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多尔衮的恩怨情仇和权力游戏(3)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得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大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友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密,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参、情况简报或间谍收集的情报。他曾经参加了皇太极的丧礼。(《清世祖实录》卷一,崇德八年八月庚午)上述事迹便保留在此人留下的《沈馆录》一书卷六“沈阳状启”中,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有一种说法,认定当时推举福临的人是济尔哈朗,而不是多尔衮。不知此说从何而来,想必不是信口一说。
多尔衮出人意料地推举出一个六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显然与游牧渔猎部族国家政治权力传承中的深层精神不符。因此,王公贝勒们盟誓之前,镇国公艾度礼便表示“二王强迫我们盟誓,我心里实在不服,不过是表面顺从,主人年纪太小,我觉得很不爽”,“二王掌握权力,也不合我心意”。然后,在盟誓之前,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焚告上天。
另外两个人也对这一结果感到不满,开始出来活动,试图推翻既成事实。这两个人一个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一个是萨哈廉的儿子即代善的孙子阿达礼。他们二人在诸王公贝勒面前已经对天盟誓,但在小皇帝福临还没有举行仪式登基之时,动员大家推翻成议,拥戴多尔衮。结果,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是代善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违犯誓约,最后,二人被毫不留情地处死。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代善在付出惨痛代价的情况下,又一次发挥了安全阀与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世作用应该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我国古代游牧渔猎部族中,许多分裂、仇杀与消亡都是在此种情形之下发生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表明,在几大政治势力的形格势禁之下,特别是在汉民族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多尔衮的做法可能是顾全大局、防止内乱发生的唯一有效途径。
此时,坚定拥护皇子继位的两黄旗八大臣中,有六人又一次来到三官庙聚会,他们发誓要“六人如同一体,辅佐幼主”。(《清史稿》卷二百四十五,索尼传)福临继位后,他们中的几位迅速向多尔衮靠拢,不再理睬豪格,令豪格极度郁闷。此种情形再一次表明:此时的大清国,已经在精神层面上潜移默化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豪格看来,过去仅仅因为多尔衮是叔父,所以领兵打仗时才会成为主帅,自己不得不屈居副手。如今,明明自己最有资格继承皇位,偏偏又被多尔衮搅了好事,不但皇位没有坐上,反而更要听从辅政王多尔衮的号令。就连那些曾经依附他的两黄旗大臣们,现在也纷纷倒向多尔衮。这口气令他实在难以下咽,因此他不止一次说:“多尔衮不是一个有福之人,他有暗疾,活不了多久。”并且同样不止一次放出狠话说:“难道我就不能扭断这些家伙的脖子?”(《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
多尔衮心中的悲愤则可能要更加深重。想想看,他的母亲年轻貌美,却被弄得声名狼藉;正值三十七岁盛年,却不得不给死人殉葬。有证据显示,多尔衮肯定认为皇太极的权位是从自己手里巧取豪夺走的。(《蒋良骐《东华录》卷四,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如今,皇太极死了,论威望,论战功,论能力,这个皇位本来已经非自己莫属,偏偏皇太极的儿子又横在了前面,使自己不得不推举出他的另外一个孩子——一个六岁的毛孩子来坐那把龙椅。对于多尔衮来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情吗?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表面上看起来,多尔衮是这一轮角力中毋庸置疑的胜利者,实际上,他和豪格是两败俱伤,他们二人在心灵上全部创伤深痛。在向帝王政治演进的过程中,他们进行的只能是一场零和游戏,这种制度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使最高权力的诱惑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具有了嗜血的冲动,使人在某些时刻、某些情况下不期然而然地变成了兽。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人变成兽时,就比兽还坏。”遂使染指它的人,胜利者常常双手沾满鲜血,而失败者则时常要付出不止一个人的满腔鲜血。这种政治不论达到多么辉煌耀眼的巅峰,其中都隐藏着走向反面的悲剧基因。多尔衮、豪格的命运和大清帝国后来的发展就是明证。
过去,多尔衮与豪格虽然并不亲密,但至少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如今,他们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多尔衮虽然没有像豪格那样发狠,但他想要干掉豪格的冲动,可能比豪格要扭断多尔衮及其周围那些人脖子的欲望还要强烈一百倍都不止。
十二天之后,即大清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即皇帝位。两位辅政王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当众发誓要秉公辅佐皇帝。若“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诛地灭,令短折而死”。誓约不长,却令人印象深刻。七年之后,正值三十九岁英年的多尔衮邃然死去,算得上是短折而死了。于是,有人油然想起这次盟誓。
九月十一日,皇太极去世一个多月了,辅政王多尔衮替小皇帝发布谕旨,命令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率军攻伐锦州与宁远。这是一次很奇怪的军事行动,其战略目标和战术指导都莫名其妙,而且是由排名在后的多尔衮命令排名在前的济尔哈朗,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济尔哈朗带兵走后,多尔衮又代小皇帝发布谕旨,晋封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为摄政王。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分量可是不轻。辅政者,辅助君主处理政事之意也;而摄政,则是代替君主处理政务,已经可以直接发号施令了。从《清实录》的记载上看,摄政王多尔衮很客气,他的名字仍然还排在济尔哈朗的后面。
成为摄政王之后,多尔衮召集贝勒大臣们开过一个会,议决的重大决定是:从摄政王开始,所有亲王、贝勒、贝子“悉罢部务”,不再分管政府六部事务。所有政府工作全部由各部尚书负责,各部尚书直接对摄政王负责。当年,皇太极设立政府六部,本来就有削夺诸王贝勒权限的意思,并曾经有过悉罢诸王贝勒分管部务之举。后来,随着皇太极权位的巩固而渐渐放松了控制。如今,多尔衮再次祭起这一招儿,意图仍然在于削夺诸王贝勒的权限,使他们只能“议政”,而不能“干政”。多年以后,到了雍正及其儿子乾隆皇帝时代,索性连诸王议政的权力也予以废止。从此,给这个政权带来过勃勃生机的贵族共和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了完全汉化的皇权专制,这个政权也就此步入了真正的回光返照。
一个月后,济尔哈朗从宁锦前线返回沈阳,发现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切已经似是而非。不久,他召集大家开会,宣布:今后一切政府事务都要先报告多尔衮,排名顺序也要先写多尔衮。从此,济尔哈朗成了一位挂名摄政王。和代善一样,济尔哈朗深谙明哲保身之精义,遂成为前清时期最高层能够得以善终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
半年后,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一日,在多尔衮即将出征大明前夕,豪格的一个亲信部下,据说在“力谏不从”的情况下,出面检举豪格“悖乱”。处理的结果是,几位忠实于豪格的部下被杀死;豪格本人被废为庶人,所有的七个牛录被剥夺,罚银五千两,然后——“罪恶多端数不胜数,姑且不再追究,遂释之”。(《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这是一个奇怪的、完全不通的判决,表明在罗织罪名、玩弄权术、陷人于不义上,多尔衮还不是特别娴熟老到,他和他的后代们需要向大明朝官场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另一个可能是,多尔衮急于征伐大明,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仔细雕琢。
三年后,顺治三年正月,已经牢牢掌控了大权的多尔衮再次起用豪格,命他率军前去对付张献忠。顺治五年二月初三日,豪格在把这位几乎将四川人屠杀殆尽的“大西皇帝”杀死后,胜利回京。一个月以后,为他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豪格便又一次获罪被幽禁起来。这一次,他的罪名真称得上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不久,时年四十岁的豪格在幽禁中无疾而终。有人认为,他是被受过专门训练、具有高度技巧的大明锦衣卫留用人员奉命杀死的。死后,检查不出任何致死的原因。这可能是福临小皇帝痛恨多尔衮的原因之一,多尔衮的身后亦由此注定。
就这样,曾经有过“贤王”之美誉的多尔衮,三十二岁时,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领袖,率领大军直扑北京。当时在中国社会与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所有人物,不是成为他的部下或棋子,就是灭在他的手里。
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带领八旗铁骑一举拿下了全天下,在他手中,建立起了对这一片广大土地完整而有效的管理秩序。大明帝国许多遭人痛恨的人物,俨然变成了治国之能臣,如洪承畴,如著名阉党、大明帝国前大学士冯铨,甚至李自成的宰相牛金星之流。随后,豪格死后仅仅两年多一点,三十九岁的多尔衮正值英年便倏然死去。
上天待大清何其厚也!上天待多尔衮又何其薄也!
他的恩怨情仇几乎与大清王朝的建立和大明帝国的垮台紧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而又波诡云谲的图画。无论如何,应该说这个大时代的转变最终是在他的手中才得以顺利完成的。然而——
从此以后,多尔衮本人却再也没有受到后人的尊敬。
历史之吊诡真是令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