了其父亲张作霖先做东北王、最终要当中国的皇上的境界。究其思想核心是爱国主义。用他最近在美国反复说的一句话来说：“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对此，他的原任机要秘书郭维城曾做如下论证：

他的思想的根源，是坚定彻底的爱国主义。这一思想的形成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的孔孟老庄的忠君体国，民为国本，和无我的思想、侠义的思想；一是西方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他承认“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的师友。”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以其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把“以民意为准则”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

另外，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张学良和孙中山先生曾有过一次间接交往和一次相见晤谈，为一般读者所鲜知。现简介如下：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孙中山先生蒙难广州观音山，后避居上海。为了击溃暗中支持陈炯明发难的吴佩孚，他曾构想和相继败在直系手下的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成孙、段、张反直大三角联盟。其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张学良纵论天下的信牍，令他惊叹不已。当他获知张学良尚不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了东北未来的希望。因此，他当即挥毫写了如下这封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指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望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

敬颂台绥

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先生阅罢这封信后，大概想到了张学良是“胡帅”之贵公子，唯恐这种聪明用错地方，遂又当即写下了“天下为公”的横幅匾额，由亲赴关外的汪精卫和孙科面交张学良。

弱冠之年的张学良，收到一代革命宗师孙中山先生的墨宝，除去受宠若惊之外，一定会想到孙中山先生对自己的无限期望——一定要“天下为公”。不久前，年逾九十高龄的张学良回忆起孙中山先生——尤其是孙中山先生扶病北上，在天津病榻旁召见张学良的往事，他还真诚地说了下边这段话：

“我很佩服他。他有头脑，在病床上对我说：东北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中间，东北青年责任重大。”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之后，张学良自然清楚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以三民主义思想统一中国。加之，他清楚地认识到：“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去当兵，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没活劲儿了。自己打自己，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决心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因此，他断然对父亲说了这样两段掷地有声、史有所记的话：

“父亲！你让我做李世民，说明你这是旧脑袋。现在时代变了，不是封建时代了，中国不能再有皇帝了，我决不能当太子，你也决不能当皇上。”

“父亲！你让我当中国的裕仁天皇，你也错了，我也不可能学裕仁，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你也不要希望我学裕仁。我应该做一个为人民拥护的公仆。”

……

正当张学良陷入痛苦的凝思而无法解脱的时候，于凤至夫人由内室走了出来，她望着张学良那悲苦的表情，心中不禁一阵绞痛。她关切地说：

“小爷！不要生气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张学良闻声转过身来，当他看见于凤至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禁不住地叫了一声“大姐！”双手紧紧抱住了于凤至的身躯，泪水猝然冲开了闸门，无声地淌了下来……

于凤至从那颤抖不已的身躯知道，张学良正在向她倾泻憋闷多时的悲愤。待到她认为心爱的“小爷”渐渐平息了怒潮，方取出洁白的手帕，边揩去张学良满面泪痕边说：

“土肥原要你当满蒙皇帝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从眼下说，利用皇帝这一钓饵，遏制我易帜，保住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从长远看，他要我当日本人的儿皇帝，把满蒙变成日本帝国的殖民地。”

“你做得对，拒绝得好！”于凤至不无自豪地说罢，又有些担心地说，“土肥原是日本出了名的特务头子，他对今天的失败，会善罢甘休吗？”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那……他又会玩什么新花招呢？”

“天晓得！”张学良鄙夷地笑了笑，“还是那句老话：以不变应万变！”

土肥原贤二低估了张学良的爱国心，在触了一个不小的霉头之后，遂又改弦易辙，支持林久治郎以杨代张的计划。他在积极扶植亲日元老派杨宇霆、常荫槐等人的同时，在暗地里利用一切卑鄙的手段，离间张学良和杨宇霆等人的关系，妄图在奉军中引起内讧，进而导致关东军出兵干涉，达到占领所谓满洲的目的。首先，土肥原贤二怀着报复的心理，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倒张学良的舆论攻势。正如当事人记述的那样：

这时日本人在奉天所办的《满洲报》，突然想出一个举办一次东北民意测验的花样，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数十人列为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要读者每日填写东三省军政长官一人及辽、吉、黑三省主席一人，剪下寄该报馆。杨宇霆利用这一机会，派人大量购买该报，将选票填上杨的名字，陆续寄给报馆，每日几达数千份之多。杨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要借此表示他是民意所归的人。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张学良知道这件事后，心情如何，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阻碍同南京政府合作，反对悬挂青天白日旗的杨宇霆等元老派们，人为地加剧了和张学良的矛盾，使得局面愈加紧张。杨宇霆“俨然以父执自居，同常荫槐勾结一起，拉拢文武官吏，多方阻挠张的政治主张，企图操纵整个东北政治。张学良先后要他接替吴俊升遗下的黑龙江军务督办，征求他担任吉林方面重任，他都表示不从，只是整日在小河沿杨公馆接纳各方面官僚政客，指手画脚，气焰逼人，大有‘今日天下舍我其谁’之概。一时奔走钻营的人士从之如云，小河沿杨府无形之中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而且杨是日本士官出身，同日人一向有接触，此时更是信使往返不断，因而引起外间种种揣测，张学良自然也完全明白”。“杨宇霆此时，除军队未能如愿掌握外，在政治、交通各方面已获得颇大的伸展。他为了实现夺取东北政权的野心，处心积虑要将辽宁全省警察权掌握在手。”同时，妄图把张学良的亲信调离左右，逐步掌握东北的人事大权。“凡是当时新发表的县局长以上的官员，他都一律召见，优礼有加，进行拉拢，言语之间且流露出东北军政大计今后要靠他来决定的意思。这样，自然使张学良察觉到杨宇霆内心深处究竟是要做什么打算了。”

由于“张学良这时已染有嗜好，每次参议官会议开会，他都不能经常坐在会议席上，离开时均由杨宇霆担任主席。每当张学良随时下楼询问情况或有所主张之际，杨动辄加以制止，说：‘你不知道，你不要管。’此外，杨经常在背后对人说：‘他每天注射毒针甚多，将来必会自毙。’张对此岂能容忍！”

夫人于凤至也越来越焦虑不安了。每当张学良私议杨宇霆的时候，她依然是从好的方面予以解劝。正如她自己述说的那样：“他（张学良）从前方回来以后，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间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这不很明显嘛，同人家去联络感情呗！以后他又让我和杨的三姨太太拜干姐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这位杨三太太倒还愿意，可是她同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杨自居前辈，实际上是对张蔑视）。结果，只收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回。你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高啊！”那天，她屈辱得暗自哭了一场。张学良获悉此事以后，生气地说：“你呀，烧香也得找对了庙门和菩萨，杨宇霆视我为掌上玩偶，他的妻妾会把你放在眼里？”

是夜，张学良再次陷入了痛苦之中。他由杨宇霆的举止，想到了自己境遇的危厄；由杨宇霆和日本人的关系，再次想到了东北向何处去的问题，东北易帜后的政局将会发生何等的变化呢？当他估计日本是否会出兵干涉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端纳的话语：“如今的日本……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双十节的庆典和阅兵，就是这一见解最好的注脚。他望着愁眉难舒的夫人于凤至，一时想不出能说服她的理由。这时，他突然又想起了东北军撤离北京的前夕，吴俊升之子吴泰勋扶乩“大帅归矣”的往事，他灵机一动，商量地说：“大姐！我记得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话，叫‘人的命由天定，胡思乱想不顶用。’在对待杨宇霆的事上，我们是否可以问天、听天的旨意，由天来安排呢？”

于凤至的思想中，存有很多的迷信色彩，十分相信“卜以决疑”的。加上今日她在杨府受辱，遂默然地赞许了。但是，当她想到自己和张学良均不长于扶乩一道，又为难地说：“不行！这样的机密大事，绝不能随便请人占卜决疑的，搞不好……”

“没关系，我们自己来扶乩问天。”张学良边说边取出一枚袁大头银元，“我想这块银元向高处掷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银元的袁大头都在上面，我们就决定把他们杀掉；否则，我们就不杀。我来掷，你来看，怎么样？”

于凤至稍许沉思了一会儿，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

张学良当即将银元抛入空中，颇为迷信地微闭上了双眼，待到银元触地的清脆悦耳声消逝以后，他才小声地问：“大姐！结果怎样？”

“袁头在上面。”

张学良急忙睁开双眼，望着于凤至那苍白的面色，伸手接过银元，再次向空中抛去，一俟银元平稳落地以后，于凤至慌忙俯身拿起了这块银元，注目一看，愕然大惊。张学良虽说全然明白了，他依然在问：“又是袁头在上面，对吗？”

“对……”于凤至哆嗦地说完，颤抖地伸出了握着银元的右手。

张学良一把夺过了银元，蓦地掷向了空中。这时，于凤至的眼神似出现了幻影，她觉得这枚银元飘然而下的速度是那样的缓慢；可是落地后的响声又是那样的悦耳动听。她望着平稳地落在自己面前的银元，怎么也没有勇气去捡、去看……

“大姐！快拿起来看看吧。”张学良有些焦急地催促着。

“我、我……”于凤至的嘴巴有点不听使唤了，她依然是站在那里不动。

“怕什么，又不是让你动手杀他们！”张学良真的生气了，如不碍于所谓占卜的灵验，他早就跨前一步，哈腰拿起了那枚袁大头银元。

于凤至终于颤颤巍巍地俯下了身躯，那只哆嗦的右手尚未触到银元，她那昏花的双眼看见了鼓起的袁大头像，惊得“啊”了一声，遂又抽回了这只手。

“还是袁大头在上面吧？”

“嗯哪……”

“哈哈……”张学良猝然大声笑了起来，而且笑得时间又是那样的长，笑得神态又是那样的得意，充满着一种恐怖感。

于凤至突然想起了张学良不止一次说过的话语：“我在要杀人时，总是笑着的。”她倏地拾起袁大头银元，特别严肃地说：“这不可信，因为银元两面有轻有重，袁大头面轻，可能在上面。”

张学良终止了笑声，接过银元仔细地看了看，似觉得于凤至说得在理。他思索了一会儿，郑重其事地说：“既然你以为不可信，那么我现在重掷。要三次有字的面在上，我们就可以做最后的决定。仍然由我来掷，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