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

今天又去芬特家了。

整个过程跟昨天完全一样，仅有些微不同。

我跟潘乔在格劳利塔起义者大道附近一家叫“基塔纳罗的洛托”的中国餐馆碰头，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吃了点主食（我自己掏的钱），然后就去康德萨小区。

我们按了门铃后又是芬特先生来开门，状态跟昨天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距离踏上疯狂之路又近了几步。当他握住潘乔伸出的兴高采烈的手时，两只眼睛快从眼窝里鼓出来，显得冷漠无情，看不出丝毫认出我的迹象。

玛丽亚一个人待在后院的小房子里，她还在画昨天的那幅画，左手拿着同一本书，不过这次录音机里放的是奥尔加·桂洛特而不是比莉·郝乐黛的声音。

她的态度依然冷冰冰的。

潘乔依旧重复昨天的老路数，找了把小藤椅坐下等安格丽卡来。

这次我小心翼翼地别对胡安娜进行任何价值评判，我先是全神贯注地欣赏藏书，然后又去欣赏那幅水彩画，站得离玛丽亚很近，但仍然保持着某种谨慎的距离。那幅水彩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观。我记得泥石流旁边的两个女人本来是摆出一种严峻或者至少是很严肃的姿态，现在已经挽着彼此的胳膊，其中一位在大笑或者假装大笑，另一位在哭泣或者假装哭泣。泥石流（显然是泥浆，因为还泛着红色或者朱红色）上漂着洗涤剂瓶、光秃秃的洋娃娃和满是耗子的柳条篮。那两个女人的衣服褴褛不堪或者打满了补丁。天空上（或者至少在水彩画的上半部分）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在画面的下半部分，玛丽亚已经绘制出今天早晨墨西哥城的天气预报图。

这幅画有点杀气腾腾。

后来安格丽卡容光焕发地走进来，又跟潘乔竖起那道屏风。玛丽亚作画的时候我沉思默想了片刻：我脑子里丝毫不再怀疑潘乔拉我上芬特家是为了在他和安格丽卡办事儿时，让我扰乱玛丽亚的注意力。这样干似乎非常不公。之前，在那家中国餐馆里，我曾问过他是不是自视为本能现实主义者。他的回答含含糊糊、啰里啰唆。他谈了一通工人阶级、毒品、弗洛雷斯·马贡、墨西哥革命中的几位关键人物。他说自己的诗肯定将在贝拉诺和利马很快就要创办出来的那份杂志上发表。如果他们不发我的诗，那他们就去操蛋吧，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潘乔一门心思惦记着的事儿就是跟安格丽卡睡觉。

“你没事吧，安格丽卡？”玛丽亚说，跟昨天如出一辙的痛苦的呻吟声又开始了。

“没事，没事，我挺好的。你能去散会儿步吗？”

“可以啊。”玛丽亚说。

我们再次在那片爬满青藤的墙下那张铁桌旁边无可奈何地坐下来。我的心都碎了，没有任何拿得出来的理由。玛丽亚开始给我讲起她们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乏味至极，她讲这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我装出兴味盎然的样子。什么小学、她们参加的第一次派对、高中、对诗歌的共同挚爱、旅行、周游列国的梦想、《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杂志，她俩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作品，还谈到安格丽卡获了劳拉·达米安奖……她讲到这儿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停顿了片刻），我问劳拉·达米安是干什么的。这样问纯属本能。玛丽亚说：

“一个诗人，年纪轻轻就死了。”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她死时才二十岁。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怎么没有读过她写的任何东西呢？”

“你读过洛特雷阿蒙的东西吗，加西亚·马德罗？”玛丽亚说。

“没有。”

“哦，你没有听说过劳拉·达米安那就不奇怪了。”

“实在不好意思。我知道自己挺无知的。”

“我没有说你这个的意思。我只想说你还很年轻。劳拉只出过一本叫《缪斯的源起》的诗集，还是自费印的呢。那是本遗作，父母资助印的，父母太疼爱她了，从来都是她的第一读者。”

“他们一定很有钱吧。”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

“如果他们有能力独立出资设一个年度诗歌奖的话，他们肯定是很有钱了。”

“嗯，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他们给安格丽卡发的奖金并不多。这项奖的意义更多是在权威性上而不在钱的多少。甚至连权威性都谈不上。毕竟，他们只颁给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诗人。

“那是劳拉·达米安去世时的年龄。太恐怖了。”

“不是恐怖，而是伤心。”

“颁奖的时候你在场吗？劳拉的父母亲自来颁发吗？”

“是啊。”

“在哪儿呢？在他们家里吗？”

“不，在大学。”

“哪个系？”

“文学系。劳拉曾经在那个系里读书。”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我觉得好像没有丝毫可恐怖的。让我说，你才恐怖呢，加西亚·马德罗。”

“你知道吗，你叫我加西亚·马德罗时简直能把我气死，那感觉就像我管你叫芬特。”

“人人都这么叫你，我干吗非要叫得跟别人不同呢？”

“好吧，不说这个了。再给我讲讲劳拉·达米安的故事吧。你没有去角逐这个奖吗？”

“角逐了，但安格丽卡得奖了。”

“安格丽卡之前有谁得过？”

“一个来自阿瓜斯卡连特斯的女孩，在国立自治大学学医。”

“再之前呢？”

“再之前没有人得过，因为那个奖还不存在呢。我明年可能会参加，但也说不准。”

“你要得了奖，会拿奖金干吗？”

“也许去欧洲旅行吧。”

我们沉默了片刻。玛丽亚·芬特在考虑还不曾探索过的异国他乡，而我却在想着那些日夜跟她做爱的外国男人。这个念头连我都觉得吃惊。难道我爱上玛丽亚了吗？

“劳拉·达米安是怎么死的？”

“她在特拉尔潘被车撞了。她还是个孩子啊，她的父母彻底崩溃了。我想她母亲甚至都想自杀。这么年轻就死了，一定伤心极了。”

“一定伤心极了。”我说，同时想像着玛丽亚·芬特在一个七英尺高的英国男子的怀抱中，他白皙得简直像个白化病患者，那条长长的粉红色的舌头伸进玛丽亚薄薄的嘴唇里。

“你知道该向谁了解劳拉·达米安吗？”

“不知道，问谁？”

“乌里塞斯·利马。他们是朋友。”

“乌里塞斯·利马？”

“是啊，他们好得难分难舍，他们一起上学，一起看电影，互相借书看。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

我们听到小房子里传来一阵噪声，我们坐着听了会儿动静。

“劳拉·达米安死的时候乌里塞斯·利马有多大？”

玛丽亚没有回答。

“乌里塞斯·利马原来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她声音沙哑地说。

“你说那是他的笔名吗？”

玛丽亚点头称是，她凝视的目光迷失在复杂的藤蔓踪迹中。

“那他的真名叫什么？”

“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好像是这个吧。我想不起来了。不过我见着他的时候并不叫乌里塞斯·利马。这个名字是劳拉·达米安给他取的。”

“噢，真是太好了。”

“大家都说他爱着劳拉。可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一起睡过觉。我想劳拉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

“二十岁吗？”

“当然啊，谁说不是呢。”

“当然，你说的不会有错。”

“很让人伤心吧？”

“是让人伤心。那当时乌里塞斯或者阿尔弗雷多·马尔蒂内斯多大呢？”

“比劳拉年轻一岁，十九岁，没准十八岁。”

“我想他一定痛苦极了。”

“他大病了一场。听说差点死了。医生不知道他究竟哪儿出问题了，看着他越来越憔悴。我去医院看过他。我去的时候正是情况最坏的时候。但是，终于有一天，他好起来了，那病就如同不知为何得上一样神秘地结束了。后来，乌里塞斯就辍学了，开始办杂志。你看到过那份杂志吧？”

“《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的，看过。”我撒了谎。马上又纳闷，去乌里塞斯·利马的顶楼房间时为什么就没人送我一期，哪怕迅速翻阅一下都成啊。

“一份诗刊的名字起成这样也太恐怖了。”

“我倒很喜欢。我觉得好像没那么糟糕。”

“感觉挺可怕。”

“换了你会取什么名字？”

“不知道。没准就叫墨西哥超现实主义派。”

“有意思。”

“你知道整个杂志是我父亲设计的吗？”

“听潘乔说过。”

“装帧可是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组成部分。现在人人都讨厌我父亲。”

“人人？所有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干吗讨厌呢？这毫无道理啊。”

“不，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他工作室别的建筑师。我猜那些人嫉妒我父亲居然跟年轻人处得这么融洽。总之不容他。他们要让他付出代价。全是因为那份杂志。”

“因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当然啊。因为我父亲在工作室给杂志做的装帧设计，现在他们要让他对可能发生的一切负全部责任。”

“可是会有什么事呢？”

“形形色色的事。显然你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利马。”

“还真不了解，”我说，“可我在逐渐了解。”

“他可是一枚定时炸弹。”玛丽亚说。

这时，我才忽然发觉天已漆黑，我们只能听见却看不见对方了。

“听着，我得向你老实坦白了。我刚才撒了个谎。我压根就没碰过那份杂志，我想看一眼杂志都快想死了。你能借我一本吗？”

“当然可以。我会送你一本的。我有多余的。”

“你还能借我一本洛特雷阿蒙的书吗？拜托了。”

“可以，但你绝对要还我。他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之一。”

“我保证。”我说。

玛丽亚走进大房子。我一个人留在院里，刹那间，我简直不相信外面居然就是墨西哥城。后来我又听了听芬特姐妹那幢小房子里的声音，一盏灯亮了。我想那应该是安格丽卡和潘乔屋里的灯。我想潘乔很快就会出来到后院找我，可事情并没有如愿以偿。玛丽亚拿着两本杂志和《马尔多罗之歌》回来时，她也注意到小房子里的灯亮了，她凝神等了片刻。忽然，在我最想不到的时候，她问我是不是还是处男。

“不是，当然不是了。”我撒谎说，这是我那天晚上二度撒谎。

“失去纯真那么难吗？”

“有点儿。”我说，稍加思索了一下答案。

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又变得沙哑起来。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当然没有了。”我说。

“那你是跟谁做的？妓女？”

“不是，我去年遇到的从索诺拉来的一个女孩，”我说，“我们就相处了三天。”

“再没有跟别的任何人做过吗？”

我忍不住诱惑想告诉她跟布里吉达的那场历险，最后我想还是别说为好。

“没有，再没别人了。”我说，这时我感觉痛苦得还不如死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