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为张作霖工作(2)

在我回到哈尔滨不久，我发现意大利当局仍然不想让我安生。于是我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后来再看这个决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到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再加上意大利已经开始奉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风气也换了，因为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意大利的政府的官员也换了一茬。于是我决定放弃意大利国籍，加入中国籍。

在中东铁路督办朱庆澜、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将军与中东铁路路警处长姚志曾的保证下，我成了一名中国人。因为有了新国籍的关系，我可以毫无阻碍地回击暗害我的歹徒们了。

在我加入中国国籍后，没过多长时间，我又被人行刺了一回。这回我就不客气了。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歹徒被惩罚的消息就上了报纸。我把当时的报纸上所记载的新闻剪录了下来：

哈埠谋杀间谍失败

图刺万斯白印人已被引渡

哈尔滨一月十二日特讯：本埠放映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斯白，上月被人行刺案，同谋印人名婆新者，业已捕获，已引渡至上海英国当局，然主犯意人名康独弗洛司者，则迄今尚未就逮。

此项行刺阴谋，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觉，英领署立即要求中国警察局引渡该犯婆新，因婆新以共谋罪由中国当局拘捕也。

然据一般观察，对于康独弗洛司仍在哈尔滨逍遥法外，未予拘捕，殊令人有莫名其妙奇异之感。

万斯白在华有年，与沈阳特务机关原有特殊关系，彼对于特务工作，功绩至巨，处置共产党活动及偷运军火方面尤具成绩，此间众信行刺万氏之阴谋，由于万氏为沈阳当局工作，其中不免触怒个人，至引起私仇报复行动也。

白俄性奴贩卖者

我回到哈尔滨当了张作霖的特务员之后，一些违法之徒如白奴贩卖者都公然向我挑战了！

很多俄国亡命者在布尔什维克未报复前都逃亡到远东了，其中90%在满洲住了下来，这90%都是赤贫如洗的人，好像搜寻野食的饿鸟似的。那些白奴贩卖者到沈阳、哈尔滨等城市选相貌不错的俄国少女，将她们卖到各国去。在我做特务的生涯中，我发觉这批白奴贩卖者是最难对付、组织最严密，也是最有钱的。我们也拘捕过一些白奴贩卖者，但他们贿赂了法官，又逍遥如故了。白奴贩卖者中的霸王是一个反动的保皇党俄人，他被捕过23次，每次都证据充分，但他每次都交2万元至2万5千元之巨的保银后被释放。

经营这种臭名昭著买卖的外国人，是以治外法权作其护身符的。有两个瑞典人在到了哈尔滨的一两年内，竟成了满洲的恐怖分子，他们是在哈尔滨的车站上被我的手下捉住的，和这两人同行是六个穿戴很体面的女子，她们是被押解到天津去当“官场交际花”的。我知道我们的抓捕手续是无用的，所以我让手下将这两人送到铁路线边界处，将他们绑悬在电话线杆子上以作惩戒了事。

1926年，哈尔滨著名的马迭尔饭店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法国人，他租下了两间最好的房间。不久他在各报纸上登出启事，要招聘一些18岁至22岁的女子当打字员，且待遇优厚。我派了几个手下暗中监视他，发现在24小时内，已有20几人去应征了，而且他还给每个来应征的女子20元钱的补助。我自己跑去见了那个法国人，我到的时候发觉他快要离开旅馆了。我跟他说我有两个女儿想要谋到合适的职业，先过来了解情况。那法国人说他是上海法租界的秘书，他说，“这是我们公董局要用的，我们要用到许多打字员。”（后来我知道他与法租界毫无一点关系。）

“但是我的女儿都不懂法文。”我装作遗憾地说。

“这不重要，上海法租界有两万以上的俄国人，我们的行政工作更需要懂俄文的人。”他说。

此刻，我已经知道了他实际上是个人贩子。所以我说出了我的身份，并警告他：“我劝你今天晚上就离开哈尔滨，否则性命不保。我明明白白告诉你，过去抓到的那些白奴贩子我们都让他们失踪了，而且查不出痕迹。”

那个法国人当夜就跑掉了。当然，一个打字员都没给带走。

日军进犯满洲后，我和白奴贩子的战斗就被叫停了。日本人允许开设妓院，他们贩卖人口还是一大笔收入呢。

有一天晚上，我的手下在齐齐哈尔的一辆运货车上，听到了一阵哭声，他把车门打开，看到有一个名叫罗森堡的妇人和11个不满16岁的俄国女孩子在一起，其中两个女孩子已经被冻死了。这些女孩子是那妇人从农家买来预备带到天津去的。这个妇人当夜就给牢狱里的守狱人绞死了。这妇人从那些穷苦的同类身上生财谋利的行为，那些血和肉的惨象实在令人无法看下去。那个看守她的中国人说，她不过是偿还了她自己的孽债……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解释。

张作霖是怎样被暗杀的

从1920年9月24日开始，我在张作霖将军的领导下工作，用不健全的工具为法纪治安而奋斗着。很多人做过我的上司，张将军是最好的上司。

张作霖于1867年生在奉天的一个小镇海城。那是东三省南部的地方，关于他年轻时候的故事简直像神话，有一次他跑到县知事衙门里去责骂知事欺侮贫苦，不等衙门里的士兵集合起来，他就将那知事杀死了，之后宣布了知事的罪状，然后跑了。

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加入了日军方面工作，日本人很喜欢他，从扶植他成为奉天省都督一职便可见一斑了。1922年，他第一次离开满洲参加北京附近的战争，但他的军队给吴佩孚打败了，他就将自己的军队撤退到满洲，并宣布东三省独立，现在的中国东三省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

他是一个很好的行政长官，也是一个毫无怜悯心的专制人物。他既无教育又无修养，但他又具备特殊的聪明才智和超人的记忆力，这样的才干造就了他的地位。张作霖主政时期满洲的农民，和中国其他各省的农民相比舒服多了，原本一个千万人口的地方，到张作霖死的时候，已是一个具有三千万人口的富饶之区了。

张作霖性情暴躁，他处置那些操纵钱票市价的本地银行老板董事们的手段，可作为一个实例。有一次他在沈阳召集会议，邀请了9个银行老板来开会。等这些人到了以后，张作霖给他们训话的坦率程度大概可成为世界纪录了：

“我是很明白的，我想你们也和我一样明白吧，你们操纵了满洲钱票市价，发了大财，害死了农民和商人。我以前曾经警告过你们，要你们负责，但是你们没有做到，现在你们就听我说吧：假使在你们的地位，而做不到纠正这种投机勾当，那是你们的无能与罪过，所以你们是该死的。”

5分钟之后，9个银行老板的头就滚落到张作霖院子里的地上了。

许多年来，张将军有目的地作弄日本人，在许多次事件中，他很多次利用他们达到他自己的目的。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将军通电讨伐张作霖想要迫使其下野（这种通电是中国的“政客”们所喜欢的），并在同一天发动精锐部队，出长城向沈阳进发。

不久，郭部已迫近沈阳不远，日军动员起来了，他们增防沈阳铁路线，同时通知郭氏部队不得靠近南满铁路线20里之内，日本人传达的信息说，沈阳已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了。几天后张氏将部队整顿了一下，同时又让一师日军都穿上本部制服，两支队伍共同出击郭部。这一战他获得大胜，郭氏及其妻当即被捕并被执行了枪决。

1926年，张作霖受日本人怂恿进犯北京，他在那里统治了两年。在这期间，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遍布全中国。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最初是共产党，后来是蒋介石将军的势力达到了济南。在济南，蒋氏的军队，遭遇了占据胶济铁路的日军的攻击。日军在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但这时的张作霖将军着急想回满洲了，留守东三省的张氏挚友吴俊升将军，也催促他回去。

1928年5月19日，驻北京的日本大使警告张氏勿回满洲，但张氏还是毅然踏上了回沈阳的列车。

5月31日，张作霖将军的东京特派员司温哈特紧急警告张氏万勿搭火车回沈阳，因为他已得到情报，张氏将在路上遭遇暗杀。但张氏对此谣传并不相信，并将这话告诉了日军司令部的一个官佐。那人笑着回答说，为了证明此行绝无危险，他本人可与将军一路同坐一节车到沈阳去。

他们搭的是6月2日午夜从北京开出的一班车，我也在那车上，但我自己因为要在天津调查某项问题，所以到了那里便下车了。日军当局请吴俊升将军在6月4日那天到离沈阳车站南20公里外的地方去迎接张作霖。吴氏偕同几个幕僚准时去了，他接到张作霖，就和张作霖同车回沈阳来。火车将到沈阳前十分钟，那个同车的日本官佐站起身来，说要到隔壁房里去佩好戎装军帽（事后查明，他是跑到最后一节车厢里去了）。几分钟后，当火车穿过一座桥洞时，火车突然间爆炸，这辆搭着张作霖和半路上车的吴俊升将军的火车被炸毁了，死了17个人。张作霖将军受了重伤，几小时后也死了。

日军是暗杀张氏的幕后操纵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放置炸药的那座桥本来是中国士兵把守的，但在几天前却被日本兵接替了。

张作霖将军死了，他的儿子张学良承继了父亲的地位，但他同情新中国革命，始终不听那位满洲军参谋长杨宇霆的劝告，而主张直接反抗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实现他们出兵入侵东北的计划就近在眼前了。