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超越快乐原则(2)
有一种状况早已被人们所知晓和描述过，这是在严重的机械性震荡、铁路灾难以及其他危及生命的事故之后发生的状况，人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刚刚结束的那场可怕战争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大量产生，但是，它至少使人们不再倾向于把心理紊乱的原因归咎于由于机械力量的作用而导致神经系统的器质性损伤。创伤性神经症的症状表现在，它的大量的类似的运动症状方面很接近癔症的症状，但往往被其主体失调的非常明显的特征所掩盖（在这一方面，它很像疑症或抑郁症），并且表现为心理功能的更全面的普遍衰弱和心理功能障碍。无论是战争神经症（war neurosis）还是和平情况下的创伤性神经症，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做出全面的解释。对战争神经症来说，有些情况已经弄清，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混乱，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即使没有很大机械力的参与，有时也会产生同类疾病。在普通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可作为进一步反思的线索：第一，主要的因素似乎在于受惊吓时的受惊情况；第二，受伤的同时一般要预防神经症的发生。惊恐（fright）、恐惧（fear）和焦虑（anxiety）被不正确地用做同义的表达方式：在它们和危险的关系中，它们实际上可能有十分明显的差别。焦虑是表示在预期到有危险而对它无防备时的一种特殊状态，即使对这种危险是什么还不知道；恐惧就需要有一个使人害怕的固定的对象；惊恐是当人们遇到一种危险而对它毫无防备时所处的那种状态的名字；它强调的是受惊的因素。在我看来，焦虑不会产生创伤性神经症；在焦虑中有一种成分在保护主体防备惊吓，因而也在防备惊吓性神经症，我们以后还将探讨这个问题［第31页以下］。
梦的研究可被看作是揭示深层心理过程的最可靠的方法。现在，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梦的生活就有这种特性：它不断地把病人带回到他遭受灾难时的情境中去，由此在重新经受惊恐之后，他又惊醒过来。这个事实所引起的惊吓比实际应受的惊吓少。他们认为，创伤的经验甚至在睡眠期间也一再强加于病人身上，这个事实被看作是它的力量的证明。可以说，病人已对创伤进行了精神固着。这种对引起疾病的经验的固着，在癔症中早已为我们所知晓。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在1893年提出，“癔症病人的大部分记忆恢复都受到了损害。”在战争神经症里，观察者如费伦茨和西梅尔（Simmel）已能解释某些运动症状，如对创伤发生时刻的固着。
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患创伤性神经症的病人在清醒的时候总是回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更关心的或许是力求不去想它。如果有人认为，夜间做的梦自然会把他们带回到引起麻烦的情境中，并认为这是不证自明的事，那就误解了梦的实质。如果它们向病人展示的是他在健康的过去时的画面，或者他希望治愈时的画面，这就和梦的实质比较一致了。如果我们不想因为创伤性神经症的梦而动摇了我们对梦的愿望满足这个要旨的信念，那么，在我们面前就还有一个资源：我们可以论证，做梦的功能，就像许多其他功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被打乱了，而且与它的目的截然相反，或者我们就得被迫思考自我的那些神秘的受虐狂倾向。
在这里我提议，离开创伤性神经症这个模糊而又沉闷的主题，转向考察心理结构在其最早期的正常活动中所使用的工作方法——我指的是在儿童的游戏中使用的方法。
儿童游戏的不同理论只是在最近才被法伊弗尔（S.Pfeifer，1919）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进行总结和讨论，我愿意向我的读者推荐他的论文。这些理论试图发现导致儿童游戏的动机，但是，它们却没有把结构的（economic）动机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是考虑到游戏会产生快乐的动机。我不打算对这些现象所包含的全部领域进行研究，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却能够对一个1岁半的小男孩所做的，而且是他自己发明的第一个游戏做出某种说明。这绝不只是一个不经意的观察，因为我在同一幢房子里和这个孩子及其父母住了几周，我花费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才弄清了他那令人疑惑而又不断重复的活动的意义。
这个孩子在智力发展上并没有什么早熟之处。在1岁半的时候，他只能讲几句使人能听懂的话；他还能发出许多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理解的有意义的声音。但是，他与他的父母和他们的一个保姆相处得很好，并且由于他是一个“好孩子”而受到称赞。晚上他不惊扰他的父母，他认真地服从命令，从不乱动各种东西，不进入某些房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他母亲出去一连几个小时离开他时，他从不哭泣。同时，他又非常依恋他的母亲，她不仅亲自喂养他，而且在没有任何外部帮手的情况下照料他。但是，这个行为表现很好的孩子偶尔也会表现出令人讨厌的习惯，他把他所能拿到的一切小东西都扔到房屋的角落里、床底下等等，这样，要把他的玩具都收拾起来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他在做这件事时，常发出一个大声的、拖腔的“哦……嗬”声，并伴随着感兴趣和满足的表示。他的母亲以及本文作者都一致同意，这不仅仅是一声叫喊，而是代表德文词“走开”（fort）。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游戏，这个孩子利用他所有的玩具只是在玩“走开”的游戏。有一天，我做了一次观察证实了我的看法。这个孩子拿着一个上面缠着线的木线轴。他从未想到，例如，可以把线轴放在身后的地板上拖着，玩马拉车的游戏。他所做的是，抓住线轴上的线绳，相当熟练地把线轴扔过他的盖着毯子的小摇床的床沿，这样，线轴扔进摇床里不见了，同时，他发出“哦……嗬”的声音。然后他把线轴用线绳从摇床里拉出来，并对线轴的再次出现发出一声“哒”（出来了）的欢呼声。因此，这是一个完整的游戏，是消失和再现。一般地说，人们只目睹到它的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孩子把它作为自己的游戏而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动作，虽然更大的快乐无疑是和第二个动作联系着的。
于是，对游戏进行解释就很明显了。它和这个孩子很大的文化成就有关——这种文化成就就是本能的克制（就是说，对本能满足的克制），他这样做就能让他的母亲走开而不会大惊小怪。可以说，他是通过使手中的东西戏剧化的消失和重新出现而对此做了补偿。不论这个游戏是这个孩子自己发明的，还是接受了外界的建议，从判断这个游戏的有效性这种观点来看，这当然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指向另一种观点。母亲的离开对孩子来说不可能是一件高兴的事，甚至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他把这个痛苦的经验作为一种游戏来重复，是怎样和快乐原则联系起来的呢？答案或许可以这样说，她的离开一定是作为她快乐返回的必要前奏，而游戏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后者。但是，观察的事实却与这种解释相反，第一种动作，即离开的动作，其本身就作为一种游戏被表现出来，而且比有其快乐结局的整出戏剧更经常地出现。
对这样一个事例的分析并不会得出肯定的结论。按照一种没有偏见的看法，一个人就能获得这种印象，这个孩子把他的经验变成一种游戏是出于另一个动机。他最初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他被这种体验所压倒；但是，通过重复这个过程，尽管还是不快乐的，作为一个游戏，他却扮演了一个主动的角色。这些努力可以归功于一种获得控制的本能，无论记忆本身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这种本能都是独立地表现出来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尝试做出另一种解释。把东西扔掉使它“走开”，可能满足的是这个孩子在其现实生活中被压制的一种冲动，是对他的母亲离开他的一种报复。在那种情况下，游戏就有了对抗的意思：“那么，好吧，走开吧！我不需要你。我要亲自送你走开。”一年以后，还是这个我曾观察过他的第一个游戏的男孩子，却常常拿起一个玩具，如果他对这个玩具生气，就把它扔在地板上，嘴里喊着“到前线去吧！”他那时曾听说，他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就“在前线”，而且他一点也不悔恨他的不在；相反，他相当明确地表示，他一点也不希望因为父亲唯一地占有他的母亲而使他受到干扰。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喜欢通过扔东西而不是扔掉人，来表达类似的敌对冲动。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那种在心灵中探索某种不可抗拒的体验，以便使自己能对它加以控制的冲动，是否能表现为一种主要的事件，一种不受快乐原则支配的事件。因为，在我们一直讨论的那个例子中，那个孩子可能毕竟只能在游戏中重复他的不快乐体验，因为这种重复是和获得另一种虽属不同但却是直接的快乐联系着。
对儿童游戏做进一步的探讨也不会消除我们在这两种看法之间的犹豫。显然，在游戏中，儿童重复在现实生活中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切事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把这种印象的力量发泄出来，可以说，这就是使他们自己成为情境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一切游戏显然都受他们一生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愿望影响——即长大成人，能做大人所做的事的愿望。我们还可以观察到，某种体验的令人不快乐的性质并非总是不适合成为游戏的内容。如果医生检查了一个儿童的喉咙，或给他做了个小手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这些令人惊恐的体验一定会成为下一个游戏的主题。但在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实，从另一个根源也能产生快乐。在从这种体验的被动性向游戏的主动性转变的过程中，这个孩子把那个不快乐的体验转移到他的一个游戏伙伴身上，并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替代物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不过，从这个讨论中我们发现，没有必要假设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模仿本能，为的是给游戏提供一个动机。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人的艺术戏剧和艺术模仿。和儿童的游戏不同，成人的艺术戏剧和模仿是针对观众的，它们并不为观众省略掉（例如，在悲剧中）那些最痛苦的经验，并且能使他们感受到高度的快乐。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即使是在快乐原则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足够的办法和手段使令人不快的东西变成在心灵中进行回忆和探究的一个主题。对这些把产生快乐作为其最终目的的案例和情境进行考虑，应该让某个美学体系对其主题带着一种结构的观点来进行。它们对我们的目的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它们预先假定了快乐原则的存在和至高无上；它们没有证据证明，有超越快乐原则的倾向在起作用，就是说，那些比快乐原则更原始并且独立于快乐原则之外的倾向性。
（第三章）
25年的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今天在精神分析技术的直接目的方面已经和它在初创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最初，从事分析的医生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发现病人所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材料，把它的各个成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告诉他。当时，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解释的艺术。由于这样并不能解决治疗的问题，所以另一个目的便很快表现出来：即迫使病人从他自己的记忆中肯定分析师的这种建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的是对付病人的抵抗：这种艺术现在就在于尽可能快地揭示这些现象，向病人指出这些抵抗，并通过人的影响——这就是作为“移情”的暗示所发挥的作用——引导他放弃他的抵抗。
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最初所确定的这个目的——即把潜意识的东西变成意识的这个目的——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病人不能回忆起在他心中全部被压抑的东西，而且他不能回忆起来的东西或许正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因此，他不可能对告诉他的这种建构的正确性产生信服感。他被迫把被压抑的材料作为一种当前的体验来重复，而不是像医生所愿意看到的那样，把它作为属于过去的东西来回忆。这些精确地令人讨厌的再现，总是把婴儿期性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它们的主题——即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及其派生物；而且它们必定会在移情的范围内，在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当事情达到这个阶段时，则可以说，早期的神经症现在被一种新的、“移情性神经症”所取代了。医生努力把这种移情性神经症保持在最狭窄的限度内，尽可能多地强迫病人回忆，尽可能少地使其重复出现。被回忆起来的东西和再现出来的东西之间的比例是因案例的不同而变的。一般地说，医生不能给他的病人省略这个治疗阶段。他必须让他重新体验已被他遗忘的那一部分生活，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使病人保持某种程度的冷淡，这样，不管怎么说，将使他能够认识到，看起来是显示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以往过去的一种反映。如果这一点能够成功地达到，病人就能产生信服感，依赖于此的治疗的成功也就达到了。
为了更容易理解这种“强迫性重复”（compulsion to repeat），这是在精神分析在治疗神经症时发现的，我们必须首先放弃这个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在我们与抵抗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所对付的是潜意识方面的抵抗。潜意识——就是说，“被压抑的”东西，并没有对治疗的努力产生任何抵抗。的确，它本身所做的努力无非是强行推开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并且尽力地做到要么达到意识，要么通过某种真实的行动实现释放。治疗期间的抵抗产生于最初实施压抑的心灵的同一个较高的层次和系统。但是，正如我们从经验中所知道的，抵抗的动机，以及确实还有抵抗本身，在治疗期间最初都是潜意识的，这个事实向我们暗示，我们应该更正我们的术语中的一个缺陷。如果我们不是在意识和潜意识之间进行对比，而是在连贯的自我和被压抑的东西之间进行对比，我们就避免了缺乏清晰性。当然，自我中的很多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描述为其核心的东西，自我只有一小部分包含在“前意识”之中。在用一种系统的或动力学的术语取代了一个纯描述性的术语之后，我们就可以说，病人的抵抗起源于他的自我，于是我们立即发现，必须把强迫性重复归于潜意识中被压抑的东西，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只有在治疗工作进行到一半，并且放松了这种压抑之后，强迫性才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