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美国成功奥秘(7)
1.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经济、社会改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使奥巴马一上台就提出要建立对自由市场和金融业的监管制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试图保持原有体系的优点，即他所说的“自由市场经济曾经是、将来也仍会是美国进步的引擎、繁荣的源泉”。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对原有体系的内在问题进行必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对商业企业和消费者都有利的体系，鼓励诚信、良性竞争，限制欺诈。2009年5月20日，奥巴马签署了《反欺诈执法和复苏法案》（FraudEnforcementandRecoveryAct），该法案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抵押和金融欺诈机构的规模扩大了近一倍，并加强了司法部对许多私人机构欺诈行为的制裁力度，同时建立了一个两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此次危机的根源。2009年5月22日，奥巴马又签署了《信用卡相关责任和信息披露法案》（CreditCard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andDisclosureAct），这是信用卡行业管理制度的一大转折点，其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保护，避免其陷入不公平的升息及收费陷阱。在奥巴马的国内经济改革中，动作最大并且难度最高的是他在2009年6月17日提出的全面金融监管改革方案（FinancialRegularityReform），也被称为“金融白皮书”。在这份改革方案中，美联储被赋予了改革整个金融系统的权力，这将是联邦政府监管部门第一次对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实行监管。根据这一方案，美国将建立一个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防止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信用卡和抵押贷款行为。同时，该方案提出应设立一个由财政部主管的，包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FHFA）及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FSOC），负责统一监管标准、协调监管冲突、处理监管争端、鉴别系统性风险，并向其他监管机构进行风险提示。除此之外，针对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美国实体产业“空心化”问题，奥巴马政府还提出了“重振制造业”方案。2009年11月，奥巴马提出“要增加美国的生产和出口，从而使美国经济建立在岩石而不是沙滩上，要发展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类型，而不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随后，发展制造业、吸引更多美国公司回到美国本土成了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口号。2010年奥巴马签署《小企业工作法》，大幅增加了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力度，通过对中小企业有针对性的资金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加入大型生产制造企业的供应链，促进制造业的发展。2012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加强对“美国制造”的推动、继续努力实现2010年他所提出的“五年出口翻番”计划，并肯定了制造业发展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他还盛赞福特、通用等汽车厂商回归美国本土的行为。伊拉克战争的久拖不决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为解决当前美国社会存在的一系列危机，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改革，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也引起国内广泛争议的当属医疗改革。自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形成了比较鲜明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分野，这也体现出美国历史上关于追求自由与实现平等两者之间常在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医疗保障在内的诸多社会议题成为两党之间的分歧所在。进入21世纪后，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体系的国家。2008年，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提出普遍医保（universalhealthcare）方案，其中既坚持了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的原则，也融入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和保护个人自由原则。这一方案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就任后，他于2009年11月7日推动通过了《美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法案》（AffordableHealthCareforAmericaAct），后来又在国会两院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经修正的《2010保险与教育妥协法案》（HealthCareandEducationReconciliationActof2010），这标志着奥巴马医疗改革立法工作的完成。
2.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毫无疑问，伊拉克战争已经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不仅表明美国无法完全依靠其超强的军事优势等“硬力量”、通过单边主义等霸道行径实现自身意志，而且还给其“软力量”尤其是道德形象带来了异常深重的打击。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方面的调整便是从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中开始的。具体而言，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塑美国的道德形象。奥巴马政府认识到，由于美国过去几年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其道德形象已经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并重塑美国国家形象成为奥巴马外交的重点内容。奥巴马在2008年11月16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表示，他将要像之前在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我要确保美国不虐待。这些都是努力重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道德境界的一部分。”同时，为了化解伊斯兰世界强烈的反美情绪，奥巴马上任之初积极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09年4月6日，奥巴马访问土耳其时，用其全名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介绍自己，这被美国媒体评论为试图用语言力量化解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第二，放弃单边主义、回归多边主义。奥巴马政府重视国际制度、伙伴关系和国际援助，主张维护联合国的作用。早在200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奥巴马就提出“我们有能力应对新的威胁，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以及增进国家间的理解”。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首先，在2011年开始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之后，美国开始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多边组织和多边会议，如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东亚峰会（EastAsiaSummit，EAS）等，并力图主导亚太地区国际合作进程。其次，美国开始改善和巩固与传统盟友如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关系，并积极与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建立伙伴关系，放弃小布什政府时期独断专行的做法--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任以来一系列密集的外交活动尤其是亚洲外交即体现了这一新思路。最后，美国开始了与“冷战”时期的对手俄罗斯“重启”（reset）关系的进程，力图改善美俄关系--奥巴马上任不到半年即访问俄罗斯，使得长期冷淡的美俄关系得以回暖。
第三，将自2001年“9·11”事件爆发以来的“反恐战争”降级为“反恐行动”，使美军得以从伊拉克的“泥潭”中抽身。2010年8月31日，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宣布驻伊拉克作战美军任务结束，伊拉克安全部队将接管伊拉克境内的安全职责。这一声明标志着历时超过7年、耗资7000多亿美元、致使4400多名美军士兵在战争中阵亡以及3万多人负伤的伊拉克战争终于结束。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开始避免再度使用“反恐战争”一词，而是改用“反恐行动”，力图改变过去近十年间将“反恐”置于美国对外战略核心位置的做法，使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重点回归到传统的大国关系之中，并希望借此达到改善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目的。
第四，提出“巧实力”（SmartPower）外交理念。“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妮·诺瑟在2004年3/4月期的《外交》杂志中提出，主要是批评新保守派的单边主义战略，强调美国外交应该注重通过灵巧运用各种力量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赞许，后来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共识。2009年1月13日，获奥巴马提名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其提名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新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法律等各个领域，以打开美国外交新局面。此后，希拉里在其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中，便言必称“巧实力”。总体来看，这一概念提出的意图在于希望通过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修复小布什政府时期一落千丈的国际形象、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其全球领导地位，因而这是一项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新战略。
四、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战略调整中存在的问题：一种比较视野下的评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2009年以来，奥巴马新政府面对美国“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制定了涉及内政外交各个领域的诸多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从构想上来讲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并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总体来看，相比于1969年之后战略调整所呈现出的全面性、深刻性，本轮调整似乎不太顺利，存在许多新问题，面临不少新变量。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新问题、新变量背后，有一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延续至今的根本性战略误判是美国本轮战略调整不太成功的最终决定因素。“冷战”结束二十余年来，美国精英层对于“冷战”结果的根本错误认知导致了一系列大战略失误，这是当前需要美国加以重新认识并进行彻底反思的最重要问题。否则，任何改革或调整都将只是“治标不治本”。截止到目前，美国精英层似乎还没有达到重新认识这一根本问题的高度，因而这就决定了其战略调整具有本质缺陷。当然，就像本文一开始表明的那样，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或调整都具有“渐进性”特征，当前所遇到的困难并不代表本轮战略调整的失败，而且本轮调整刚刚开始进行、不足一届政府，因而其成败与否尚需今后持续观察。在本部分，笔者将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当前美国战略调整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量，并着重分析导致本轮调整到目前为止进展不顺的根本原因。
1.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战略调整中存在的新问题1969年尼克松上台时，尽管美国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社会本身已经开始自发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一方面，以青年学生、社会弱势群体为主体的新左派、反文化运动对现存制度表达出了不满和抗议；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股由不满和抗议汇合而成的强大社会思潮，并未导致阶级对立以及党派之间壁垒森严的分野，社会的主流共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改良，从而促使美国社会开始朝着更加积极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变得更加团结、包容、平等，从而于危机中拯救了整个国家。反观2009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加深而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等运动，表现出的却是占美国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内心深处的强烈愤怒，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此外，这一现象还反映出当前美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政治、社会“两极化”现象，其中包括阶级对立、左右分裂和行业间倾轧，它将使原本富足的美国“社会资本”遭到剧烈损害；同时，两党政治进一步“两极化”也将严重伤害美国的政治能力。因此，当前美国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能否得以解决，将从根本上取决于像四十年前那样牢固的社会“主流共识”是否依然存在。如果美国的政治、社会“两极化”现象继续发展下去，美国社会的内在危机就将无法根除。这是美国当前战略调整面临的新问题之一。
美国当前战略调整所面临的第二个新问题是，伊拉克战争与越南战争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尽管在军事上很难取得胜利，但是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最终达成了协议。伊拉克战争则正好相反，美国军队在军事上极为迅速地便取得了胜利，结束战争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由于当地陷入了一种本质上的“无政府”状态，所以美国无法通过政治途径结束战争；同时，伊拉克境内的“游击队员”和恐怖主义分子极端敌视美国，致使针对美军的暴力袭击层出不穷，使美国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目前的情况看，奥巴马政府的撤军行动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然而，由于伊拉克未来的局势发展依然不容乐观，因此美国恐怕仍将面对这一难题。
美国本轮战略调整面临的第三个新问题是，越南战争后形成的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在当前并未出现。四十年前，尼克松与基辛格通过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正常化，以及与西欧、日本等同盟关系的强化，使得美国可以集中几乎所有有利的地缘战略因素一致对抗苏联。反观当前，在美国所谓的全球战略“大棋局”中，作为“民主桥头堡”的欧洲和“远东之锚”的日本或深陷债务危机，或处于经济停滞，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均大不如前；欧亚大陆的“黑洞”俄罗斯本来是奥巴马上任之初力图“重启”关系的对象，却因美国坚持在欧洲建立反导系统、对俄罗斯选举问题指手画脚而告失败。总之，当前美国的地缘战略处境对其内外调整均造成了相当显著的不利影响，在美国试图重振其世界领导地位之际，这一困境需要美国认真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