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弗洛伊德略传(3)

爱情是男女之间以性爱为自然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所萌发的一种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情感。爱情不仅是一个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质考验的尺度。积极的爱情，可以使人充满创造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去战胜命运带来的灾难，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消极的爱情，则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绪低沉，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间的悲剧。因此，爱情对人的命运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误认为是个“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并力图寻找他乱搞男女关系的罗曼蒂克史。

诚然，弗洛伊德爱情萌发在1872年。在他16岁时，父母送他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那时，他见到了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夏拉（Gisela）。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都是毛织品商人，两家又是世交。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岁，当时是15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夏拉时，他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即或两人在树林中散步，他也未说出一句表示爱的话。而在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却陷入爱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不离开弗莱堡的话，就会同她结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这些想法虽持续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夏拉。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了。显然，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初恋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来，有的西方学者猜测弗洛伊德同妇女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玛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inna）的关系似乎疑点更大。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后，从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明娜是一个机灵、风趣而又开朗的女性，还有一张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密切，他出外旅游时，常常带着明娜和孩子，而玛莎却留在家里。荣格对这一点也有过暗示，但至今仍无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同弗洛伊德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他是严肃而认真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是无情的。

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实他比艺术家更加浪漫。他的爱情炽烈而曲折，家庭美满而幸福。

绰号“书蛀虫”的弗洛伊德，平常对妹妹的女伴连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钻进书房了。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突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见钟情，一反常态，居然也加入了他们谈话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为这个天才安排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据说，他当时被她削苹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这位姑娘就是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1861~1950），当时只有21岁，比弗洛伊德小5岁。玛莎出身于显赫的犹太世家，祖父伊萨克·伯奈斯（Isaac Bernays）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诗人海涅称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迈克尔（Michael）是慕尼黑大学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cob）在海德堡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却拒绝获取教授职位；她父亲伯曼（Berman）则一生从商，但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很有学问，曾做过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因心脏病猝死于街上。玛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继任其秘书职位好几年。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恋爱期间，他们整整分离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热、固执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实在难以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吻合。他们几乎每天都相互写信，甚至一天写上两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页长至二十二页，弗洛伊德总共给玛莎写了九百多封情书，他把玛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1884年的玛莎

诚然，玛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现出来的甜蜜、温柔和智慧，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实际上，与外在的美相比较，弗洛伊德更珍重玛莎内在的美。他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艳彩成为过去，则唯一美的东西，就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弗洛伊德同玛莎的爱情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头发浓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于思想的美男子。尽管两个家庭无法相比，但玛莎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在这方面，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常常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显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爱情方面却表现出缺乏自信。

特别是玛莎的爱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 Kadisch），画家弗瑞兹·华尔，作曲家马克斯·梅尔（Max 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艺术家弗利斯等。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和玛莎的爱情在炽热中也是充满曲折的。由于弗洛伊德心胸过于狭窄、强烈的占有欲和性爱的排他性等，他总是担心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为玛莎常常妒火中烧，品味了热恋中的酸甜苦辣。这样，就使弗洛伊德不时陷入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说过：“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们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们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无助地面对那把设计出奇的锁，只好先折磨自己，以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弗洛伊德热切地渴望玛莎能经常向自己提出“保证”，甚至采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验”方式来对待玛莎。在给玛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从现在开始，你仅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个客人。我不会把你留给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喜欢，为我放弃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失去我，并毁掉你的生活……我的确具有一种专横的癖性。”

由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样其结果总是以弗洛伊德的让步、玛莎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后，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变那种书呆子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二）结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相识两个月后，两人就私下秘密订了婚。玛莎送给西格（第一次用的爱称）一只嵌着珍珠的金戒指（这是她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给玛蒂（玛莎的爱称）一个平常的、镶着石榴石的戒指，作为订婚的礼物。

在订婚后三年时，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现在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弗洛伊德承认，三年前他所爱的只是玛莎的形象，而今天所爱的则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了许多痛苦，后来我对你的忠诚情谊有了极愉快的信心，现在，我则以一种销魂的热情爱着你，这种激情是唯一留下来的感受，而且是远超过我所期望的。”

同玛莎订婚到结婚之间，弗洛伊德还面临着玛莎的母亲和哥哥艾力的反对、阻拦，对此，弗洛伊德既苦恼又烦躁，他经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责玛莎的软弱，给她下“哀的美敦书”。尽管玛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于她的机智、圆巧和坚定，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婚姻总体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样，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这样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疯狂，

吵吵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整齐的混乱，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永远觉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辅相成的苦乐交融。

有从极乐巅峰降到丧失的深渊，

也有从冰点的山谷飘荡到虚幻的太空，

各种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样，他们的爱情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由于没有钱，四处也借不到足够的钱，婚礼被迫延期了好几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岁，玛莎25岁时，他们才结婚。当天，弗洛伊德颇有风趣地说：“这样揭开我们之间30年的战争。”然而，在婚后53年的生活岁月中，他们“战争的唯一痕迹”则是如蘑菇应不应该连柄一起烹饪之类而已，甚至在婚前开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诺言，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婚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结婚时，家庭主要是靠玛莎的舅舅、姨妈、叔叔、姑姑们馈赠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后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约45美元，而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120美元。当时经常借债，玛莎的妹妹明娜给予帮助，甚至还典当过哥哥伊曼努尔送给弗洛伊德的金表。

弗洛伊德夫妇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大儿子琼·马丁（Joan Martin），1889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在法国深造时的导师让·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而取的。他后来成为银行家，家里后来经济情况好转时专为父亲理财，弗洛伊德也把全责交给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经理。

二儿子奥里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为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而取的。他有过人的天分和渊博的学识；个性很好，但患神经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爱溢于言表，心理负担亦很重。纳粹上台后，他移居法国。

小儿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恩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线服兵役。1919年随同父亲参加了第5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后因纳粹统治移居英国。

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而取的，作为长女，她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二女儿苏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们热爱的苏菲”。

小女儿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宠爱的女儿，同时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护士长多重角色。她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达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后来在伦敦继承了父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大英帝国骑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仅夫妻之间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甚好。尽管弗洛伊德一生内忧外患、十分坎坷，但玛莎竭尽全力为其排忧解难，让他生活得舒适愉快。玛莎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管家。“她永远把丈夫的舒适和方便列为第一要义”。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又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经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爱、自由，家庭充满友善、和谐、欢笑的气氛。弗洛伊德经常在星期日带孩子们去野游、采集和钓鱼。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渐好转。人家都说，一个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日益取得成就，六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整个家庭更加美满幸福，而且事业前景也更加广阔美好。

四、医师生涯

（一）从事临床实践

1881年，25岁时，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布吕克生理研究室工作。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这15个月期间，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顾听课，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经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大学助教的职务。

尽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资，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亲已67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订婚已多年，还借债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难以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担，也难以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由于这种日渐困窘的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布吕克教授的劝导，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临床医疗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道的：“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的想法虽高尚但却毫无远见，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助理医师。”

这一职业上的转变，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机会：一是创立神经元学说，正如前述，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指导下，对神经元的研究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他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如不改变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成为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剂的发现者，他参考许多文献，以自己为被试，发现可卡因（旧称古柯碱，cocaine）具有增强耐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作用。经过数十次试验后，他把结果告诉了挚友布洛伊尔，除在自己心情烦闷时服用少量可卡因外，还给他的妹妹、玛莎及一些朋友寄过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断了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 Kohler）无意中听到了弗洛伊德有关这种药物的谈话以后，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当然地被认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不过，1884年弗洛伊德曾发表一篇16页长的《论可卡因》的论文，论述可卡因的效用。“这篇文章被认为应该部分地为可卡因在欧洲和美洲的流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