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

我其实还拿不准什么是本能现实主义。我今年十七岁，名叫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是法学院一年级的新生。我本想专修文学，可叔叔坚持要我学法律，最后我只好顺从他了。我是个孤儿，有朝一日我要当一名律师，我把这个壮志告诉叔叔和婶婶后独自关在屋里哭了一个通宵，总之肯定哭了很长时间。接着，在貌似熄灭了那份激情之后，我开始去法学院那些庄严的厅堂上课了。可是，一个月之后，我又在文学系选修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莫开的诗歌研讨班。我在这个班上邂逅了那伙本能现实主义者，或曰本能的现实主义者甚至肺腑现实主义者，他们有时喜欢这样来自称。那时我已经去诗歌班上了四堂课，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因为必然会有点事的：我们朗读自己写的诗歌，阿拉莫不是大加赞赏就是撕得粉碎，全由他的兴致说了算。某人读完一首诗，阿拉莫评论一番，另外一个人再读一首，阿拉莫又评论一番。有时阿拉莫不耐烦了就请我们（还没有读过诗的人）来评论，于是我们就评论一番，他来读。

这倒不失为一种避免拉帮结派的理想手段，否则大伙的情谊就会走样，埋下怨恨的种子。

我不能说阿拉莫是个称职的评论家，尽管他口口声声谈的全是文学评论。其实，我想他纯粹是为谈论而谈论。他可能懂什么叫迂回法。虽然谈不上精通，但毕竟懂点吧。不过五音步诗（人人皆知这是古诗格律中有五个韵脚的诗体）他可就不懂了，他同样不懂什么是nicharchean（类似一种包含十一音节的诗句phalaecean）、什么是tetrastich四行诗。我怎么知道他不懂的呢？因为在第一堂课上我提问时就犯了傻。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墨西哥只有一个诗人对这种东西烂熟于心，他就是奥克塔维奥·帕斯（我们伟大的对手），其他人全都不甚了了，至少当我加入本能现实主义派，他们把我当自己人拥抱后，没过几分钟乌里塞斯·利马就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很快就明白了，向阿拉莫提这些问题透露出我有何等鲁莽。最初我以为他在欣赏地微笑。后来才琢磨出那压根就是蔑视。墨西哥诗人（我想诗人普遍如此吧）都痛恨暴露自己的无知。可我不依不饶，第二次讨论课上撕了几首诗后，我问阿拉莫知不知道rispetto阿拉莫以为我是在祈求对自己诗歌的尊重，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客观批评（算是换个话题），说这是每个年轻诗人必须逾越的雷区，可我打断他，申明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尊重自己那些还很粗陋的作品，然后再次把刚才提的问题抛向他，希望这回尽可能阐述得更清楚一点。

“不要向我提这种垃圾问题。”阿拉莫说。

“教授，rispetto是一种抒情诗，既要显得浪漫又必须精确，有点像诗乐曲，共有六行或者八行含十一个音节的诗句，前四行采用serventesio的形式，后几行由押韵的联句构成。例如……”我打算给他举一两个例子，阿拉莫跳起来打断我的话。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些模糊（虽然我记忆力不错）：我记得阿拉莫和班上另外四五个学员放声大笑，我想他们大概是在嘲笑我吧。

换了其他任何人肯定会从此别过不再来上课了，虽然记忆如此令人不快（或是心情不好不愿记住此事，这至少跟把发生过的事悉数记住同样悲惨），过了一星期，我照常准时现身诗歌班的课堂。

我认为是命运把我带回去的。这是我上的阿拉莫的第五堂课（不过极有可能是第八或第九堂课，因为近来我发觉时间可以随意伸缩），某种紧张感，那种悲剧的交流电，在空气中伸手可触，可是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从一开始，我们全体学员，最初选修这门课的七个学徒诗人就都来上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何讨论课上都不曾有过。我们都感到有点紧张不安。连阿拉莫也不像往常那样气定神闲。那一刻，我想到也许大学出什么大事了，也许发生了一场我暂时还没有听到的校园枪击案，也许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罢课运动，也许系主任被暗杀了，也许他们绑架了某位哲学教授。当然，这些都属于不实的测猜，压根就没有紧张的缘由。没有任何客观上的理由。不过诗歌（真正的诗歌）恰恰就像这样：你能感觉到它，你能感觉到它就在空气中，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某些高度敏感的动物（如蛇、蠕虫、耗子和个别鸟儿）能觉察出地震的兆头。后来发生的事情一团模糊，不过我打算冒陈词滥调的风险，想说那有点妙不可言。两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走进教室，阿拉莫心有不甘地作了番介绍，其实他跟其中一位只是泛泛之交，对另外一位仅仅知道点名气，或者仅仅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可他仍然向我们作了介绍。

我不清楚他们怎么会上这儿来。这次拜会显然满怀敌意，但又带点宣传和劝诱改宗的意思。起初这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还很矜持，阿拉莫试图装得彬彬有礼同时又略带讽刺意味，要等着瞧下面的戏。两位陌生人的羞怯倒是怂恿他开始松弛下来，半小时后课堂氛围恢复常态，就在这时战斗打响了。本能现实主义者对阿拉莫的批评体系发出质疑，他回应称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半吊子的超现实主义者和伪马克思主义者。班里居然有五个学员支持他，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支持他，除了我和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这个孩子总是怀揣一本刘易斯·卡罗尔的书，从不发言。说真的我颇感惊讶，因为那几个毅然支持阿拉莫的学生被他批评得最为严厉，现在却纷纷现身成了最大的支持者。这时我决定给批评声浪加点力道，指责阿拉莫连rispetto都不懂，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极其大度地坦承他们也不懂，不过我的意见让他们觉得非常切中要害。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其中一个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七岁，然后又试图全面介绍什么是rispetto。阿拉莫恼羞成怒，同学都说我太书生气了（其中一个还管我叫书呆子）；两位本能现实主义者给我帮腔，我忽然冲动地质问阿拉莫和全班同学，谁起码还记得什么是nicharchean和tetrastich四行诗。没一个人回答我。

出乎我的意料，这场争执并没有招致全面围剿。我得承认，我很欣赏这点。虽然有学员扬言有朝一日要揍乌里塞斯·利马，最后也不了了之，我是说，没有挑起什么暴力事端，不过，我回应威胁（我要再次重申，这个威胁并非冲我而来）放话说谁要逞能，出去随便挑个日子在校园随时、随地跟我决一雌雄。

那堂课结束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阿拉莫向乌里塞斯·利马发出挑战，要求他读一首自己写的诗。利马正巴不得呢。他从夹克口袋取出几张脏兮兮、皱巴巴的纸来。噢，别这样，我心想，这傻瓜正大步踏入他们设好的陷阱。我想，为了不直面这伤心至极的尴尬，我应该闭上双眼才是。这里时而吟诗赋词，时而硬拳相加。以我之见，这回应该是后者了。不过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闭上了双眼，这时听到利马清了清嗓子，然后又听到片刻令人不安的沉默（真的能否听到这种东西，我表示怀疑）降落在他四周，我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了，开始朗读我平生听到的最好的诗歌。后来，阿图罗·贝拉诺站起来说他们正在寻找志愿为本能现实主义者办的杂志做点事的诗人。本来在座的个个都巴不得想干这份志愿差使，经历了这场冲突后这帮人感觉都像绵羊似的，谁都只字不提了。上完课后（比平常结束得晚点），我跟利马和贝拉诺去了公共汽车站。时间已经太晚。街上车辆寥寥无几，我们决定叫一辆小包车去雷福马大街，到了那儿后我们又走进位于布卡雷利大街上的一家酒吧，在那里畅谈诗歌，坐到很晚才分手。

我还是没有真正闹明白。这个圈子的名称说来简直像在开玩笑。可是，它又显得极为真诚。我想，多年以前，墨西哥有个先锋派组织也叫本能现实主义者，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作家、画家、新闻记者还是革命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或者30年代，我对此不是很清楚。我肯定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圈子，主要是我的文学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这个世界上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有待我去阅读）。据阿图罗·贝拉诺说，那拨本能现实主义者后来在索诺拉大沙漠里销声匿迹。贝拉诺和利马还提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或者蒂纳哈的诗人，我记不清了（我想那时我正冲服务员喊给我们上些啤酒来），还谈到洛特雷阿蒙的《诗集》，以及书里提到的某些东西跟那个叫蒂纳赫罗的女人有关。后来，利马提出一个颇为费解的主张。他说，当代本能现实主义者是在往回退。你所谓的回退是什么意思呢？我问。

“回退就是盯住远方的某个点，同时逐渐远离这个点，径直朝不可知的方向走去。”

我说这种行走方式听上去似乎挺不错。其实我压根就没有闹明白他在说什么。你要是仔细想想，这完全是无路可走。

随后又来了几个诗人。有些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有些不是。这里完全变成了诗人们的喧嚣之地。我开始还担心贝拉诺和利马跟每个凑到我们这张桌的怪胎说话，忙忙碌碌得全然忘了我的存在，可是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邀请我入伙。他们没有说什么“圈子”或者“运动”，而是声称“伙”。我喜欢这点。我说，那好吧。一切就这么简单。贝拉诺握着我的手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然后我们又唱了一首老情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这首歌的内容跟北方那些消失的小镇和一个女人的眼睛有关。出去呕吐之前，我问他们，歌里说的眼睛是不是塞萨雷亚的眼睛。贝拉诺和利马盯着我说看来我已经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了，我们几个联合起来必将改变拉丁美洲的诗歌现状。早晨六点钟时我又叫了一辆小包车，这次是我一人坐了，我回到林达韦斯塔区的住处。今天我没有去上课。我一整天都待在自己屋里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