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新旧之战——变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新思维(2)
1910年，美国的经济尽管蓬勃兴旺，但是财富差距创下了人类社会的新高。在这种情况下，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出了一系列所谓“新进步运动”的改革措施，极大地限制了新贵阶层的权力，解决了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保证了经济继续前进，奠定了美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又迫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出经济新政，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方面入手改革，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最近一轮的经济思维创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所谓“供给学派”的经济新思维，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税率，这一系列政策带来了世界经济接下来20多年的蓬勃增长。后来的全球化、投资高涨、创新风潮等都应该归因于那一场改革。
现今，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如何面对投资不利、入不敷出、金融市场混乱、收入差距加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必须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新经济思维的三个基本点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而言，一个新的经济学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也必须超越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维，必须针对当前世界的最大挑战，提出明确的方向，开出精准的药方。这种新经济思维在笔者看来必须包括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对发达国家、中国等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三个维度都至关重要。而各国所面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讲都必须从这三个方面加以解决。
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极其昂贵，其效率又极为低下。根据发达国家自己的统计，其70％～80％的社会福利性开支用于补贴那些从本质上讲不需要社会福利支持的人群。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最大的隐性的社会福利开支是对买房阶层的利率补贴，包括联邦政府对房地美、房利美的兜底承诺以及家庭房屋按揭利率支出免个人所得税的措施。在中国，很显然，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机制是空缺的。返乡的农民工、生病的贫困家庭、失学的儿童、孤寡老人、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些人群是中国社会必须要有针对性扶持的对象。援助这些人群既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是稳定社会、唤起民众拥护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竞争往往是残酷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是永远的优胜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不幸的、被市场经济甩出去的失意者。更不用说，人类最大的不公是基因的不平等，而市场经济往往是放大了人类基因的不平等。如果不能对市场经济最大的失意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那么市场经济不可能在中国进一步地深入人心。
尽管中国在最基本的福利制度方面的建设是缺位的，与此同时，又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在积攒社会能量，那就是泛福利化呼声。这一倾向的一个表现是，一些中高等收入的人群强势呼吁，自己需要政府提供事实上的福利补贴。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免费，就是一种泛福利化的倾向，是中高收入阶层搭福利化便车的表现。首先，高速公路不是公共品，只有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人才受益，而高速公路上车流量到了一定程度时，这种服务又有排他性，是互相排斥的，高速公路服务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定义。其次，高速公路不同于粮食和基本住房，它不是必需品，因为不上高速公路，通过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也能够达到远行的目的。因此，高速公路免费的补贴，本质上是一种高福利的政策，是对有车阶层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补贴。在家家有车的美国、德国，这种补贴也许具有普适性，但在很多低收入家庭并没有汽车的中国社会，这种补贴却是补贴了高收入阶层，其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必须削减过头的福利；对于中国而言，必须抵制泛福利化倾向，集中财力补贴最贫困的阶层。根据笔者的计算，如果中国3亿个家庭中最贫困的10％，每家每年获得相当于1万元的补贴，其费用也就是3000亿元，仅仅占到整个GDP的0.6％、公共财政收入的2.9％，这完全是社会负担得起的，成本是可控的。
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现代市场经济必须监管，不监管的经济一定会步入危机，这是因为现代金融体系具有太多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信号交易正反馈和共振等问题。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应有的监管。
监管是必需的，同时也必须是有效的。对中国而言，必须强调这种监管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否则监管就会走向歧途、走向寻租、走向低效。对中国经济而言，法治是监管的基础，司法系统必须逐步走向独立，并把政府的行为列入监管对象。以证券市场为例，之所以过去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考虑通货膨胀，中国名义GDP年均增速在13％以上，而A股的平均回报率只有1.3％左右，究其根本，就是证券市场的司法不到位，这与美国1933年之前的股票市场有类似之处，因此，笔者提议要在北京、上海或深圳建立专门处理证券司法案件的检察院和法院。
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市场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基本取向，市场化的程度还要继续推进。在基本福利制度和政府法治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取向应当是唯一的选择，市场化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中国而言，最直接的市场化目标，就是把大量国有的以及跟国有经济密切相关的部门进一步推向市场。国有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国企高管必须和政府切断关系，国企工作人员不应再像目前一样潜在地纳入公务员体系，不能由政府直接任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市场原则去激励、去考核国企高管。国家对国企的干预要大幅度减少，要逐步放开国有控股的领域。同时，从公共财政的长期稳健来考虑，国家可以将从国有领域撤出的资金，按照市场分散化的原则，投入到非国有部门，形成维系国家财政稳健的资金基础。
只有在监管和福利制度到位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才能最终调动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才能让中国经济的潜在需求和供给释放出来。
新经济思维支撑新一轮改革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动荡的时代。中国经济尽管已经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是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相比，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矛盾、应对当前世界经济矛盾的根本，就是新的经济思维。现实中复杂的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研究和思想最根本的推动力。笔者坚信，当今世界正在呼唤新一代的经济思维，而它最终必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新一轮的蓬勃发展。对中国而言，它必将带来长期稳定的繁荣和可持续的增长。
穷国、富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新三国演义【原文载于《新财富》，2012年7月】
金融危机过去将近6年了。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新一轮的持续性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轮深刻的变化中，穷国也好，富国也好，中国也好，任何一方只要能在改革调整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推动实质性的进展，这就将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中国有35年改革成功的经验，以及当前社会民众对改革基本的共识和广泛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轮调整的过程中，中国仍
然能够像过去35年一样，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在穷国、富国
与中国这个新三国演义中扮演强者的角色。
穷国、富国，与中国
当今全球经济大格局，可以用穷国、富国和中国这种新的三个世界来划分。穷国指的是那些不发达，仍具有工业化、现代化潜力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富国指的是那些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人均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一大批经济体。而中国显然不同于别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的规模之大，储蓄币之高，外汇储备之巨，对外投资和吸引投资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同时，中国更不属于发达国家，人均发展水平仍然只有美国这一经济发展标杆的五分之一，中国内部也有很多的省份和地区，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发展水平。这就是当今全球经济的新三个世界的格局。
金融危机之后，一场新的“三国演义”正在展开。这三类国家都面临着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矛盾，都必须经过艰苦的调整和改革，才能够回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轨道上来，新一轮的制度变革的竞争正在展开。
穷国又被逼到非改革不可的境地
穷国所面临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爆发5年后的今天显得尤其突出。这一轮金融危机的策源地是英国和美国，国际金融市场的注意力也在这些国家身上。因此，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穷国从整体上讲，获得了短暂的发展喘息之机。穷国，尤其是其中发展速度较快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在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大量资金涌入到这些国家，穷国出现了一片繁荣。国际舆论也曾经一边倒，认为这个世界改变了，富国的光环让位于穷国。但是今天，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步恢复，以及由此带来的超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穷国自身的很多基础的制度性问题暴露无遗。穷国的根本问题是基础性的现代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其中包括支撑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的社会福利体制。许多穷国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许多领域都是政府严加管制，导致个别企业的垄断地位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高企，贫困问题严重。不少国家，包括印度、巴西、马来西亚等国家，仍然存在着政府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而官商结合产生的种种弊病也不时地以丑闻的形式爆发出来。这一系列微观体制上的问题，在当前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情况下，引发了一轮国际市场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唱空的浪潮，带来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巨大冲击。印度、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的货币巨幅贬值，造成了投资者的恐慌。摆在这些国家面前最根本的问题是能否坚定不移地推进基础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用改革和调整来应对这些危机。穷国正在分化，那些真正致力于改革的国家将是下一波明星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富国不落实改革，危机还会光临
富国在金融危机爆发5年之后，经济状况普遍出现了反转。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领头羊，其经济出现了比较稳健的反转：失业率不断下降，资产价值包括房价屡创新高；新一轮的科技型企业，包括互联网和生物制药企业，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资浪潮；能源革命也给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机。欧洲经过艰苦的调整，走了一条货币政策相对紧缩的艰苦的调整之路。欧洲的中流砥柱是德国，德国经济由于在20年前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如今坚如磐石。而欧洲的“病夫”希腊，如今也兑现了一系列改革承诺。这使得希腊在2014年4月份得以重返国际债务市场，这也标志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调整进入了新的阶段。
尽管富国目前出现的是一轮稳定恢复的景象，但是必须看到，发达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必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契约。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大量的企业从发达国家移向其他地方，全球化带来了企业的利润上涨，但是并没有给民众带来相应的好处。在这个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社会面临一个根本的矛盾——是给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减少社会福利的支持，把民众推向全球化的风口浪尖，让他们在全球化的大风大浪中搏击，从而提高竞争力。这两派观点仍然争执不下。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的国际地位，在短期内带来了繁荣，这种繁荣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的比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但是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美国著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30年院庆的系列学术活动中特别强调，美国当前的繁荣是富人的繁荣，与穷人无关，美国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10年之内，美国将出现大规模的社会抗争。欧洲的情况，比美国似乎好一点。毕竟欧洲央行在此轮金融危机的应对中，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动干戈。因此欧洲在财政政策以及社会福利方面出现了与美国相比更加实质性的调整。尽管欧洲的恢复步伐相对缓慢，但脚步却来得更加坚实。值得关注的是，欧洲能否最终实现他们的改革承诺，这仍然需要观察。
中国，改革共识如何落地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各界包括决策者，对自身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是有共识的，那就是，中国必须进一步改革。没有改革，所有的矛盾，包括社会矛盾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但问题是，如何推动并且最终实现这一轮改革的承诺，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最大问题。如今的改革比之35年前，要艰难得多。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的相对权力的下降，社会各界日益的多元化和草根化，利益集团夹杂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舆论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轮的改革考验中国民众的忍耐力和决策者的大智慧。这一轮的改革最艰难的课题是如何在进一步放宽市场的作用与加强政府应有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处理好、解决好，否则中国无法与穷国和富国们齐头并进。
金融危机过去将近6年了。我们的世界正在出现新一轮的持续性的深刻变化。在这一轮深刻的变化中，穷国也好，富国也好，中国也好，任何一方只要能在改革调整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推动实质性的进展，这就将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中国有35年改革成功的经验，以及当前社会民众对改革基本的共识和广泛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轮调整的过程中，中国仍然能够像过去35年一样，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在穷国、富国与中国这个新三国演义中扮演强者的角色。
如何应对即将全面爆发的欧债危机【原文载于《新财富》，201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