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新旧之战——变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新思维(1)
危机后的世界变好了吗【原文载于《新财富》，2013年10月】
过去5年，得益于大规模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及各国政府的携手努力，世界有效避免了从金融大危机到经济大危机的演变，但危机的病根至今仍未根除，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没有改变、公共财政改革没有任何进展，中国经济的一些体制性问题也没有缓解。危机之后，要标本皆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的改革。中国经济有望在全球拔得改革的头筹，与此同时，欧洲统一的步伐也将加快，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势在必行，美国重振雄风的关键亦在于公共财政体制能否进行深刻的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整整5年了。
过去5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为应对危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世界因此而变好了吗？世界记住了金融危机的教训而变得更明智了吗？
事与愿违，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世界并没有深刻地反思危机，从而通过积极的行动、深刻的改革避免类似危机的重新爆发。应该说，危机爆发5年了，但世界并没因为反思危机而变得更好。
治标给力，治本不足
回顾过去5年的金融危机应对史，最大的成功在于山呼海啸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没有重演。与大多数人5年前的担忧相反，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增长，应该说，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爆发经济危机。
为什么世界有效地避免了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演变？显而易见，大规模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以及各国政府的携手努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二战前的那次经济危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是英国政府迅速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大手笔为私营的金融机构注资，驰援市场。美国虽然发力较晚，但救市力度却远超英国。美联储不仅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及以其为抵押的金融衍生品，还直接注资于花旗、美国国际集团（AIG）等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在财政方面，美英政府更是通过削减工资税、联手加拿大政府直接购买通用汽车75％股份等一系列行动拯救市场。
这一系列行动被部分学者标注为“凯恩斯主义”之举，事实上，这些救市行为的手段和力度都远远超过了凯恩斯当年的想象。凯恩斯只不过是强调财政政策要积极，要在所不惜。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也会如此重要、如此奏效，央行可以直接印刷钞票购买金融产品，而不仅仅是借手于降低利率这一在凯恩斯看来毫无实效的货币政策。2013年8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世界央行年会上高声直呼，“过去5年的英雄是世界各大央行，它们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拯救了这个世界”。
应该说，这一场救助行动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政府，而最有力的推手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美联储从来没有跟美国财政部如此密切，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从来没有如此露骨地支持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将载入史册，供未来的经济史研究者咀嚼回味，而我们这一代见证者，恐怕绝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救助行动的超常历史意义。
国际货币的巨大优势史无前例地体现
金融危机后，为什么是作为震源地的美、英两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走出衰退？而且，美国的经济恢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是最好的，其房价近一年连续不断上涨，居民消费在恢复，一些失业率指标也在下降。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性原因就是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地位，尤其是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带来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怀疑。这种超稳定的国际信用，直接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美国资产价格上涨的隐形催化剂。而美国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股市上涨并再创历史纪录，直接帮助了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家庭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恢复最好的公开的秘密。
设想下，如果印度和巴西是这场危机的策源地，而它们也效仿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定会导致本国汇率大幅贬值，进口成本迅速提高，通胀高企，资金外逃，金融机构破产，金融环境恶化，其结果无异于火上浇油。
世界因为量化宽松及英美超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而变好了吗
仅仅从避免经济危机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应对之策也许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场危机的根源消除了吗，则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还远远没有找到或者开始推出根除金融危机根源的措施。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无非是两条。第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鄄Frank Act），但该法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大幅提高各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比率，也没有从本质上限制超大规模金融机构的发展，更没有起到在金融市场上保护消费者、让信息充分披露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部繁文缛节、让金融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法律。在美英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的本质其实是“猫的能力不如老鼠”，即监管部门人员的能力远远低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那些拿高工资、高奖金的从业人员。优秀的人才涌向了金融界第一线，留下来二流三流的人员进入监管部门。基因有缺陷的猫怎么能够抓住健硕而机敏的老鼠？这是金融危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欧美等地50％以上的公共财政必须流向社会福利等赋权性支出，而政府所能削减的仅仅是用于科研、基础设施等方向的可支配性支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由于国内政治纷争，没有在赋权性社会福利的开支上进行任何的削减，而仅仅削减了政府的可支配支出。可支配支出不仅在政府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低，而且往往是能够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必要开支，比如高等教育和科研支出。毫不夸张地讲，美国在公共财政方面的改革没有任何进展，金融危机的病根仍然潜伏在身，可以预计，未来3—5年来自于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仍然不可避免，这轮动荡的导火索将是美国公共财政情况的恶化。
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与此相辅的是高达20万亿元的货币存量的扩张。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及时地逆转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迅速让经济恢复两位数增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些体制性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里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仍然过多，司法体制的独立性远远不足，贪腐现象仍然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同美国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危机之后标本皆治，推进改革。
中国誓言改革，欧洲艰难前行，新兴经济体备受考验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有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拔得改革的头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受到世界瞩目，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改革措施被提出，并广泛征求意见。不同渠道的信息都表明，改革的决心在过去十几年来从未如此之大，改革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强也是过去十几年所未见的。改革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主题词。
欧洲也在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恐怕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大的、长远的受益者。通过这一轮危机，欧洲人看清楚了货币统一，但财政不统一、金融监管不统一等带来的弊病，也更加坚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决心。这一轮的改革中，欧元不会倒，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正在统一，财政政策统一也正在热议，统一的欧洲能源市场、电网、通信网络等讨论都在积极推进之中。有迹象表明，欧洲统一的步伐将加快。经过3—5年的调整，欧洲的经济将有可能恢复到稳健增长的轨道上来。
而新兴市场国家则正在经受考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已经引起了金融市场对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的深切担忧。这些国家毫无疑问将经受金融冲击的洗礼，并不得不推出新一轮的改革措施。美国虽然经济恢复快，却是今天世界经济恢复最大的、中长期的不确定因素。美国重振雄风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也不在于如何用好自己的新能源，更不在于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如何退出，其根本在于公共财政体制能否进行深刻的改革——通过调整社会保险、增加一部分税收、削减一部分社会开支，将基本财政赤字降低到3％以下，重新回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
总之，危机5年了，世界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变好，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得以避免，但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仍没有消除。世界经济要真正走向繁荣，有赖于各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的改革。
金融危机的时代呼唤全新经济思维【金融危机的时代呼唤全新经济思】
这个动荡的世界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资源，不缺人才，唯缺良好的公共政策。而通向良性公共政策的改革，靠的又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回顾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的每一轮经济危机，最终都由新经济思维来终结；要解决当今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矛盾，同样要依赖崭新的经济学思维。这个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必须针对当前世界的最大挑战，开出精准的药方。
在笔者看来，新一代的经济思维必须在三个最基本的维度上创新。第一，必须建立最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废除泛福利化体制；第二，必须在完善的、独立透明的法治基础之上建立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第三，必须大力推进生产领域的市场化，鼓励实体经济投资。各国所面临的矛盾，都必须从这三个维度加以解决。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在监管和福利制度到位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才能最终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让中国经济的潜在需求和供给释放出来，获得长期稳定的繁荣和可持续的增长。
危机时代最需要的是新经济思维
当今全球是乱世：欧洲仍然备受金融和债务危机煎熬，美国亟需的财政、金融改革步履维艰，危机的风暴仍在聚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基础不稳，风险暗藏。完全可以预见，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动荡还将在世界范围内来临，其发源地最有可能的就是至今没有进行深刻的公共财政改革和重大经济关系调整的美国。
动荡时代，经济的增长是低迷的，发达国家百姓的生活水平难以持续提高，甚至还在下降。毫无疑问，全球的政治领导、商业领袖、思想界精英都在寻找答案。那么，出路何在，动荡的世界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复兴之路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问，当今世界缺什么？又需要什么？
显而易见，当今世界不缺资金。发达国家、各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争先恐后地出台了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大量的资金积聚在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跨国公司口袋中也充斥着鼓鼓的现金。据美国方面统计，仅仅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就存有两万亿美元的现金。可惜的是，这些资金并没有转换为实际的投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是资金充裕，大量的外汇储备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足以买下在英国伦敦市场上市的全部股票，也抵得上美国上市公司20％的市值。我们的时代是不差钱的时代。
这个世界显然也不缺技术。有人讲，新的世界期待技术突破，事实上，有大量现成的技术等待着资金去投资，等待着市场去挖掘。碳纤维、纳米等新材料技术完全有可能改变世界，未来的汽车和飞机会更轻更坚固；互联网技术加自动控制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未来10年之内让马路上的汽车基本实现自动驾驶；互联网技术又会使得人类的交流方式发生改变，未来大量的国际会议完全可以通过电视会议的方式实现；更不用说在生命科学领域，人造器官、基因疗法、干细胞等技术突飞猛进，人的寿命在延长，而人类对延长生命的渴望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
当今世界缺少资源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石油开采领域裂压技术的突破已经带来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据美国自己统计，其在三年内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出口。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俄罗斯等资源发达国家，有大量的自然资源等待开发，它们担心的是未来供过于求，资源价格太低。亚洲的蒙古，非洲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地区大量已经探明的矿山也等待着实业投资者去开发。
这个世界也不缺人才。中国、美国、欧洲合计每年有上千万的年轻人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走进不同工作领域。创新的精神在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引导下比任何时代都高涨。
这个世界唯一缺少的，是良好的公共政策，是应对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种种国际挑战的对策。在公共政策方面稍微取得一些进步、摆出前进姿态的国家，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青睐。比如英国，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仍然高达GDP的6％，却以过去200多年来最低的、创纪录的利率水平吸引了大量投资。在财政改革方面却步不前的意大利，尽管基本财政赤字为零，仍然遭受资本市场的怀疑和5％以上融资利率的惩罚。在我们中国，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账户，寄存于在上一轮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获得巨大收益的民营投资者的名下，他们看不清投资方向，摸不准下一轮政策的走势，因此不愿进行实业投资。
那么，良好的公共政策以及相关政策改革靠的是什么呢？说到底，靠的是崭新的经济学思维。
历史上每一次危机都由新经济思维终结
如今的世界，又遇到了一道坎儿，面对这道坎儿，人们在经济学思维方面要有所突破。一旦实现突破，世界经济必将回归繁荣，并能持续十几到二十年。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若干轮巨大的挑战，每一轮挑战最终都是由经济思想的突破来解决的。19世纪末，工业革命后英国的市场经济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上议院的贵族主动提出了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措施，涉及基本福利制度、住房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公共健康制度，这一系列制度改革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英国经济的稳定，也使得恩格斯当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预言的危机并没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